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惠帝即位第二年，年老的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请教将来谁适合接替丞相的职位。萧何不愿意表示意见，只说：“谁还能像陛下那样了解臣下呢？”汉惠帝问他：“你看曹参怎么样？”萧何知道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他便表示赞成，说：“陛下的主意错不了。有曹参接替，我死了也安心了。”
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跟随汉高祖一起起兵。两个人本来关系很好，后来曹参立了不少战功，但是由于他的地位始终比不上萧何，两个人便渐渐疏远了。萧何一死，汉惠帝马上命令曹参进长安，接替萧何做相国。曹参还是以清静无为的办法治国，一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什么也不变动。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以前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凡是辞藻华丽、长篇大论、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是爱酒如命。他白天饮酒，夜晚饮酒，常常喝到酩酊大醉。那些公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看见他每日只顾饮酒，不理政事，很为焦虑，都想来劝说他。可是这些人一到曹参家里，他就摆开酒席，请他们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总是把话岔开，弄得别人都没法开口。客人们一直喝到酒醉离去都没有机会向曹参劝说。
汉惠帝看到曹相国这副样子，心里很不满意，认为他是倚老卖老，瞧不起他，心里很不踏实。但他是个比较柔弱的人，曹参劳苦功高，当面批评他有点说不出口。一天，惠帝对在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说：“你私底下问问你的父亲，就说高帝刚刚去世，我又很年轻，你作为相国，整天饮酒，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哪曾想，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一怒之下，打了儿子二百大板，并且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好好侍奉皇帝去，天下大事岂是你应当说的。”曹参的儿子莫名其妙地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宫向汉惠帝说了事情的经过，汉惠帝也感到很不高兴。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责备他说：“是我让你儿子问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曹参慌忙脱帽谢罪说：“请陛下考虑一下，关于圣明英武，陛下能比得上高帝吗？”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比呀！”曹参又说：“陛下看我的才能及得上萧何吗？”汉惠帝不禁微微一笑，说：“先生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说：“陛下说的话都对。陛下不如高皇帝，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订了一套规章。我们只需照章办事，不要失职就是了。”惠帝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从此也就不管曹参如何作为了。
恰巧那时候正值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特别需要安定，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三年相国，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因此，国泰民安，深得百姓爱戴，便有人编写歌谣称赞萧何和曹参。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萧规，曹随”。
智慧金言
改革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改革是促使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但是，改革的方向必须明确，改革的目的必须正当。盲目的改革或是为了某种片面的利益所作的仓促的更改，不仅不足取，还会引起社会的震荡。
任何体制的设计，自有其合乎历史发展要求的原因，自有其合理和进步的成分。因此对于其正确的并且还在发挥着良好作用的部分就应该继续推行。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当初预想的情势会有所改变，有所不同，有所不便，因而革新就是必须的。就要对于其阻碍社会发展的部分进行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不能抱残守缺，墨守成规。
顺应时代的要求而改革相应的制度，这是治理之道。“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史记·赵世家》）世道不同，事物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时代进步了，风俗也就应当随之变易。有变革，就有继承。有因循，就必有创新，因而，对于既定的章程所作的变更，必须深入研究，系统设计，不能莽撞行事，更不能凭一时的热情和想当然而仓促改变。要有革故鼎新的勇气和远见，更要进行周密的设计筹划，并对相关的因素进行充分评估，避免受到阻滞。我们总是倡导因时制宜，但是，我们的行动又总是拘泥于陈规，在变革与守成的悖论中争吵不已，徒耗时日。与其坐而论道，不如付诸力行。即使是失败的探索，也总比所谓正确的合乎经典的空谈更为有益。
