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问世，造成了同行们的误解，责难与决裂接踵而来，于是，他丧失了自己的学术前程，在人生道路上实现了自己的根本转折——由怀疑取代了对普鲁士的崇敬，由古典语言学家转为时代的批判者，用酒神哲学向理性宣战。
1.责难与决裂
《悲剧的诞生》于1872年初发表之后，瓦格纳立即给尼采写信欢呼：“我还不曾读过比您写的更美的书。”瓦格纳的妻子科西玛也写信说：“您在这本书中用魔法召唤来了精灵，我相信它们仅仅是为我们的大师服务的。”科西玛的前夫汉斯·冯·比洛夫和尼采的好友罗德、布克哈特、奥弗贝克也表示热情的赞赏。然而，学术界的反应却是冷冰冰的沉默，当时的《文学中心报》拒绝发表罗德为这本书写的书评。尼采也很快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1月30日写信给老师里奇尔说：
最尊敬的枢密顾问先生，我想您不会责怪我的惊奇，因为我还没有听到您对我最近出版的书发表任何意见，但愿您也不会责怪我这样坦率地向您表示我的惊奇。因为这本书是一种宣言性质的东西，最不希望得到沉默。如果我告诉您，我推测在您、我最尊敬的老师那里大概有什么印象，也许您会感到惊异；我想，如果您在生活中碰到某种充满希望的东西，那么恐怕就是这本书，它对我们的古代科学，对德国的本质是充满希望的，尽管许多个人将因此而毁灭。
实际上就在尼采写此信的20天前，这位老师已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了一笔：“尼采的书《悲剧的诞生》（=有才华的眩晕）。”
5月，以24岁的维拉莫维茨为代表的德国正统语言学家们不甘沉默了，维拉莫维茨写的一篇长达32页的论战文章《未来语言学，对弗里德里希的<悲剧的诞生>的回答》发表了。文章全面攻击尼采的哲学和语言文字观点，坚决捍卫古典语言学传统。其中写道：“我觉得最高的思想是世界的合乎规律的，充满生机和理性的发展。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敬仰那些天才，他们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进，努力取得世界发展的秘密。我赞叹地试图接近永恒的美之光，这种美照射着艺术，照射着各种各样的现象。在充满我的生活的科学方面，我努力跟随解放我的判断的科学的踪迹。我心甘情愿地贡献出全部力量。在这里我看到几千年的发展被否定了；在这里有人抹去了哲学和宗教的启示，为了使一种模糊不清的悲观主义凄凉地露出半喜半忧的丑态；在这里有人把神像打得粉碎，与此同时，诗文和造型艺术布满我们的天空，为在神像的粉末中向偶像理查德·瓦格纳顶礼膜拜。”维拉莫维茨甚至指责说，尼采对本专业毫无所知，把一些东西搞得乱七八糟。
面对这种挑战，瓦格纳在《北德大众报》上以公开信的形式为尼采辩护，但无济于事。罗德建议尼采不要直接为这篇论战性的文章作答，否则有失身份，而罗德自己写了一篇题为《伪语文学》的文章，于10月发表，这篇学术水平很高的文章指责维拉莫维茨虚假、愚蠢，对尼采的意图作了错误、歪曲的表述。1873年初，维拉莫维茨在答复罗德时说：“你罗德从内心里是赞同我维拉莫维茨的，你写文章只不过是想表明你同尼采的友谊。”
至此，正式论战暂告结束，尼采感到他并没有获得胜利。正统的语言文字学家们基本上靠到了维拉莫维茨一边，尼采的古典语言学家的名望也随之丧失了。这时，尼采辛辛苦苦准备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辩论术”这门课程，只剩下两名学生听课，而且其中一个是研究日耳曼语言学的，另一个是法科学生。1873年冬，他的专业的大学生们也陆续离开了巴塞尔大学。所有这些打击，使得尼采在精神上又爆发了一次危机，而这次危机竟如此之深，它不仅仅是同学生团体决裂，同正统语言学家决裂，而是要被整个时代放逐了。
由于罗德离不开世俗之路，满足于平平稳稳的学者职位和小家庭生活，甘做平庸之辈，同尼采之间的隔阂也逐日加深了。
由于瓦格纳要搬到拜洛伊特去，尼采又突然失去了安居于其中的寓所。
面对这一系列的误解、指责、决裂，尼采的疾病日益加重，需要长时间的护理。在这种情况下，妹妹伊丽莎白挤进了他的生活中。自1875年8月起，伊丽莎白同哥哥住进了巴塞尔的一幢房子里，处理哥哥的许多事务。这时的尼采越来越多地需要人帮助和照顾。但由于妹妹还要照顾住在瑙姆堡的母亲，她对哥哥的照顾只能是时断时续。尼采不得不频繁地往来于巴塞尔和其他地方之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已过而立之年的尼采考虑到了结婚问题。
1876年三四月间，尼采旅行疗养，住在日内瓦湖畔，在那里，他阅读了意大利小说家曼佐尼的《约婚夫妻》，还认识了一位荷兰女子特兰贝达。但是尼采直到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才以书面形式向这位小姐求婚。他在措辞恭维但笨拙粗鲁的求婚信中写道：
我的小姐：
