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意志，即使有能力也无济无事。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毕业于桑赫斯特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初期任第3步兵师师长，在法国和比和时战斗。英国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在英国本土先后任第5、第12军军长和东南军区司令。1942年8月，任英军驻北非第8集团军司令，在阿拉曼大败隆美尔。登陆西西岛、进军意大利后，1944年任盟军集团司令。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率军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西北部作战。德国投降后任英国占领军总司令。1946—1948年任帝国总参谋长。1948—1951年任西欧同盟防务会议总司令委员会主席。1951—1958年任北约欧洲盟军第一副总司令。1958年退休，曾来中国访问。
这里的又章选自他的《领导艺术之路》。文中提到的阿兰·布鲁克是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期间是帝国参谋总长，在计划和领导英国军队行动中作用重大。
温斯顿·丘吉尔
没有必要回顾和描述这位非凡伟人的早年生活。在所有有关他的著述中，他自己写了最好的一部，书名为《我的早年生涯》。在我看来，这是一部他所写过的最优秀的作品。
我第一次见到丘吉尔是在1940年6月，我率领第三师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之后。那个时期我很少结识政治家，对大部分政客心存疑虑。我认为，对于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许多麻烦，他们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决策果断，行动敏捷。他知道该干什么，而且有勇气和决心为之而奋斗。
勇气是人类最伟大的品格之一。它分为两种：体力上的和精神上的。刚健的体力并非人人都具备。如果一个人缺少它，他就只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是我们都可以拥有精神之勇。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坚定地站在你认为是正确的一边，并朝着那个方向走下去，矢志不移。
丘吉尔具备这两种勇气：阳刚之勇和精神之勇。他的勇气有时显得锋芒逼人，有时又含而不露。总之，那无疑是一种特有的美德，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的下议院中，它都大放异彩。即使在他生病期间也是如此，为了继续尽责，他仍勇敢拼搏。
他还具有高度丰富的想象力。有人会说他的想象力有时过于丰富，也许这是真的。但要想约束他却并非易事。在军事领域中，他认为自己对战争指挥问题十分通晓，这就有些麻烦了。当然，他确实知道的不少。他曾经当过兵，在德国皇帝战争期间有许多政府方面的经验，而且写过许多这方面的论著。他还是个大历史学家。经过分析研究，我认为在大的战略问题上，他往往是正确的；但在小问题上，如在他所热衷涉足的战术和组织的细节等方面，他则时常出错。
他是在危机时刻升至国家领导人这一高位的。1940年，当我们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唤起不列颠的民族精神已迫在眉睫。于是他通过BBc广播电台向我们发表演说。他使用的言词像《圣经》中的《诗篇》一样有力，犹如警钟长鸣，使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了危机的到来。人们都能回忆起希特勒战争早期我们期待他的广播讲话和演说时的迫切心情。我怀疑：历史上是否曾有人发表过如此强有力的演说。它给如此众多的人们增添了力量和信心，甚至带来了欢乐，扫除了忧虑，同时还使人们感受到某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风暴和压力不能使他屈服。在紧要关头，他坚如磐石，是个栋梁之材。
在1940年，当战争风云突起，并日渐喧嚣的时候，他使自己适应了这场危机，也适应了这一未曾料到的、令人伤心的事实：我们寄予厚望的盟友--_美国一一直到自己受到了直接打击，才肯加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争。当一切似乎都已破灭之际，温斯顿·丘吉尔却异常坚定沉着，他拯救了西方——包括美国在内。
一谈到反击曲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所发动的这场肆无忌惮的侵略战争时．他就“怒火中烧”。当他对某些军需不足、没有充分准备的军事行动固执己见时，要想驳倒他那些具有说服力的论点，有时需要一个人全力以赴。
