从Willis的重建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种意义的“符应原理”。在意义视域的间接或背景层次上，这些“哥们”所建构出来的社会生活观、认同的欲求以及信念，即是符应于劳动阶级工作场所的文化。这些文化主题并非强加在潜在课程当中，而是建构自劳工阶级的学生、家长及他们的文化源头，以因应异化及低薪的劳动。借由反抗学校，从而甩开他们那唯一可以脱离劳工阶级工作的机会，这些哥们为劳工阶级的未来预做准备。Willis认为，在这所劳工阶级学校当中其他敬重老师的男孩，也还是会因为要走出校园接受劳工阶级的工作而紧张，他们对于处理异化的工作条件比较缺乏准备。
Willis研究中所提出的社会模型，也隐含生产的社会关系基本的重要性。归根究柢，哥们的文化是人们在异化的工作条件中，试着去维持种种正面的自我认同及“尊严”的产物。当我们发现这个文化是倾向哥们自己建立出来，而非学校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在“基础”与“上层结构”之间的区别便开始消失不见。生产的社会关系并非被机械地复制，而是通过人类主体，包括在这些生产关系中失去最多的人们之主体。
Willis的分析很巧妙地结合了机械论与文化论的主题。生产关系外在（outside）与内在（inside）于劳工阶级人们（所有的人们）。所谓“外在”是因为，我们没办法选择要出生于怎样的环境中，而这本来也就在我们的认知理解之外；不管我们要不要，都得处理这些情境。而所谓“内在”是因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即为文化活动的产物，通过所有人参与文化的生产而复制。
Willis的理论被称为“文化复制”理论，因其强调文化的发展通过社会行动者的抉择。当人们以种种熟悉的文化主题去描绘时，文化即被复制。他们在这些文化主题上描绘以回应在他们身上所接收到的制度设定以及限制。这些哥们基于家庭以及社区中学到的文化主题，而创造出一个反学校的文化。虽然这个文化在很多方式上的确独特，但系运用在父母跟邻居的文化中同样可以发现到的间接参照。此外，这些家庭和邻里文化与工作地点的文化有关，即在工作的异化条件中的工人阶级产生的文化。因此，Willis叙述了一连串在文化范围内各种相关社会地点之间的“趋同形态”（isomorPhism）：家中、学校的同侪团体、工作地点的文化。基本上，这些“趋同形态”将各个不同的地点“环环相扣”，成为一个复制的循环回路，如此以使劳工阶级的孩子们确保自己在毕业之后进到劳工阶级的工作中。
虽然Willis提出的模型的中心思想在于文化生产是通过人们的自由选择，但他对于哥们为什么创造独特的文化的解释，却是聚焦在资本主义工作关系及其异化。Willis有个很好的理由，他认为当面对异化的工作时，劳工阶级的人们为了维持尊严以及正面的社会界定，因而创造一个抵制的文化。主流文化仅提供给劳工阶级最低形式的名声及尊严：劳工阶级的人们对工作的掌控权不多；他们隶属于官僚体制下的工作组织；他们的工作有损人格、低薪并且看来没什么前景。但正面的自我肯定及自我尊重的心理驱力（drive）在所有人类心中皆很强烈。工人无法自其实际上的工作中满足此驱力，因此他们会发展出一些社会化的方式去面对。他们发展出来的文化颠覆许多主流文化的价值，他们也借此抵制权威，小规模破坏工作流程，以及轻视那些精于“书本知识”与过着“优雅”生活的人。
Willis也暗中在其分析中运用结构论的主题。如他所重建，哥们的文化是一个整体地涉及每个社会行动中“相似”与“相异”的系统。哥们的自我认同常通过打架、开玩笑以及互损。每个强调认同宣称牵涉到对比的系统：“男性对比女性”、“叛逆对比顺从”、“精通街头知识对比精通学校知识”。这全部的项目都是单一文化结构的一部分。
但是不同于其他核心的结构论者，Willis强调文化结构的持续创造，而非结构对行动的决定。每一个行动都可以基于文化主题而创新，文化结构通过人们的抉择而重复；从一个社会行动到另一个社会行动，文化结构绝对不会在完全相同的方式中被参照。结构论者改变立场后对行动理论的见解已经通过后续质性研究而阐发。McLaren（1993）也重新建构了一个二元的（binary）“同源”（homology）与“对立”（oPPosition）的结构，但将之与身体的感受状态关联起来。而我是在“实用”而非“语意”层级上重新建构二元结构，并将之与非二元的文化主题相连结（CarsPecken1992）。
Willis之后的进展
