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铃摇晃着小村，也摇晃着我的灵魂，我的记忆翻开了一个苍白的日子。1995年3月29日，高山皱起眉头，长天紧绷着脸，小白花竖起耳朵，倾听溪水吟唱着一曲不该吟唱的哀歌：石门县九渡河乡双堰堤村党支部书记袁志顺因积劳成疾，累死在家乡的小路上，终年62岁。我还没来得及品味“累死”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一个声音便向我诉说起老支书临终前72小时的辛劳过程。
听着那让人心碎的叙述，老支书不也是一条牛吗？我顺着乡亲们指点的小路，去寻找老支书倒下的地方。此刻，山坡上没有牛的踪影，我的脑海里隐约着牛铃的轻摇声，那究竟是老支书的英灵，还是老支书没来得及说的遗言呢？他是因为三天三夜没合眼而倒在这里的，他是为了落实明天架设广播线路的劳力问题而倒在这棵桐花树下的。听人说，他临终前只剩下40公斤的身躯。
他太累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片摇晃的红叶，此刻，我才懂得他不是倒下，而是随风升腾，不然，这满山满岭的桐树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里开出圣洁的花朵呢？他的确是一条勤勤恳恳的老黄牛，那轻摇的牛铃声时时都会摇醒乡亲们的记忆。当年，双堰堤村只是一座座犬牙交错的石山，几块“干鱼脑壳田”，流传下一首民谣：“下雨怕冲，天晴怕旱，一年到头就长草秆秆。”直到60年代末，这里的人平均收入还不到百元。1970年春的一天，也是桐花盛开的时候，在曾家垭村当“客籍”党支部书记的袁志顺重返故土，担任了本村的党支部书记。从此，他在这块土地上带领乡亲们垦荒、耕耘、致富，直到他倒下的那一刻。
我朝着老支书走过的地方走去，倾听着乡亲们对他的怀念。
我望着高筑的水坝，想起了他的汗水，他的鲜血，他手上的老茧和几次昏倒却又站起的铁人精神；我望着那弯曲而漫长的村级公路，想起他那钢钎，他那铁锤，他那草鞋和他脖子上的青筋以及太阳色的脊梁。
他原本是希望和乡亲们一起点燃胜利的鞭炮，共享通车的喜悦，然而，他却在这个时候倒下了；他原本是希望再度抚摸秋天的金黄，同庆丰收的季节，可是，他却在早春的风雨中长眠于地下。我无法想通这人生的必然，只想学着那位村姑的样子，采尽田边的小花，覆盖他的坟茔，让他在地下也能看到山花盛开的春天。
朦胧中，我仿佛又一次听到叮当的牛铃声。我追着牛铃声爬上山顶，那牛铃声仿佛是从西沉的太阳里传出，猛然间我明白了，他没有西沉，明天还会升起，他不是远去，而是回家。我也深信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每次外出都回来了，不是带回党的政策，就是带回一种精神；不是带回一条经验，就是带回一条致富的路子。高产油菜的种子是他带回的，“双两大”的栽培技术是他带回的，栽种茶叶、杜仲的经验也是他带回的。前两年，老支书还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从外地买回了15000株橘苗和8000株板栗苗，分别送到农户手中，仅仅两个冬春，全村新植的经济林人平达到12亩。这一次，他怎么会不回来呢？
我听着他们的诉说，看着这些老支书发给大家的橘苗，没想到他每次出门为乡亲们办事的出差费也从未报过。我不可思议地朝小村的各个角落走去。我走进高风亮节的竹林，听到了牛铃丁当；我走向清澈见底的小溪，听到了牛铃轻唱；我走向开满小花的田野，听到了牛铃震响。我终于懂得了，是因为老支书在这里奋斗了几十年，这里才会有这样的村落；是因为老黄牛在这里耕耘了几十年，这里才会有如此的春光。
1994年，该村人均收入达970元，80%的农户告别了“干打垒”的住房。看到村里的变化，我为长眠的老支书感到一丝欣慰；看到他家的情景，我的心又一阵酸楚。这就是他的家吗？一个辛勤了一辈子的老支书的家吗？土房、破帐、烂桌、旧床，加起来还不到300元吧。顿时，我的头在发昏，心在作痛，我差点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支书。一路上，只见春花还在开放，春笋还在拔节，春水依然向前涌去。我们默默地告别了老支书。一路上，听见牛铃丁当响，它摇着小村，摇着大山，也摇着每个人的心。这声音像是呼唤一个生命的复活，也像是呼唤一种精神的回归。
春笋为什么长，稻穗为什么黄。
麦苗为什么绿，菜花为什么香。
老牛为什么不知累，牛铃为什么叮当响。
我的那个男人哟
别人说他好，我却怨他傻，别人说他傻，我又觉得他好，我无法说清这种爱与怨的交织。也许，也许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吧。
（一）
记得1958年3月15日那天，我这个大姑娘嫁给了他那个大小伙，他，就是现在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沅陵县黄壤坪乡武装部长张其荣。
结婚那天，我们没有花轿，也没放鞭炮，只是林中的鸟儿多了几句。我跟着他，从山的那头走到了山的这头，从妈妈的怀里走进了他的怀里。
洞房俭朴得像他那个人，只有大红被面的婚床还有一点新婚的气息。我和他坐在床沿前，想说的话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屋里静得能听见对方的心跳。我们望着窗外交颈相吻的桃花和李花，默默地等待月亮的升起……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必须当天赶到县城开会的通知。