时光已逝。然而在当时，不正是这种“怒火”，使我们度过了希特勒战争的艰难岁月吗？没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能与1940年的温斯顿·丘吉尔相媲美。他高人一筹，使人望而勇气倍增。他光彩照人，能把暗淡失色的东西映照得熠熠生辉。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我说不出有多少位首相支配了我们民族的命运。但我认为：在他们之中，叱咤风云者寥寥可数。在20世纪我仅能指出两位——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我从未见过劳合·乔治。但温斯顿在他的鼎盛时期却是一位佼佼者，杰出的国家领导人。
我使用了“他的鼎盛期”这一词句，这使我一时回想起我所知道的丘吉尔。当我在敦刻尔克战役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处在权力的峰颠。就我所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年底。后来，他在北非身患重病，从那以后，我注意到他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诺曼底战役以前，我常常见到他，当然是从那时起直到他1945年离职为止。我注意到他有点退缩，似乎不再是我1940年6月第一次见到的那个一往无前、无畏果断的人了。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他的艺术家和至善论者的气质过多地妨碍了他的行动。如果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有时他会无休止地“劝说”别人！战争在使这位伟人衰老。在1940年至1941年间，他决策果断，行动迅捷。而到1944年和1945年，却锐气日减，反复无常。他在希特勒战争前期所表现出的那些高贵品质似乎难以使他们摆脱困境。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呢？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他痛心地看到，与俄国人相比，西方的政治势力正日渐衰落，战争必将给战后的欧洲带来一系列难题。对此，只有他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往往会忽略：伟人——像丘吉尔这样的天才，毕竟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人体所具有并能保持旺盛的精力——体力上的和精神上的，都有一个极限。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不列颠人民进行了这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前后持续5年多之久。据我所知，他没有一天离开过岗位，没有休过一天假。的确，他对希特勒的强烈的憎恨使他坚持了下来，他不愿拿出哪怕一天的时间去休息。我的确曾建议过让他休息，但再未重提此事，因为我得到了一个适当的“回敬”，他的反击使我一时无言以对！
后来战争结束了，他被英国民众所抛弃。我清楚地记得1945年大选后．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像一个被击败的人，对此他是不理解的。但我认为这样更好。这位曾经领导英国度过了希特勒战争艰难岁月的人，现在完全累垮了，需要休息了——尽管他绝不会承认这一点，然而，他得到了必要的休息，6年之后又卷土重来，重新领导这个国家—但这是在和平时期了。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更带个人感情色彩去观察丘吉尔本人。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开始真正了解他，并开始了我们真正的友谊。从1945年中期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7年的密切交往。我认为我对他的了解胜过其他大多数人——我指的是“作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战时的首相。
他是个非常好的伙伴。至少我总是这样看。当然，他有敌人，有人对他恶意中伤。对其中某些人我也有所了解。但是他们所说的一切决不会损害我对他的感情。他非常善于讲故事。我常常听他回忆过去，讲述桑赫斯图军校的生涯，苏丹恩图曼之战，以及他是如何被布尔人俘获继而又逃脱的往事。这真是一件快事。我时常与他促膝而坐，聆听他回顾那些逝去的岁月，直至夜半凌晨，把睡觉的事情完全置之脑后，对此我是心甘情愿的。在谈到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他的个性时，更是妙趣横生。总之，他是一位公正的批评家。一个人在回首往事时，往往会夸大其辞。而现在再让他这么做已不那么窬易了。如果你请他谈论一下他早年的某些同代人，他也许会应付几句，然后耸耸肩膀就不作声了——但一般来说，你会从他耸肩的含义中揣摩出几分他的观点来！毕竟，他不是已经在1937年首版的《伟大的同代人》中描述过他们了吗？
与所有的人一样，丘吉尔也有自己的缺点。他急躁、偏狭并且多疑——我不知敢不敢这样说——有时有点妒嫉。但是，当你衡量一下他的优缺点就会发现，‘他的优点是无法比拟的。他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当他不同意你的观点时，他会听下去，但十分不耐烦。他具有决策的能力。但是，正如我已提到的那样，当希特勒战争即将结束时，他似乎越来越难以迅速地作出决断了。
