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天真善良”的教授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发展迅速的巨型经济体，仅仅一个金融中心未必够用，而且香港与上海腹地不同、网络不同、对象不同，即使内地货币兑换自由度进一步放开，也未必能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看看“超级金融帝国”美利坚，芝加哥以期货交易著称于世，而纽约华尔街则以股票扬名天下。所以，一个超级经济体应该可以拥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更有“专家”早就将上海与香港的金融服务定位好了：上海以人民币产品为主，人民币的定价、拆借、交易、结算中心设在上海；香港以美元、欧元为主，借助与纽约和伦敦等金融中心的互动，由外向内引进国外的金融资源。
多美好的构想呵！分工合作，首尾合击，很快“大中华”就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金融帝国”了。美好的愿望当然需要，香港与上海“围剿”纽约与伦敦也值得期待。但香港与上海能那么乖乖听话地各自干各自的事吗？没有冲突是不可能的，存在矛盾是天经地义的。现代金融具有先天“魔性”—将一切利益占为己有是特征之一，深圳与上海不也都想在金融方面各司其职？而结果呢，多少金融人才在这场战斗中负伤呕血，深交所与上交所之间的战争，恐怕是香港与上海“豪门恩怨”的一个预演版而已。
总体来说，从经济这方面来讲，尽管上海现在的江湖地位迅速崛起，但与香港比还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选手。香港拥有完善的硬件与软件建设，具备极强的国际融资能力，享有大量金融、咨询、物流业方面具备国际眼光的高级管理人才，这些都是上海望尘莫及的。更让上海艳羡的是香港的投资早已遍及世界，从美国曼哈顿到巴拿马的运河港口，从加拿大多伦多的房产到日本东京的珠宝，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就现代文明而言，香港是中国无可置疑的贵族，而上海则是还没有摆脱世俗的小资。
可为什么在部分中国人眼中，上海取代香港却是理所当然的呢？这与媒界“造神”运动密切相关。香港毕竟偏居一隅，在心理上与自己的家乡有点距离，而且是英国佬一手扶持起来的，算不上亲生儿子，有出息也是别人一手养就的；而上海则不一样，虽然这女儿一心想嫁到国外，但毕竟是龙女龙孙哪。上海强则中国强，上海国际则中国国际，有意无意地也一起参与到这场“大合唱”中来。
而且事实上好像也能找出许多理由：上海依靠的“长三角”腹地，相比“珠三角”幅员广阔，人才技术资源雄厚，城市分工明显，未来对外资有更强的吸引力；中国加入WTO，市场的日益开放使外资不必再经香港中转。所以生机勃勃的上海和生机勃勃的内地无往不胜，而香港则与西方世界一起沉沦。
这种说法也找到了很多论据，CAMEL去了上海，卡地亚的亚洲旗舰店也搬进了上海，UPS亚太总部移师上海，最著名的DTC钻石咨询中心也考虑将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搬往上海。虽然现今亚太总部驻扎上海的跨国公司还不及香港多，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所有迹象表明，上海发展潜力更大，势头比香港更猛。
上海能不能超越香港成为中国第一城，在“经济中心”的中国德比战中，到底香港是不败的“经济魁首”，还是上海要成为“新科状元郎”？南方一些学者有一个“顽固”的观点：如果上海的体制不更新，上海10年内赶不上香港，甚至20年内还赶不上香港……城市的竞争力来自于对市场的感觉与历练，来自于规范化的管理，来自于健全法制打造的健康肌体，而不是现在这样集全国之力制造一张“名片”。如果哪一天上海真的依靠自身的力量全面超越香港，那肯定是中国之幸，同样也是香港之幸。
§§§第八节 香港VS广州：魔幻现实主义，到底谁是乡巴佬
香港可以看不起上海，可以看不起深圳，可以看不起北京，但香港绝不敢看不起广州。
这是一位老广州人在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笔者异常惊愕，究其缘由，该厮两眼放光地说道：“广州是省城，在香港人的眼中，广州才是城里的亲戚。在广州人眼里，香港不过是个乡巴佬而已。”
真是恍如梦幻，香港这个亚洲国际大都会在广州眼中竟然是乡巴佬？历史与传统的力量真是强大呀，而且持这种观点的广州人并不在少数，大多数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在广州人看来理所当然，难道济南也把青岛当乡巴佬，南京也把苏州当乡巴佬？
所以，香港在“珠三角”的龙头地位，其实仅仅是港人，包括深圳人的一厢情愿，在广东GDP近年来超过台湾以后，作为省会的广州从心底里已经不把香港这个乡巴佬放在眼里了。广州担心香港这个乡巴佬能力有限，会将整个“珠三角”这块风水宝地搞砸。
广州这份骄傲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还有1996年提出的“A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广州人得出广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结论—珠三角城市布局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两个次中心，以其他若干个中等城市为支点构成“珠三角”城市网。其后由于东莞虎门大桥建成通车，学术界又有人称之为“A 计划”，A的顶点就是轴心城市广州，穗深和穗珠为两条边，而虎门大桥则是中间那一杠。即使再有个深中大桥，再有个港珠澳大桥，金字塔尖仍然是广州。这种“纸上谈兵”的地理观感竟然是广州骄傲的源泉之一。