他毛了，从屋里走到屋外，又从屋外走回屋里，不过，他到底还是走了，顺着门前的那条小路走了，留给我的只是被他碰落的一串挑花。
他步行八十里，终于准时赶上了会议，而我，却没有准时当上新娘。
那天晚上，月亮好圆好圆，好像一面镜子，照着我度过了难以置信的婚夜。
（二）
不是我怨他，他的确傻得让人不可理解。
婚后的第二年，他开始学马列、学毛着，还居然写起日记来了。起初我以为他赶时髦、爱新鲜，谁知他却天天如此。他从松油灯下写到煤油灯前；从蜡烛光里写到电灯光下；无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无论雷锋去了，还是雷锋来了；一写就是30年。61本日记，850万字，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乡干部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不说要我写，就是要我从1数到850万，该要数多少年呢？
虽然我弄不清他究竟为了什么，但我却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他心里装着一个比我还珍贵的东西，不然他怎会在没有电灯的情况下学毛着。居然前后烧了七百多斤松油柴，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就是当年被松油烟熏坏的。我不敢回顾他被毒蛇咬伤后，也从不间断写日记的情景，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三个月呀。
（三）
说起那件事，我好伤心哟。1978年8月22日的傍晚，也和今天一样，因为个别队干部因事而没能参加有关会议，他便准备连夜下队传达。
我知道他要做的事是无法阻拦的，就要他足足喝了一肚子凉茶，目送他走进八月的热浪里。路上，他发现一位小孩子痛苦地在门框上擦痒，仔细一看，小孩满身都是漆疮，他想起自己长漆疮时难熬的痛苦，决定上山采药。
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当他刚刚找到治漆疮的草药“八树”时，他的脚被毒蛇咬了一口。此刻，他把脚放在水沟中冲洗，但蛇毒已经漫延，他想呼喊，四周无人，只听得蛙声一片。
他只好带着草药忍痛下山，当他给小孩上好草药时，蛇毒已窜到了他的膝盖……
此后，我不知道我的傻男人是怎样走到岩塘垭。当他把有关精神传达完了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差不多完了。
我哭嚷着赶到岩塘垭，他的脸色已经苍白。我想找人发泄，几个医生已忙成一团，我想对天诅咒，村民已纷纷赶来问长问短，那位小孩的父亲还从几里路外赶来送了八个鸡蛋，虽说只是八个鸡蛋，可在当时却是他家的全部积蓄呀。我，我还能说什么呢？
最让我想不通的是他伤势刚刚有所好转时，又带着民兵去训练。他一歪一拐地从这山爬到那山，致使蛇伤拖了三个月才好。
（四）
在乡政府当武装部长，并不只是搞武装工作，更多的时间是下村组蹲点。别人下去最多带一点洗漱用品，而他下去就像搬了个家：什么蓑衣、斗笠、锄头、柴刀……甚至连锅儿、鼎罐、油瓶、盐袋都要带去。他怕在住户家吃饭户主要多弄些饭菜，他怕因为干部的到来打乱了农民的正常生活。
我一次又一次地送他出门，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他远去，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一次呢？无论他在杜家坪工作期间，还是在楠木铺、黄壤坪任职的时候，他每年下村组蹲点的时间平均在两百天以上。别人不觉得，做妻子的总是记得住这个数字的。
也许他因为忙而没有时间概念了，而我却掰着手指数着漫长的岁月。我不知道乡下究竟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我害怕女人最担心的事会在他身上发生。
我耐不住了，悄悄地去他蹲过点的地方暗访，可是听到的却是一大堆感激的话语。我还是不放心，又去了他正在蹲点的罗家查看。天啦，他正在帮瞎子劈柴，帮农民犁田呢。他们有说有笑，我却哭笑不得。当时，我真想站在山坡上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然而，他的行为总是让人想骂骂不出声，想怪怪不上来。
（五）
做他那样的党员、干部很难。做我这样的妻子、妈妈也难。既然我找不出怪得上他的地方，也只好自己多苦一点。
我们一家三个孩子读书，连同他在内也算四个半人吃饭。我虽然是老师，但工资不高，而他的工资偏偏有一部分不属于家庭。
1965年冬，县人民政府给他30元救济款，他却把钱分给了六个困难户，还撒谎说是政府发给他们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撒谎，他们会收下吗？”
1987年以后，他每年都要给本乡的新入伍战土五块到十决钱。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曾经当过兵，新兵每月只有六块钱呢。”
1987年10月，煤炭坡村急需修一条公路，虽有劳力而无钱买炸药、水泥。没想到他居然以自己的工资作保在乡林业站借款800元，并从本月工资中拿现金100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有工资作保，他们没有，而这里需要公路。”