您今晚给我写了一点东西，我也想给您写点东西。请您集中您心中的全部勇气，以免因我在此向您提出的问题而大吃一惊。您愿做我的妻子吗？我爱您，我觉得，您仿佛已经属于我似的。别怪我爱得突然！至少这不是什么过错，因此也不需要原谅。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您是不是与我有相同的感觉——我们彼此并不陌生，任何时候也不！你不也相信我们结合以后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人都比独身时更自由，更好吗？“更上一层楼”？您愿意敢于同我，一个诚心诚意的追求解放和改善的入一起前进吗？在生活和思考的每条小路上？请您直言不讳，不要有任何保留！除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冯-森格尔先生以外，谁也不知道这封信和我的询问。我明天ll点钟乘快车返回巴塞尔，我必须回去。我附上我的巴塞尔的通讯处。如果您能对我的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那我将马上给您的母亲大人写信，并请您告诉我她的地址。请您克制自己，迅速作出决定。同意或者反对——这样到明天10点在德·拉·波斯特旅馆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书面答复。祝您永远万事如意，一切顺利。弗里德里希·尼采
1876年4月于日内瓦
尼采在求婚的同时，通知对方自己将起程，并要求人家书面答复，这也太难为这位女子了，更主要的是因为特兰贝达小姐另有所爱，所以婉言谢绝了。
于是，尼采仍然过着不安定的生活，在仅有的几个朋友的小圈子里转来转去：1876年6月底同格尔斯多夫和迈森布克小姐到慕尼黑去听比洛夫指挥的《特里斯坦》；7月底，多伊森来巴塞尔做客，这次会面双方并不愉快；8月底，迈森布克同法国朋友来到尼采这里；10月，获准休病假一年，去意大利旅行，在索伦过冬；11月在索伦同瓦格纳见面。由于他同瓦格纳之间在艺术观点和政见方面的裂痕越来越深，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了。
实际上，尼采与他惟一能引起自慰的瓦格纳的友谊，是从1873年起开始逐步丧失的。1873年1月尼采谢绝瓦格纳的邀请，使瓦格纳感到失望，同样敏感的尼采也觉得不安，于是在复活节假期进行了补访，然而以往那种亲密的气氛不见了。4月，尼采为了赶写一篇论文又一次拒绝了瓦格纳特别友好的邀请。1874年6月，尼采似乎以激怒瓦格纳为目的，带着瓦格纳一向反感的勃拉姆斯的一部钢琴曲总谱，当着瓦格纳的面演奏起来，果然惹得惟我独尊的瓦格纳暴跳如雷。同时尼采也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之后的两年两人没有再见面。更严重的是，尼采在瓦格纳的行为中察觉到对方那种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戏子气，从瓦格纳的作品中发现了违背古希腊精神的迎合现代时弊的颓废病象，彼此分离的实质明朗化了。1876年，瓦格纳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在拜洛伊特举行声势浩大的第一届音乐节，尼采目睹瓦格纳的演戏天才，上层观众的庸俗捧场，于是他悄悄离开了剧场。尼采完全失望了。
在尼采的心目中，现在的瓦格纳，已经与以往完全不同：第一，瓦格纳是“最狂热的戏子”、“无与伦比的演员”，他把音乐变成了戏剧的奴婢，变成了强化表情姿势的手段。第二，瓦格纳戏剧的主题是拯救，证明了他皈依基督，迎合了现代人寻求麻醉和解脱的需要。第三，瓦格纳的音乐追求音色的华丽和强烈，追求音调的象征和暗示意义，使官能在音乐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他的戏剧音乐乃是用戏剧歪曲音乐，根本放弃了风格。第四，瓦格纳有痉挛的激情，亢奋的敏感，要求越来越强烈的佐料味；他的主人公都是歇斯底里的患者；他用来制造效果的手段如同催眠术。他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神经官能症患者”，他集中体现了时代病。尼采认为，德意志帝国战胜法国后弥漫着一种骄盛的空气，严重危害着德国文化，瓦格纳的艺术已经向现实妥协并变质。
尼采同瓦格纳的破裂已经公开化了。经尼采的妹妹在拜洛伊特调停也没有成功，破裂已是不可挽回了。1878年1月3日，瓦格纳将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的剧本寄给尼采，第二天，尼采就在给友人润哈特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昨天瓦格纳把他的新作《帕西法尔》给我，初读的印象是它像李斯特而不像瓦格纳的作品——充满了反改革的精神。对像我这样习惯于希腊式的、普遍人性视野的人看来，这剧本是太基督教化了，太狭窄了。里面充满了种种奇谈怪论，没有骨肉，而太多血水（尤其是最后晚餐一幕简直就是血淋淋的）。我也不喜欢歇斯底里的女主角……语言好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5月，尼采将他刚刚完成的一本书《人性的，太人性的》寄给瓦格纳，书上附有毫无意义的题词：“朋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结合我们。我们所走的路子完全相反……”瓦格纳对尼采书中毫不隐讳的攻击和伤害，保持了暂时的沉默，到了8月份，瓦格纳在《拜洛伊特报》上发表了《公众和普及》一文，对尼采进行了讽刺性的攻击。尼采认为这篇作品每一页都充满了疯狂的报复。于是，两人从此决裂。
2.不合时宜的考察者
如果说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批判了希腊传统文化，那么，尼采现在自称是德国文化不合时宜的考察者，要把矛头指向德国现代文化了。
1870年，德意志首相发动普法战争。一年后，德意志帝国迫使法国签署了法兰克福和约，从法国掠得了50亿金法郎的赔款，并用于加强兵力和军事工业的发展。1871年，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建立起了铁与血基础上的军事专制国家。