他非常幽默。这一无言的方式在后来的几年已司空见惯。例如，当我在他的恰特韦尔庄园逗留期间，他在晚宴上为我备酒——作为主人的一种姿态，同时也是一种幽默。他当然很清楚这会有什么反响。当时，他面带羞怯的微笑看着我，说道：“这样做你不介意吧？”
我经常拜访他。我认为，他身边的朋友越多，情绪越高，对他就越有好处。因为他现在已是风烛残年了，一定不能让他感到自己已经老朽无用。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谈得很多。他兴致勃勃地谈起战争期间亲临我的司令部时的情景。我不时地试图让他着眼未来，但这并不容易。他似乎认为，未来已经属于别人——事实也确实如此。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趣事。他在哈罗中学和桑赫斯图军校的学习生涯对他没产生什么影响，他不喜欢这两个地方。这或许说明，过早地开发人的能力是错误的，这可能会招致失败。人的能力的发展有一定之规，是循序渐进的。但回首往事却颇为有趣：如果没有希特勒战争，温斯顿很可能会由于政治上的失败而从事历史研究！当然，作为作家和画家，他无疑会确立起自己的声望。
当1940年国家向他召唤之际，温斯顿·丘吉尔是怎样担负起国家领导人这一重任的呢？当然，他有管理政府机构的丰富经验，曾多次出任内阁大臣，而且比其他大臣都更了解军界的情况。他曾是一名成功的随军记者，了解总司令部里所发生的一切——或者应该说从前发生的事情！他见多识广，对英国自治领和殖民地有着渊博的知识。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英国人民，懂得如何向他们讲话。
这一切都是人人皆知的，但一定还有其它某些鲜为人知的因素。我常和他谈论这一问题，想从他那里得到我希望知道的事情：是什么使他准备就绪，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能召之即来呢？答案是这样的：
同马基雅维里一样，温斯顿相信：既然命运之神左右着我们命运的一半，那么另一半则应由我们自己主宰。假如我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立足本职，并研究历史上的伟人是如何应付并战胜困难的，那么结局将会是圆满的。因此他博览群书，并注意研究伟人的生活。当研究伟人们所遇到的困难时，他并不过分关注细节。他所要知道的是困难之产生的条件，以及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政治家或军事指挥官进行决策。这一研究使他懂得：在面临难题时，应当考虑出现这一问题的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不要受以往在相似问题上所作决定的影响。因为时间不同，问题之产生的客观条件也不尽相同。他认为，过去所做的事情与现在应做的事情没有必然的联系，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决断。
他还是一位窥测他人内心世界的大师。他会向参谋长们发表一通相当荒谬的言辞，旨在引起激烈的反对，以此弄清他们的真实观点。我想这可以被称作“挑逗”，但这却使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信息。
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谈温斯顿·丘吉尔而不提及丘吉尔夫人是不公道的。我和她的许多朋友总是称她“克莱米娅”。她才貌出众，我是她热心的崇拜者之一。她博览群书、聪颖过人，跟她谈话会使人感到非常愉快。她有勇气，这种品质是极为可贵的，特别是在温斯顿生病或极度紧张的时候，她要尽力使一切都显得正常。当她本人身体欠佳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十分困难。但无论她的身体如何不适，她总是坚持着，从不让客人们知道。1955年4月4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的那次晚宴使我终生难忘，当时在座的有女王、菲利普王子和温斯顿夫妇。克莱米娅当时正患神经炎，十分痛苦，这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她却一直忍痛坚持到最后，作为女主人，整个晚宴上她都显得那样雅典端庄。这是我所见过的最顽强的行为之一。她的顽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是她在10号首相官邸的最后一次聚会，第二天温斯顿就要辞去首相职务了。
那个夜晚使我难以忘怀。当时我正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任职，住在法国，为了参加这次晚宴，我赶回了伦敦。当然，受到邀请是一种殊荣，因为这次宴会规模不大。我不知道出席者中有多少人知道，温斯顿将在第二天（即4月5日）下午4点30分辞去首相职务，但是我知道。我早来了一会儿，在他更衣时与他交谈了片刻，他把详情告诉了我。