从此以后，我不再问他为什么了，就连今年怀化地委给他的两百元奖金我也不问他送给谁了，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他的心里装着一个比家庭大得多的世界。
从1961年10月到1990年3月，他先后给五保户、困难户、烈军属送现金一千多元，送衣、物八十余件，总价值三千多元。
虽说只是三千多元，但在一个节衣缩食的妻子眼中，在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妈妈心里，是多大的数字呀。不是我怪他，因为他是我的丈夫呀。不是我不怪他，谁叫我是一个党员的妻子呢？我也曾分享过社会对他的好评，我也曾哼过《十五的月亮》。
（六）
多年的夫妻生活使我渐渐地理解了他，弄清了他心中的那个比我更珍贵的东西。不知从哪天开始，我不再觉得他傻了，可是，别人是否也理解了他呢？
1986年初冬，乡政府需要一批樟树种子，而眼下没有卖主。他忽然想起前几年在怀化地区医院的情景，一串串黑油油的樟树种子挂在树尖，挂在窗前，一直挂在他的心里，没想到今天还真的派上用头。他急忙打开日记本，找到那个樟树种子成熟的季节。
1986年11月12日，他借着看病之机来到了地区医院。经有关医生同意后，他提着“蛇皮口袋”爬上了樟树。
俗话说“好事有三磨”，这话一点也不假。当他刚刚开始摘种子的时候，霎时间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瓢泼般的大雨劈头劈脑地向他打来。他生怕大雨把树上的种子冲走，顶着长骨的雨水在枝头攀摘。天黑了，他打亮了手电筒，眼花了，他抹掉脸上的雨水。此刻，病房前围满了看热闹的护士和病人，耻笑声、感叹声、疑问声混杂在风雨声之中，在夜空里回旋：
“树上有什么？是不是有宝贝？”
“这个医院还收神经病呀？”
“医生，还不把他拉回来。”
他是有些不正常，可这种不正常不就是最正常的么？可惜当年，这样的人太不被人理解了。
他回到家里，已是病上加病了。我摸摸他的额头，又摸摸水淋淋的口袋。额头冰凉冰凉的，而种子口袋却沤得滚烫滚烫的，这不就是他满腔热情的渗透么。
（七）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怕吃亏的女人，我害怕的是吃了亏不被人理解。群众是人，党员不也是人吗？人与人的相互沟通为什么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呢？
好在春风送来了一个明媚的三月，傻子精神又回来了，我的丈夫也被人理解了。如今，每当他经过关门溪、小白洋溪的时候，那位老人总要拉他进屋叙叙，说说现在，也说过去，有时还会流着眼泪重复一段故事。
1981年古历闰四月十八，我丈夫下队去途经这里时，这里已是废墟一片。九户被大火烧毁房星、财产的村民在尚未熄灭的火苗中哭泣，他看着眼前的惨景，不知怎样抚慰这些村民。他首先把一包冰糖送给老人，继而又把准备下乡换洗的衣物，以及脸帕、茶杯、牙膏统统分送给几户灾民。当他已经两手空空的时候，发现还有两户灾民一无所得，他无法回避那求援的目光。顿时，他的心在颤抖，热血从心底一直通向脑门。他毅然脱下身上的衣裤，只留下一条短裤跑回家里……几年后，老人为了表示山里人的心意，硬让孙女儿拖着上山，亲手摘下几斤新茶送他，他望着老人手中的拐杖、颤抖在山路上的双脚，捧起了几芽新茶，像捧起大山般沉重的偏爱。
（八）
如今，我那位傻子出名了，当模范，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都念着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模范的妻子，我深深地懂得当模范的难处，但我还是高兴，因为他30年的付出终于被人承认了。
又不知哪一天，我不仅不怪他傻了，好像自己也变傻了。他夜里下队我陪着，他灯下写日记我送茶，他去给烈士扫墓我领着儿女同行；或是栽两棵花树，或是献一束鲜花，或是剪一串清明条……
哦，他又去了，还是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去了，涉过了小溪，走进了大山，一直走进人民的心里。我不再感到孤独，也不会再去明察暗访，我已经懂得，他正用忠诚连接党群关系的纽带，正用奉献编织党群关系的网络，正用心血焊接党群关系的裂痕，正用热情架起党群关系的桥梁。
面对他洒过汗水的土地，我悄悄地对自己发誓：从今以后，别人说他好，我会说他好，别人说他傻，我也会说他好。因为，在我们的周围，傻子精神又已经遍地开花了。
她把爱留给了大山
说起学校，人们一定会联想到红花、绿叶，挂在脸上的彩霞，飞向太阳的笑声，谁会想到这云山雾海呢？如果不是临时贴上了校牌，也许没有人相信这是一所学校。把它和大山相比，真是太小了，小得像一只鸟窝。
就是这个像鸟窝般的学校，留下了张海燕的笑容与泪水、酸甜与苦辣、春夏与秋冬，也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大山无尽的爱。
1966年，高中毕业的海燕起飞在文化大革命的烟云间。她飞呀、飞呀，最终还是没能飞向妈妈希望的大海，却栖落在沅陵县七甲溪马头脑的大山之中。从此，她的脚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她的眼前是一块巴掌大的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