对于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尼采起初并没有多大的异议，他在1866年6月初给母亲的信中说：“俾斯麦具有勇气和不可动摇的冷酷之心，但是他低估了人民的道义的力量。”同年7月17日，他在给友人平德尔的信中说：“高尚的目标是绝对不能通过邪恶的手段实现的。”可以看出，当时的尼采赞赏俾斯麦的勇气和德意志的统一，但又痛惜奥地利的失败，是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
应该说，尼采对德国状况，特别是德国文化的不满，是从1869年开始的。
1869年5月22日，尼采在巴塞尔给瓦格纳的信上，表露了他对德国知识界危机的困惑和忧虑。
1870年7月中旬，尼采听说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在给母亲的信中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处在危急之中。”
1870年7月19日，尼采在给罗德的信中，表示对普法战争爆发的震惊，并指出：“我们这早已贫困的文化，正倒栽下去，被一个可怕的恶魔扼住了咽喉。”
1870年9月11日，尼采在给瓦格纳的信中，叙述了他在普法战争中护送伤员的悲惨情景，深深感受到战争的可怕和对生命的威胁。
1870年10月下旬，在普鲁士军队连连胜利的欢呼声中，尼采开始对德意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问题感到忧虑，他劝罗德“从那个要命的，反对文明的普鲁士逃出来”。
1870年11月7日，尼采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表现出他对德国的看法因为战争有了重大的改变。他说：“我很担心我们将来的文化情况。我认为现在普鲁士对所有文明国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势力。”
1871年1月18日，巴黎投降，尼采在当时的信件和笔记中，几乎没有提到这个对于普鲁士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反而认为文化上的问题才是重要的。
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到处流露着乐观主义信念，到处弥漫着骄盛的空气。尼采虽然和当时政治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尼采认为，战争过去了，新德意志国家变得妄自尊大、物质主义、文化庸俗化——这种精神扩散到了知识和教育界各阶层。他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等于文化上的胜利，相反，普鲁士对所有文明国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势力。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感到在胜利的呼唤中使得传统文化的精华已趋枯竭，并对德国精神持一种无望和无情的观点。他渴望看到“在现代文明荒芜的废墟上，透过音乐艺术的神奇而看到德国精神恢复活力和净化的一线希望”。
基于这种担心、忧虑和渴求，尼采没有表现出在古典语言学领域继续为他的信念战斗的虚荣心，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即由怀疑取代了他青年时代对普鲁士事业的崇敬，由古典语言学家转为时代的批判者。也许1827年以来他所处的孤立境地以及一系列误解、责难、决裂促成了这一转变，而现在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也对这一转变起一定的作用。
在《悲剧的诞生》发表不久，尼采就在巴塞尔大学以《德国的教育机构与未来》为题，连续作了5次讲演。在讲演中，尼采认为，德国政府表面上关心提高文化水平，但实际上，教育在国家手中已成为一种武器，他认为现代国家并不想改变国民的文化素质，相反，只想使人民驯服恭顺，满足现状，只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而不需要让他们掌握一般的人类文化。因此．，他不相信普及教育能够解决民族文化的问题。他说，新闻学是一种传播知识、淡化知识的手段，真正的哲学家应当使学生接触了解希腊文化，还要反对庸俗文化。尼采批评德国人使用母语的能力太低，学校提倡的是书生气而不是真正的文化。
1873年至1876年，他把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批判定在《不合时宜的考察》这个总标题下，相继完成并出版了四部单册。《不合时宜的考察》，算不上是尼采著作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它包含了当时尼采变化和转折的所有标记。
《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一部题为《忏悔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它的开头有一段话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