在宴会结束之际，温斯顿向女王陛下作了一个简短而十分精彩的讲话。很明显，他此时感触万分，因为他们两人都知道第二天将要发生的事。讲完之后，他端着杯子站在那里。室内鸦雀无声，一直持续了几秒种，也许是10秒钟。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突然他高举酒杯，带着胜利的口吻，发出洪亮的声音：“为女王陛下干杯。”我们全体起立干杯。只有温斯顿才能使这种场面如此富有戏剧性。随后女王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要我们一起为“首相阁下”的健康干杯。我们都感到惊奇，不知英国女王以前是否说过这样的祝酒词。至今我也没有找出答案。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是4月10日，复活节。我驱车去他的恰特韦尔庄园，跟他们夫妇共进午餐——清清闲闲地聊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是个令人伤感的时刻。尽管如此，我认为温斯顿是愿意离开那喧嚣的政治生活的。过几天平平静静的日子，而且还有时间旅游，何乐而不为呢。我敢肯定克莱米娅也有同感。我曾与她交谈过多次，有时是去寻求她的忠告。她总是乐于帮助我，而她的帮助常常是正确的。如果不同意你的观点，她会直言相告，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喜欢这种方式——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我所得到的最大特权莫过于温斯顿夫妇允许我进入他们的家庭圈子。只要我乐意，便能随时被邀请去恰特韦尔。他们的小女儿玛丽·索姆斯与我是至交，我还是她二儿子杰里米的教父。当我写这些话时，他的照片就摆在我的面前——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我曾预言他前程远大，也许仅次于他的外祖父温斯顿。
很难相信：没有克莱米娅在身旁，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想，对此他会有同感。这正如《我的早年生涯》一书结束语所说的那样：
“我结了婚，婚后生活幸福美满。
毫无疑问，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娶一位好妻子是十分必需的，甚至至关重要一在这方面，温斯顿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的房间里至今仍挂着温斯顿作的两幅画。这颇使我自豪。因为他虽然慷慨大方，但却不愿轻易把画送人——我并不责备他！他喜欢这些画。喜欢坐在他的画室里，谈论每幅画所勾起的那些往事。他的作品很多。我和他在画室里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这第一幅画，我没费多大劲就弄到了。那是1948年的下半年，我回到了我社伊辛顿·米尔的家。由于在希特勒战争期间j我所有的家当都被德国人炸毁了，所以我向他要一幅画，挂在我的书房里。他给了我一张风景画，画的是摩洛哥马拉喀什省附近的景色。我们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吃过野餐。那是1943年元旦，我从驻扎在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返回英国的途中和他一起度过了那一天。
第二幅画就比较难弄了。在整理书房的时候，我发现还需要一幅画。于是我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我错了，这个时机并不合适。他没有直接拒绝我的要求，而是避而不答，改变了话题！于是我采取了迂回战术。这种战术在战斗中非常有效，但我从未在恰特韦尔使用过。我求助于玛丽·索姆斯。我们从画室里选出了一幅色调明快的画，描绘的是布莱尼姆的池塘。我把画拿到他的房间，大加赞扬了一番，这使他非常高兴。我补充说，玛丽认为这幅画放在我的书房里正合适，唯一的缺憾是还没有署名。他看到木已成舟，只好叫人拿来作画材料，签上了名。当我在伦敦找人为它装画框时，我被告知：这幅画有两次签名。第一次是用红色签在黑底上，温斯顿和我都没注意到。我还从未见过一幅这位艺术家签过两次名的画。也许这是绝无仅有的。我真希望如此！
这两幅都是风景画，我想这是他的擅长。我最喜欢的一幅画是《卢普河》，现存于伦敦泰特美术馆。从送画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这位伟人有一颗善良厚道的心。
好，我们的话题应该离开他了。他现在作画已不如从前那样多了。他老了，容易疲倦。但令我欣慰的是，他仍然健在，并且十分幸福，正在尊敬和安逸的气氛中安度他光辉一生的晚年。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他的战时伙伴——阿兰·布鲁克。
（刘文涛柯春桥王维嘉译）
阿兰·布鲁克
如前所述，我认识阿兰·布鲁克有36年之久。他不是一位容易让人理解的人。他给某些人的印象是冷漠和“疏远”，也许还有点无情。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来面目。一旦你赢得了他的友谊——必须承认这是来之不易的，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位十分热心和宽厚的人。
