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对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和教会对权威的解释提出质疑。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教会史、《圣经》评注等领域的学者，如法国的迪歇斯纳、卢瓦齐等，英国的蒂勒尔。这些人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反对经院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对教皇至上，教会干涉科学自由和独立极为反感。他们认为历史上的耶稣比信仰中的耶稣地位要低得多，他的知识有限，往往意识不到作为救世主的尊严，教会和礼仪也不是他设立的，罗马教区的首席位置并不是神的意志。这些观点与教会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现代主义与教会当局围绕《圣经》研究展开斗争。19世纪末，《圣经》考古学很发达，推动《圣经》研究向纵深发展。德国学者韦尔豪森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从根本上动摇了《圣经》无谬误的传统观点。法国《圣经》学者卢瓦齐进一步说：“现在的《摩西五经》，不可能是摩西所写。《创世记》的前面章节，不是人类起源确切可信的描述……《圣经》的所有关于历史的记载（包括《新约》）与现代历史著作相比不严谨，不少解释随心所欲……我们不得不揭示《圣经》当中宗教教义发展的真相。”英国学者蒂勒尔把传统神学比作“死神学”，主张教会实行民主管理，神职人员只是相应社团的代言人。《圣经》学者的研究引起罗马教廷的不安，教皇利奥十三世在通谕中说，《圣经》没有任何错误。教会当局把卢瓦齐的著作列为《禁书目录》，蒂勒尔被革除教职，其他学者也遭受厄运。为根除现代主义，每个主教区设立秘密机构，负责监视现代主义者的言行；设有审查委员会，监视与教会有关的文献。神学院的学生按中世纪托马斯体系进行神学研究，所有神父和教师都要发誓反对现代主义。由于教皇的高压政策，除经院式教科书作者外，人人自危。不少思想家保持沉默或放弃神学研究，思想领域一片萧条，现代主义运动受到沉重打击，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以更丰富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于1962年至1965年举行，这次大会是天主教教会史上第一次没有受世俗国家干预的大会，首次邀请基督教新教团体的代表参加。大公会议给天主教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第一，为了让平信徒理解礼仪的含义，布道语由拉丁语改为本民族语言。第二，强调教会是上帝子民的，信徒在基本使命、尊严和义务方面是平等的，教会机关为社团服务，教皇和主教共同领导教会。第三，对基督教其他教派的态度有所改变。以前，罗马天主教会认为自己的地位比新教高，而《大公主义法令》则认为，罗马天主教会与基督教其他派别展开对话，与他们共同举办一些活动，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尽可能与他们一起行动。第四，关心宗教信仰和教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过去教会神学是经院神学，认为天主教思想不可改变。大公会议强调基督教和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历史条件对传统的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第五，要求天主教徒与世俗世界对话。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要求，教会接受现代一些进步文化和社会运动，承认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从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信徒持续增加，教会组织基本稳定，民主有所扩大。积极参与世俗生活，对人们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主张与其他教会和宗教开展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当然，教会内部保守派、温和派和自由派并存的局面将持续下去，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
20世纪基督教的主要神学思想除新正统派神学外，还有“上帝已死”派和解放神学。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巴特，他认为，基督徒只能信仰上帝，《圣经》是唯一的指南。上帝已死派神学影响深远。“上帝已死”是尼采提出来的，他在《欢快的科学》中说：“上帝死了！上帝仍旧死了！是我们杀死他的！”19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传统价值观产生动摇，尼采把这种情绪推向极端，否定传统价值观，认为人只应该对自己负责。尼采并不是对上帝是否存在作本体论的论证，主要是对包括基督教伦理在内的传统价值观的否定。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生态环境破坏、军备竞赛等一系列事件，人的幸福、自由、正义多次受到践踏，一些持正统神学观点的人对上帝的公义产生怀疑，这正是“上帝已死”派产生的基础。
朋霍费尔是“上帝已死”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早年受社会福音派和新正统派神学的影响，1930年后任牧师和柏林大学讲师等职，“二战”中参与反纳粹活动，被迫害致死。他认为，以前是“宗教时代”，那时人们幼稚、有依赖性，为了摆脱恐惧心理，寄希望于上帝。现在是“非宗教时代”，人们已经成熟，可以独立自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不需要上帝来解释世界。上帝的退出，使人学会了过一种没有上帝的生活。他还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耶稣。他认为，耶稣并没有要求人们放弃社会责任，消极对待世上的恶，被动地接受恩典，而是要人们勇于牺牲，敢于与恶作斗争，耶稣就是这样的人生榜样。真正的基督徒应该追随耶稣，使自己成为新人。他希望通过否定宗教形式，保留基督教精神。
英国圣公会主教约翰·罗宾逊发表《对上帝诚实》的著作，拉开新一代“上帝已死”派神学的序幕，他要求人们根据当代神学和世俗知识对自己的上帝观进行反省。他用通俗的语言介绍朋霍费尔等人的思想，认为新时代应该有新的上帝形象，不能让上帝生活在超自然王国里。信仰耶稣不是信仰一位具有神性和人性的人，是信仰“为了别人而生存的人”，这个人充满爱心，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美国学者保罗·范布伦的《福音的世俗意义》，通过语言分析指出，有关上帝的语言已没有意义，因为这些论断既不能证实上帝存在，也不能证实上帝不存在，因而“上帝”这个词不具有清楚的词语对象，“上帝”这个词已经死了。人们对上帝的谈论都是非认识性的语言，对上帝的关注也成为边缘问题，人们之所以谈论上帝，是想表明基督教关于人与人的生活。“上帝已死”派否定上帝，肯定耶稣的做法，无助于人们接受他们的观点，因为在基督教义中，耶稣是作为上帝的独生子为前提的。所以，“上帝已死”派很快归于沉寂。