在Willis的LearningtoLabor之后，许多后续研究显示，受压迫的人们如何创造出对立的文化，但同时却又延续了受压迫的状态。有些研究探索潜在课程与学生次级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CarsPecken1991）。McLaren（1993）的民俗志研究通过注意肢体状态，与文化符号的多元声音（multivocal）特征，对于文化复制的基本图像添加了新的概念。我的第一份民俗志研究，则提出了两个概念：“互为主体性的结构”，以及“前理性（Prerational）的认同宣称”对于“理性化信念”的关系（CarsPecken1991）。
文化回路模型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RichardJohnson将文化复制模型继续发扬光大，在其解释系统关系的模型之中，考量因素不再是人们于不同场地之间的流动。许多文化产品无须通过人们在不同地点间的移动，就能够影响到系统关系，例如：广告、音乐、电视、电影及影带制作公司、政府及其他许多机构所生产的产品。这些文化产品乃是通过政治、经济关系而达到其广泛的影响，并非通过人们在不同空间的移动与接触。
Johnson（1983）提出一个简单但有力的模型，几乎足以囊括所有类型的文化产物之分析，包括那些未商品化或形式化的政策文件，这个模型是他在一份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提出的，论文题目为WhatisCulturalStudiesAnyway？Johnson于此篇论文中提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将会发现文化产品呈现一种“回路”（circuit）的特质，他称之为“文化生产的回路”。
文化“产品”包括任何有意义行动的结果。行动本身可视为一个产品，有许多方式可用来“解读”这个产品（具有多种可能的意义），进而影响其他行动者对此产品的解读。但文化产品也可能是有形的事物，如歌曲、书本、汽水瓶、广告牌及汽车等。由于所有人类的产物都拥有意义场（具有多元的意义），因此都属于文化产品。
Johnson的回路模型之整个回路前后有四个要点，在此我稍微重新诠释如下：（1）生产的条件；（2）产品自发的可能意义；（3）不同文化团体赋予产品的诠释；（4）产品对于不同文化团体日常活动的影响（参阅CarsPeckenandAPPle1992）。
当产品的影响力回过头来影响该产品自身进一步的生产时，就已完成了一趟回路。在日常活动的例子当中，行动者会有意识或半意识地监控其行动后果。他们会注意他人如何回应自己的行动。如此的监控会影响他们在类似的情境所采取的行动。这就是一个回路，但只能算是一个小型的回路，可能只有助于整合少数社会地点的行动。
对于有形而且商品化的产物而言，生产者会监控销售的情形，而这会影响他们是否继续生产此产品，或者如何生产。
至于社会政策文件之类的文化产品，则将就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而受到监控。如果这些文件是理想的行政机关所制定的，那么监控就会朝往促成更美好社会的方向。假如制定者是投机的政客，那么政策的文件将根据投票的行为来监控。
为了了解各式文化产物所涉及的种种关系，Johnson建议通过以下四个阶段来研究。首先，观察文化产物如何生产，需要检视生产者是谁、他们生产此产物的旨趣何在，以及影响该产物的文化传统为何。
其次，审视产物本身。其可能传达的意义为何？哪些意义是外显的，哪些是内隐的？在此阶段，以检视文本一样的方式来检视此产物。任何可能的意义都可以被详述并记录下来。但你必须记住，在此阶段只要处理各种可能的意义而已，并不保证大多数人也会同意你的解读方式，必须进一步更多的实证研究以求确切找出人们对于此产物的解读，这也就是回路过程的第三个重点。本阶段只是初步分析产品可能的意义，以作为后续探索人们如何诠释此产品而预先铺路。
第三阶段的研究旨趣在于，设法理解接触到此产物的特定团体所受到的影响。务必使用观察与访谈等程序，以确定这个团体如何诠释影片、教科书、电视节目、大众流行音乐等文化产品。我们可能会发现，此团体最普遍的解读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在阶段二所列出的其中一个可能的意义。不过，也可能会揭示出研究者之前并没有想到的解读。
最后的阶段涉及留意该团体与解读此产物有关的惯常活动。对于同一个文化产物，人们谈论的与实际行动可能并不一致。他们对产物意义的诠释并不保证必然是确实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实际行为可能并不受到其解读方式的影响。