他的早年是在法国度过的，这一点鲜为人知。他的法语极好，几乎像法国人一样流利。我第一次见到他前不久，那是在1926年，他和他的第一位妻=产出了车祸，发生了一场悲剧。汽车撞得粉碎，两人都失去了知觉，被送进医院。当他苏醒过来时，看到他的妻子躺在身旁的床上…死了。他孑然一身，带着两个孩子。这足以使大多数男人心灰意冷，但他却没有。他顽强地挺住了。后来又结了婚．再一次找到了美满的幸福，正如他在战时日记中记载的那样。
他比较容易动感情，这也许与他的法国身世有关。他常使人感觉到，他在努力控制自己，不使自己的感情外露。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许多人认为他非常保守，特别是那些不了解他的人。
1926年，我们俩都在坎伯利参谋学院任教。在那段日子里，我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我们到爱尔兰去度暑假，他用他的车带我去斯特兰拉尔，然后乘夜班船到拉恩。那是一个迷人的夜晚，晚饭后我们来到甲板上，倚着围栏长谈，直到深夜。从那次谈话中，我真正地了解了他，了解了他的信念和诚挚。那一夜使我终生难忘。
他是一位有才干的军人。我认为，他确实是世界各国在希特勒战争中所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军人——此话我已说过多次。他智力超群，头脑清醒，反应迅速。他的思维非常敏捷，讲话也很快，像放机关枪一样！他习惯于亲笔给我写信。他写信的速度很快，但仍然远远落后于他的思维，结果拼写便往往不那么规范。
我已阐述过这种观点：阿兰·布鲁克具备一位领导人必备的所有基本素质。但我也曾透露过我的疑虑：他是否会像他担任国家的参谋长那样，作一位非常成功的战地司令官呢？因为他不会使将士们正确地理解他。我不知道这一观点能否被普遍接受。但由于我同他共过事，又受到他的领导，所以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不知是否有人赞同。
他脾气急躁。当他大发雷霆的时候，会使你对所发生的事情没有怀疑的余地。战争期间，我曾多次受到他的间接的攻击。现在想来，多数情况下他是正确的。当然，我从没因为他对我的斥责而怨恨过他，正像他在日记中所承认的那样。
我想就日记再说几句。在战争期间，阿兰·布鲁克一直在写日记，我也如此。我相信有这样的规定：指挥官在战场上不能记日记，以防他和他的日记被敌方所获。但我的司令部十分安全，没有这种危险。我对记日记有强烈的兴趣，无论是在希特勒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任帝国参谋总长的时候，或是在西方防卫组织任职的10年里，我的日记都没有间断过。我用日记来重温往事，例如，就像我当初写《回忆录》一样。我从未想过要出版它们，甚至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它们。这样做很可能会引起另一场战争，因为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直接了当的话语！
我想，阿兰·布鲁克知道我记日记，当然我也知道他在这样做。但他的日记是每天晚上为他妻子写的，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内心的苦闷，使他从重负和痛苦中得到某种解脱。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旧记相当有趣，因为它揭示了战争中肩负重责的人们所承受的压力和紧张。他每晚都以记日记这种方式向妻子倾吐胸中块垒。每当一本日记记完，他就派一个可靠的人送给她，由她妥善保存。他的感情在日记中表露出来，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这理应如此。否则的话，历史学家们便很难如实地再现这一段历史。当然，他们会使历史再现的，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始终认为，刚兰·布鲁克，或布鲁基——我这样称呼他，对于怎样领导我是很有见识的。我希望我的上司告诉我，我需要我做些什么．然后放手让我去干，并尽可能给予支持，而不需要婆婆妈妈，指手划脚。如果我犯了错误，我情愿承受全部责难。如果事实证明我不称职，我会心悦诚服地被解除职务。说一句猎人的行话，我是一匹顺毛马。假如有什么闪失，我不怕受责难。但我最讨厌总是被套着马勒，受制于人。
敦刻尔克战役结束后，我们又在英国训练了两年。在此之后，布鲁基对我这位指挥官有了充分的了解。他一直采用温和的方式对我进矛了领导，只是偶尔给我以适当的责备——一种布鲁基式的责备，上天作证！
写到这里我同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1939年到1940年冬天的法国，德国人占领西欧之前，即某些人所说的虚假战争时期。我的师驻扎在里尔的南部。当我们驻守了几个月的时候，性病开始在部队里蔓延，引起了恐慌。尽管我们想尽办法，但患者的人数仍不断增加。最后，情况越来越糟，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就这个问题，我起草了一份传阅文件，谈了我对制止这种病的看法。这个文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性病在部队中实际上不再蔓延了。我在《回忆录》的第60页概要地叙述了这件事。总部牧师就此事向总司令戈特大发牢骚，指责我的处理方式，其结果是令我十分尴尬的。戈特说我必须交出部队，回到英国去！阿兰·布鲁克是我的军长，他不想失去我，其原因他最清楚。因此他说服戈特让他来处理这件事。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清楚，所以当我得知军长要来见我并要我等候他的时候，我还天真地认为有什么紧急军务要商讨呢。然而我错了。他来了——神色严峻，态度生硬。我由此断定：他是为我而来的。这次我猜对了。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大约有10分钟之久。我洗耳恭听。他讲完了，情绪也平静下来，甚至露出了微笑。于是我鼓起勇气，说我认为我的那份文件写得非常好，而且十分清楚。于是平静又被打破，我又被他狠狠地责备了一通。由此我得出结论：在这种场合最好是保持沉默，能忍则忍。