不可否定，近年来广州发展势力强劲，区位优势也的确非常明显，加之近年来深圳明星地位下降，广州俨然成了华南的老大。本来在签署CEPA后，香港作为南方龙头是众望所归，借助“珠三角”已经形成的工业大格局，依靠香港商业资本的辐射、带动及投资拉动的效应，可以掀起新一轮“珠三角”乃至整个南方（包括江西与湖南）的发展热潮。没想到这一构想竟然遭到“城里人”的反对，广州强烈质疑香港这些打鱼仔的能力：你们连香港这个小地方都搞不好，怎么有能力带动“珠三角”的经济发展甚至超越“长三角”呢？你看你们，又在那里举旗子呐喊，真是浪费青春大好时光啊。
有一点香港也需要反思，回归以后香港就没有大的战略思想和整体发展的宏图，被议会里偶尔的杂乱完全束缚了手脚，视野的内地化并非无中生有，原来那种豪气干云直逼东京的气势不知哪里去了，“短平快”的香港经济与文化占据了上风，以这种姿态来领导南中国的确让人堪忧。有位中央官员说：“香港缺少宏观思路，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北京放心不下，怕搞乱了。所以中央考虑，粤港经济将由中央来统筹，以内地为主发展，广东地区发展了，支持香港才有可能。”此话一出，让广州底气更足了三分，看来，英雄的眼光总是相似的呀！
港媒也有意避开“窝里斗”，香港的观点是：广州可以做它的华南老大，而香港则想成为亚洲的中心城市。我们不会与“城里人”一争短长的，我们是打鱼出身，我们关注的是海洋经济，面向的是太平洋。应该说，香港的姿态已经够低了。说实在的，香港什么时候受过这等欺负？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在内地的外商投资中排名第一，没有香港，内地的起飞也只能是折翼的天使。尽管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地处“长三角”龙头的上海崛起，上海和香港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两个“引擎”。但香港毕竟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连跑堂的一口英语都说得比美国人还好，这在华人世界除了新加坡还有谁能媲美？
广州，为什么就这样嚣张呢？你也给香港与深圳一点面子好不？仅仅从广东的地理位置上来讲，广州应该更具辐射力，它是广东的几何中心，又处于珠江出海口，按长期以来形成的大陆经济理论来说，广州是理所当然的中心城市。但事实上，在海洋经济占主导的时代，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地域中心已经并非那么重要，否则偏居一隅的广东也不会像现在这般风光。在“地球是平的”年代里，几何中心已经退居次位了，武汉才是中国的天元之位呢。
香港是辐射过整个中国的，可以说，至今为止“珠三角”仍处在香港的荫庇之下。广州要当老大，最起码要有辐射力吧。广州南岗、东莞麻涌等镇，距广州不足50公里，经济却十分落后，仍处在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阶段。在广州和东莞之间有这样一个断裂带，就生动地体现了东莞的发展是受香港和台资的带动，而不是广州辐射的结果。广州连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都不能带动，谈何辐射整个珠江三角洲？可以说“A计划”只存在于决策者的主观臆断里，而不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写照。实事求是的话，站在香港中环的中银大厦楼顶往西北看，看到的只是香港学术界口中的“珠江口湾区”。
也不能说不让广州与香港争雄，这不符合市场规律，但还是要错位发展，不必正面交锋。世界上的对手多着呢，何必一定要与亲兄弟过不去。但广州现在借“天字号”、“珠三角”规划出台，荣登国家中心城市宝座有点按捺不住，好像不与香港一争雌雄就愧对国家级最高城市冠冕。
广州一朋友在帖子里谈到：现在中国的城市竞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广州不能“中庸”，要奋发有为才挑起助推“珠三角”一体化最重担的底气，才不辜负国家对广州前所未有的重托。当北方黑马天津奋勇直追的铁蹄声越踏越响，上海已经得天时地利人和领风气之先，省内兄弟深圳的经济总量又与广州仅一步之遥时，广州更要敲醒警钟，争当“珠三角”龙头地位，而不是陶醉，更不应该“无为”。处于“珠三角”核心位置的广州新城，要激发新一轮奋勇向前的斗志。
有勇气当然是好的，但龙头显然不是自封的，“珠三角”如果想要与“长三角”平分天下，广州与香港两个城市一定要把“珠三角”给抬起来，至于谁是城里人谁是乡下人，这个显然不是很重要。如果一定要分清楚的话，那么广州是广东的城里人，而香港则是中国的城里人。
§§§第九节 苏州VS东莞： COSPLAY，致命的模仿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西部的一些城市里，偶尔的繁华在缓慢伸展的指尖里流淌。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北方的大都会锈迹斑斑，朔风卷过的天空苍白而寂寞。