为政智略，刚柔相济
原文
猛急多失出之悔，柔慈招疲软之名。
译文
采用强制手段实施政举，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错误，从而造成悔憾。而一味怀柔仁慈，则会令人觉得工作没有力度，从而招致无能的恶名。
活学活用
乾隆依靠皇权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使大清朝在他统治的六十年内，达到了鼎盛阶段。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正如乾隆自己所说，是与“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思想分不开的。可以说“宽严相济”正是乾隆变革旧政、实行新政获得成功的秘诀。
乾隆帝继位时既没有经过激烈的夺位斗争，也没有爆发不可抑制的社会性危机，顺顺当当地完成了权力的交接。其时可谓政治清明、八方无警。
但是，刚即位的乾隆并非高枕无忧，还有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在他面前对待解决，这也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子时，在位十三年的雍正皇帝像个谜一般的死去。根据雍正生前建立的秘密建储制度，皇四子弘历被立为新君。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取出来的建储传位诏中这样写道：
“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自从努尔哈赤创立大清基业以来，每一位新君的继位都会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只有从众多竞争对手中杀出重围才能得到皇位，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乾隆的父亲雍正继承帝位时，更是一片刀光剑影，喋血萧墙，出现兄弟、宗室相残的残酷景象。为了争夺帝位，也曾出现过不可告人的阴谋，以及不为人知的肮脏交易。然而，到乾隆继位时，却名正言顺，无可争议，顺顺利利地完成了权力的过渡。
乾隆接手的大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两代近八十年的励精图治，国家实力日臻强盛，满洲统治者在前所未有的广袤土地上进行有效的统治，全国的政治局面也从动乱逐渐走向稳定。历代王朝中能够威胁皇权的各种原因，如后宫、外戚、太监、权臣、朋党、宗室的势力也被削弱到最低限度，对皇权没有了任何威胁和牵制。
可以说乾隆所面对的是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这给他创造了一个施展政治才华的广阔空间。尽管乾隆继位时没有大的社会危机，但他却面临着一个并不好解决的难题——如何对待雍正朝的各种政策？
雍正统治的十三年间，实行高压政治，对于宗室大臣残酷杀戮，又毫不留情地打击异己分子，惩治贪官污吏，产生了不小的副作用，使许多无辜之人或遭到杀害，或被弄得家破人亡，全国都笼罩在一层恐怖的氛围当中。这种气氛使人们内心惴惴不安，在官僚阶层中普遍存在不满的情绪，雍正在位时尚且还能因为往日的威严维持下去，但对新继位的乾隆来说，一旦处理不好，将会酿成大患。
对于雍正的苛刻政治，乾隆在未当皇帝之前就有所不满，但他只能在文字中发泄自己这种情绪，不能也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如他写于雍正晚年的《宽则得众论》，就是一篇颇为值得玩味的文章，他在里面对宽松政治大加赞扬，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政，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
乾隆在文中指责的虽然是秦始皇、隋文帝之类以苛刻著名的古代君主，其实又何尝不是通过影射自己的父皇呢？
虽然乾隆在藩邸时不敢对雍正的政策公开进行批评，但是当他继承大统，登上九五之尊后，他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推行政治制度，以缓和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调节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因此乾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总结其父祖两代的治国方针。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正之猛，猛则济之以宽……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怡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徼之心，此皇考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争，以臻致平康正直之治。”
乾隆元年，乾隆正式开始对雍正的政策进行调整和改变。他在谕旨中明确宣称：“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
乾隆颁布这道谕旨，并非主张以“宽”治世，而是宽者严之，严者宽之，使宽严相济。所以他告诫臣属：“不要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于纵驰一路……此朕心所大惧者。”即他所强调的是宽严相结合的“中”，不是一味从宽或从严，而是依据不同需要采取或宽或严的政策。