MichaelAPPle在1986年进行的TeachersandTexts研究，就是采用文化回路分析的一个杰出的研究例子。APPle通过文化回路的四个进程来分析学校教科书与政策报告。借由这个理论模型，APPle得以揭示美国的教育政策文件及学校教科书的分配与生产，如何受到政治、经济及父权等结构性因素很复杂的交互影响。他也很小心地检视这些产物的意义场，特别是针对政策文件，他预测不同群体的人们将如何解读这些文件，进而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本书乃是系统分析的杰作，其中便应用了本章所概览过的一些概念模型。此外，在APPle与我合作的一个较小规模的研究“CriticalQualityResearch”（CarsPeckenandAPPle1992）中，也使用了文化回路模型。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检视了学童诠释电视节目的方式，并与他们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活动作比较（在回路中的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概括
文化回路的模型，我们发现此一模型延伸了Willis的文化复
制理论。
此模型的基本要素可以摘要如下：
（1）“社会”并非如同机械或有机组织之类的单一实体，而更像是一组复杂的互动因素。
（2）因此，没有所谓的单一社会系统，有的其实是若干社会系统的关系，这些关系促使不同的社会团体与社会场地之间形成不同程度的整合。监控行动会促成某种类型的系统关系。
（3）影响团体与地点之间社会行动整合的因素，可视为社会行动的条件。行动者根据主体性与意志来行动。但行动者的行动必然发生在特定的背景脉络之下；也就是说，所有行动都受到脉络条件的影响。行动条件的分配就成为一连串的系统关系。
（4）就本质而言，行动条件有很多不同的类别。有些是行动者内在操控的意志，如价值、信念以及渴望的认同，这些是行动的文化条件。其他的条件则是行动者意志以外的因素；这些是行动者在特定社会场地行动时，所面对的资源或限制。严格来说，这些条件在本质上并非属于文化，而是经济与政治的条件。
（5）系统关系是由人们本身所生产与复制的，但是这种生产与复制必然受到上述各种条件的影响。因此，描述社会系统，也就是借由陈述各种行动条件的分配来说明不同场地（或文化产品）之间各种典型的社会日常事务的关联。
上述观点提供给我一些有用的概念，以构思探索社会“结构”的研究架构。在阐明以上概念词汇的意涵与应用之前，我想先回头再讨论一些知识论的问题。因为在系统分析的概念当中，预设了不少涉及知识论而且有待讨论的前提。
研究社会系统；知识论的问题
文化复制理论改进了“基础/上层结构模型”，从而促成新的质性研究与质性资料的分析，并且产出更为精进的概念架构来了解社会系统。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结构分析的知识论遭受到后现代主义一些论调的质疑。结果，如我在本章前面说过的，现在有些批判研究者要么置之不理社会结构的问题，要么就是提出社会结构不再适用的警告，以便降低对他们研究的冲击。
近来有很多学者指出，即使是文化复制理论与其修正的版本，归根究柢也还是属于机械模型的社会理论（例如：Wexler1992）。文化复制仍然被视为固定的、像齿轮一样的生产经济关系。“机械时代”、工业社会，乃是“现代主义”的时代；而“资讯时代”、符号的秩序，则是“后现代主义”。机械论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随着社会的变迁，现在的社会理论显然必须追赶上后现代的局势。
对于知识论的看法也是如此。假如我们说社会像是一部机器，我们的知识论就必须采取一个“游离或客观的观察者”（floatingobserver）的立场，以一种超然而不涉入其中的方式来看待这部机器。游离观察者的描述是立基于可以“被看到”的事物；而这些可观察的事物就“反映”（mirror）出社会的真相。
但是，批判知识论，如我在本书中所呈现的，其概念核心并不采用“知觉的隐喻”。而且，很多针对系统层级的质性批判研究也并不采行机械论的隐喻，也没有涉及“镜像认识论”（mirrorePistemology），因此根本没有这些后现代论者所抨击的缺失。Willis的研究并没有用机械论的观点来看社会，他其实并没有主张社会像是一座机械，引诱着人们来复制社会。不过，如果没有仔细精读他的著作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误解。另一个例子是McLaren于1993年所做的系统分析的研究，他使用了后现代的见解以避免“镜像知识论”的问题。此外，当今许多依然勇于研究社会结构问题的批判学家，既非机械论者，也不是素朴的实在论者，但是我们确实缺乏一套坚实有力的批判知识论，能够对于这些不确定的论题有明确的讨论。那么这些论题又如何可能获得解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