20世纪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产生了解放神学，它包括黑人神学和女权主义神学等。在当时的美国，教会中种族隔离现象很严重，白人进白人的教堂，黑人进黑人的教堂，而黑人正常的宗教活动往往得不到保证。根据基督教教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应该从种族歧视中解放出来。女权主义神学向传统神学提出挑战，对《圣经》中的男权主义进行批评，倡导把基督教从性别偏见中解放出来。解放神学在拉丁美洲影响较大，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和巴西的休戈·阿斯曼等人是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把民众的解放作为神学的根本任务。古铁雷斯说：“对解放进程和革命进程的责任心，使基督徒进入一个新的公义世界，使他们经历一种非常不同的现实，从这一现实出发，他们开始从不同角度体验和思考他们的信仰。我认为，这就是解放神学。”解放神学重在实践，要求改革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在神学上，从救赎论教义出发，使人得到改造。“古铁雷斯认为，除政治转化外，还要有文化上的转化，这包括两个方面：一、神学家必须同那些把基督徒的实践局限于个人或纯精神范围的思想意识决裂，神学理论不能限制在抽象化、一般化和非世俗化的范围之内；二、神学家必须与传统的认识方法决裂，应该听取穷人和那些同情穷人的神学家们的见解”。解放神学就是想把政治解放和神学救赎结合起来。解放神学遭到罗马教廷的批评，不少解放神学家被免职，或被教廷开除教籍。但解放神学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在宗教领域，有学者对宗教进行社会学研究，形成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杜尔凯姆和韦伯被公认为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宗教研究的重点不能专注于起源和发展，应该转到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上来。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年）是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是人类学的功能派开山大师之一。曾到西太平洋特洛布利安岛的原始部落民中调查，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进行理论概括，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向。他的主要著作有《西太平洋之航海者》《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文化论》等。在他的作品中，对巫术与科学的区别、巫术的产生、巫术的功能、宗教的社会功能等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宗教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宗教的根基就是人的生物性本能，宗教和人类的基本需要有内在联系，这决定了宗教的功能。人必然要与人合作，而合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个人感情中有道德力量。这种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力量和对死亡的恐惧，构成宗教信仰的源泉，也构成宗教信仰的需要。原始人害怕死亡，产生灵魂不灭的观念。人们希望长生不死，但感官使他们认识到尸体会腐烂，因而对死亡产生恐惧，这时宗教会给人安慰。“宗教的办法，乃是采取积极的信条慰安的见解，在文化上有价值的信念，使人相信永生，相信灵的单独存在，相信死后脱离肉体的生命。宗教给人这样解救的信仰，更在种种的丧礼上面，祭礼上面，与死者相交通的各种礼上面，而且借着祖灵祭拜等以使这样的信仰表里充实，具体而可捉摸”。这样，与人的生存相联系，对灵魂不灭和永生的渴望就构成了宗教的基础。宗教信仰的作用是把精神冲突中积极的方面变成一种传统，因此，它可以满足个人的精神需要，宗教信仰和仪式使人的重要举动与社会契约公开化，并且具有超自然的色彩，使人类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对于宗教在社会伦理和文化方面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说：
宗教中无论任何部分，也无论任何信条，都不能没有其伦理方面的相配部分。永生信仰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而发生的，并且，它的整个仪式的制定，在信条与仪式两方面之外，也同样有道德的方面。各种形式的自然崇拜都有合作的（也就是利他的或伦理的）一方面。此外，人生的各种圣礼将人们集合起来，不仅为着举行非个人的仪式，并且是为着促进彼此的利益和保证彼此的责任，而唤起公共行动。
宗教的需要，是出于人类文化的绵延，而这种文化绵延的含义是：人类努力及人类关系必须打破鬼门关而继续存在。在它的伦理方面，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在它的信条方面，宗教予人以强大的团结力，使人能支配命运，并克服人生的苦恼。每个文化中都必然地有其宗教，因为知识使人有预见，而预见并不能克服命运的拨弄；又因为一生长期合作与互助，造成了人间的情操，而这情操便反抗着生离与死别；并且，再次和现实接触的结果都启示着：一种敌对的不可测的恶意与一种仁慈的神意并存着，对于前者必须战胜，对于后者则当亲善。文化对于宗教的需求虽然是衍生的和间接的，但宗教最后却是深深地生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以及这些需要在文化中得到满足的方法之上。
他对宗教的社会功能分析，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单一的群体社会中，独一无二的宗教固然可以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各种宗教信仰并存，相互之间的竞争、排斥在所难免，宗教在社会群体中既有团结的作用，也有分裂的作用。他的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
3.哲学思想的影响。20世纪现代哲学流派众多，观点各异。对文学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柏格森（1859～1941年）强调直觉，一再声称并不是否定和取消理智的认识，只是指出理智不能像直觉那样认识实在本身。他认为，直觉是一种最高级、最深刻的认识形式。科学属于理智领域，直觉属于哲学领域，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但只能在直觉的基础上统一，让科学超出理智的界限，或者让理智超出自身的界限，达到与直觉的融合。直觉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直觉呢？柏格森说：“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这里“理智的交融”指超出正常的感觉、思维等理智认识形式之外的内心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主体直接把握流动中的对象，并与之融合。直觉的过程是超乎感性、理性和实践的过程，它在对象、方式和目的上与理智都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