雍正一生对宗室的打击非常严酷。由于争夺皇权，皇子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皇权争夺战。当雍正登上皇位之后，他对这些兄弟立即进行了残杀，如对八弟允祺、九弟允禟锢削籍，并为二人改含有侮辱性的名字“阿其那”（狗）、“塞思黑”（猪），对二人百般折磨，秘密处死；对于三哥允祉、十四弟允枢也永远囚禁；甚至连亲生儿子弘时也被削宗籍。宗室中不其他有所牵连的人也或杀被或关，夺爵削籍者不计其数。
对于雍正这种残忍手段，社会上流言四起，人们纷纷诅咒雍正。乾隆即位后，自然不愿看到先皇被人咒骂，但他又不能公开为雍正的政敌们平反，于是他在即位一个多月时，就指令诸王和满汉大臣讨论允祺、允禟子孙复归宗室之事。他说：“允祺、允禟得罪已死，但其子孙仍为天潢支派，摒弃宗室之外，处理过重。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先皇本意。其作何处理，你们各抒己见，确议具奏。”
大臣们对新皇帝的心意当然很明白，但又不敢随便表态。最后乾隆自己一锤定音：将被禁锢的王公宗室释放回家；释放允祺、允禟并赐给公爵衔；为三哥弘时平反，承认其皇子身份；将所有因罪被黜的爱新觉罗氏宗室子孙附载玉牒（即皇室谱牒），分赐红带、紫带，到乾隆四十三年，又为允祺、允禟平反，仍复原名，收人玉牒。
乾隆既改变着雍正曾经对宗室的处置决定，又将此说成并非雍正本意，这样一方面维护了雍正的威信，另一方面又使乾隆争取到了皇族和更多满洲贵族的支持和拥戴，从而也为自己树立起仁慈宽厚的美好形象。
乾隆即位后，改变雍正政策的另一件令人注目的事，就是对曾静案件的严厉处置。
雍正时期，湖南人曾静受清初学者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派门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揭露雍正“十大罪”，策动岳钟琪反清，岳钟琪将此事奏报雍正。
结果，雍正出人意料地下令将已故的吕留良等戮尸枭首，吕的儿子斩立决，而直接抨击雍正的曾静和张熙却被释放，还特别声明“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想以此来保全曾、张二人的性命。
同时，雍正又亲撰《伏义觉迷录》，批判曾静的“华夷之辨”，驳斥有关宫廷的各种流言，写成之后广为散发，向士民宣讲，结果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影响更加恶劣。
对雍正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作法，乾隆即位的第二个月就予以纠正，不顾雍正不准杀曾、张的遗命，下令逮捕曾静和张熙，押到京城，凌迟处死，又停止宣讲、传布《大义觉迷录》，将其列为禁书，命各省督抚将原书汇送礼部，集中销毁。
对于自己这一做法，乾隆找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吕留良毁谤的是祖父康熙，所以先皇杀了吕留良（戮尸枭首）；曾静、张熙攻击的是朕的父亲，所以先皇放了他们，但朕现在也要将他们正刑。
其实，不论是雍正的放还是乾隆的杀，父子俩只不过是采取不同的手段都为了一个目的，即抑制反清排满思潮。
乾隆对宗室的宽大处理和对曾静案的严厉处置，都是对雍正朝政策的巨大改变。除此之外，他还从吏治方面调整了雍正朝的某些政策。
首先，乾隆禁止了各级官僚热衷于歌功颂德的虚浮做法，停止各省借雍正去世之机进献方物来讨好新皇帝。然后，乾隆又屡次下令斥责官场中因循苟且、唯唯诺诺的陋习，要求官员们勤政爱民。对于地方官吏的贪污之风，一经发现，立即严惩不贷。
这种强调实政、革除弊端的作风，在乾隆即位初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乾隆三年，工部尚书赵宏恩受贿被察觉，当即被革职，并令自备钱资前往台站效力；两年后福建巡抚王士任也因贪污而被投入大狱。这一严惩贪官污吏的举措，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致使官吏们不敢再公然收受贿赂，吏治更加清明。
除了从政治上改变雍正的政策之外，乾隆还在经济上进行了一些变革，主要包括核实垦田升科、停止清丈土地、废除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停止捐纳、取消某些税收和杂税、保护商人利益等等，这些政策的改变，使雍正时期的扰民现象大为减少，让老百姓获得了一定的实惠，因此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但是，乾隆对雍正政策的调整也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其中有一位名叫王士俊的四川巡抚就是代表。王士俊平素喜欢弄虚作假，为个人邀功请赏，乾隆即位后就否定了他的垦荒建议。于是王士俊密折陈奏，其中第一条就说朝廷百官议论乾隆“惟在翻驳前案……普天之下，甚骇听闻。”
王士俊的这种公然指责使乾隆龙颜大怒，斥责王士俊说的是“大悖天理之言”，遂下令逮捕王士俊，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后来免死驱逐回原籍。反对乾隆的王士俊受惩处，使另一些蠢蠢欲动之徒再也不敢违抗圣意。
智慧金言
奖赏应该从重，惩罚应该从轻，赏罚共举，宽严有度，刚柔相济，才是治国之道。
法律是国家刑罚的权衡，曲直的准绳。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贵在宽容公平。
顺从民意，秉公执法，就会得到百姓的支持。即使处罚过重，百姓也不认为是残暴，因为是出于公心；宽大处理，百姓也不会认为是执法偏私，也是因为出于公正。
徇私枉法，必会导致风纪败坏，过轻则会姑息养奸，过重反而可能伤及良善。
对于百姓所憎恨的，处以重刑；对于百姓所怜悯的，处以轻罚；从而劝人为善，即使少用刑罚也可以禁止奸邪。圣人执法出于公心，并且以教化引导民众安乐向善。所以舜对皋陶说：“法官，判刑要以仁慈为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