20世纪90年代初，更有东方气质的是江浙的一些小城，安静得能听见树叶凋落的声音。走在青石砖铺成的小巷子里，寥落的诗意在河水里卷起涟漪。
这时候的苏州，仍然沉浸在天堂的旖旎幻想里，丝竹般的声音从写意的烟雨里传来—那是多么冷清而高傲的感觉，完全可以触摸到历史时空里女子的柔嫩如水。
20世纪90年代初，南方已经在轰隆轰隆的打桩机声里做着噩梦，漫天起舞的灰尘飘落于珠江之上，那个时候的深圳与东莞，已经沉浸于金钱的狂想中了。相比之下，那个时候的苏州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江南女子；而东莞则是个欲望强烈、满面黝黑的南方汉子。
虽然苏州也有让人侧目的“苏南模式”，但那是一种内生型的经济模式，大家坐在家里编织着花篮也可以过日子；此时的东莞，走的却是完全另一种模式，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东莞模式”，这种模式引导着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所谓“东莞模式”—由当地提供土地，甚至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由中国内地四川、湖南、湖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港资、台资、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这是一种非常奇异的组合模式。在美国人看来好像是“空手套白狼”，在俄罗斯人看来纯粹是让自己的国民被别人剥削，在德国人看来这是用千万年的环境换取十年的GDP增长……大部分的国家对这种模式从惊奇到赞叹，从赞叹到惊喜，再从惊喜到怀疑，再从怀疑到不屑。
这种模式有公认的三大特点，总结为“三外模式”：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外科手术式植入，指的是整个工业体系是从外部直接强行插入，而非该地区从自己肌体内自发生长、与该地区本土文化经济有血肉联系的产业体。细细想来，这样直接“插入”的模式虽然有短暂而强烈的快感，但产生疼痛以及引发淋病梅毒也是有可能的。另外这种产业体有一个天生特点：像游牧民族一样喜欢迁移，而且由于其“蒙古包”是组装式的，迁移起来也很方便容易。因为中国缺少资金和产业经验，产业投资需要由外来资金来投入，具体到东莞，台资的聚集是其一大特点。外向型，是指其主要的部件等从外部进口，产品也主要是打外销市场。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的利润主要由外资收获，地方获得的是税收（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牺牲自己的税收收益，这一收益在前五年基本很少看到）、租金、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以及似乎凭空获得的一个产业体系；外来工则只挣到少得可怜的工资。
很长时间，“珠三角”一直在GDP的高速增长中享受着荣耀的快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发现，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受伤害的是子孙万代。而外国人在享受我们的廉价商品的同时，还义愤填膺地说我们夺去了他们的“劳动权”，天理何在，公理何在？
这个世界多陷阱，美欧这些“猴子”不好伺候。这些都可理解，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城市没有紧密合作，反而互下黑脚，这就出现了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苏州与东莞的竞争—同样的外向型经济，同样的外资主导，同样的手术式植入，结果是两地相互压价，出口打成一团。中国在这方面不像犹太人，人家有一个默契的价格原则。再看人家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再怎么打得头破血流，也绝不会在价格战上动真刀真枪；肯德基与麦当劳的鸡腿，争来争去很多年还是那么贵，人家都是在装样子。而东莞与苏州的殊死搏杀，是标准的中国式窝里斗，而且没有任何价格与价值的底线，最终导致的后果是整个中国出口产品利润降低，而美国山姆在地球的另一边享受着我们的廉价劳动，还时不时指点与指责我们一番。在东莞听一些商人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说他们最讨厌的是江浙人，往死里压价，终于把整个市场都做烂了。
东莞产生这种模式还可以原谅，因为东莞原本没有任何基础，南方洗脚上田的农民从未接受过工业化的洗礼，当年的东莞穷得像现在的贵州农村，可以说像一棵多年也未开花的枯树，外资嫁接可以让这“残花败柳”长得更为茂盛。苏州的“东莞化”却值得商榷。苏州本来是一棵好苗子，没有必要非得将自己砍了再嫁接个“富士山苹果”出来不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模式”是一个十分健康的经济体，国有经济、乡镇经济与外资经济三分天下，当地的家电产业以长城电扇、香雪海冰箱为代表，曾经有过“四大名旦”的说法，就连不起眼的牙刷这样一个小产品，苏州的“虎丘”牌牙刷也曾是中国的一大品牌。然而短短的10年时间，苏州迅速沦为“三外”主导的所谓“制造业基地”，完全COPY了东莞模式，走上了与东莞一模一样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