布鲁基发脾气有一大特点；持续的时间不长。他的火发得快，消得也快，而且发完之后就没事了，重续旧谊。
我曾说过，我写的文件十分清楚，事实确实如此。然而关于表述清楚这一话题使我回想起有关老惠林顿公爵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真实。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叫作伦敦的人写信给这位公爵，问他是否能到斯特拉菲尔德·萨伊来一趟，看看他的山毛榉（beeches）特别是那些在滑铁卢战争时期所种的山毛榉。信的署名是“A．F．伦敦”。大概这位作者本人既不知道这位公爵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是谁。然而，这位公爵却认为信出自伦敦主教之手。于是他这样给主教回信：
“惠林顿公爵向伦敦主教致意，欢迎主教大人大驾光临，来视察我的马裤（breeches）。但本公爵对主教大人为何特意视察我在滑铁卢战争时期所穿的马裤迷惑不解。它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了。”
主教大人收到信以后的情景就不得而知了。
布鲁基发的“火”并非全都在理，我是这样看的。这又使我想起一件往粤。在盟军反攻西欧之前不久——1944年5月24日，新西兰总理彼得·弗雷泽在朴次茅斯基地外我的司令部里与我会面。弗赖们格将军统率的新西兰师在沙漠地带和意大利曾编入第八集团军．归我指挥。我告诉总理先生，这是一支非常好的部队。听到这里．彼得·弗雷泽问我战后怎样安排弗赖伯格将军才合适。我毫不踌躇地回答道：“任新西兰总督。”他把这话告诉了布鲁基。当我与布鲁基再次见面时，他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顿，说我老是让他不放心：总攻的日子即将到来，我不是把全部精力放在军务上，而是和新西兰总理讨论人家的内务！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事呢？然而不管怎么说，弗赖伯格后来还是担任了新西兰总督，而且干得十分出色！
我还记得一件与阿兰·布鲁克有关的事——一件令人伤感的往事。事情发生在敦刻尔克的桥头堡。地点是在比利时拉帕讷郊外的沙丘地特，我的第三师司令部里。当时的局势已严重恶化，不得不把一些经验较丰富的指挥官召回英国，加强国内防务，以抵御德国人可能发动的入侵。阿兰·布鲁克接到命令，让他交出部队，于5月30日启程回国。他来到我的司令部话别。我马上看出，他正在极力控制自己，所以我带他来到不远处的沙丘。在这里，他禁不住哭了起来，这并不是由于他为英国远征军的处境而悲痛，尽管这确实催人泪下．这主要是由于他不忍心离开我们，而让我们去承受这似乎极为悲惨的命运。他，一名军人，在最危急的关头奉命离开他的战友们，这使他感到极大的不安。他告诉我，我将接管并指挥这支部队。我尽力安慰他，并告诉他，我们会想方设法回到英国的，我们能再度相逢。但是必须承认，当时该怎么做我心里也没底。直到那天晚些时候，当在军司令部里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问题才逐渐明朗起来。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那种压力过重而无法承受的时刻。应该把这些感情释放出来，而不应让它闷在心里。当沉默被打破之后，大多数人都希望单独呆一会儿，就像1937年10月，我的妻子在我怀中去世时，我愿和她单独在一起时那样。因此当阿兰·布鲁克伏在我的肩上，忍不住痛哭起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意味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我很高兴以这种方式得到这真诚的友谊。在比利时海岸沙丘上发生的这一幕使我终生难忘。我有两次见到了真正的布鲁基。第一次是在1926年，当时我们一起去爱尔兰，乘船从斯特兰拉尔出发到拉恩。这件事我已在前面讲述过了。
我曾说过，如果不发生希特勒战争，温斯顿·丘吉尔在政治生涯中也许不会升到这样高的位置。阿兰·布鲁克则不然。我认为，由于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能担任高层领导职务，如帝国参谋总长——这一英国军队中的职业官职。
从我所写的东西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对阿兰·布鲁克充满钦佩、尊敬和仰慕之情。他既是伟大的军事家，又是普普通通的人。温斯顿·丘吉尔也是这样。命运使这两个人在希特勒战争中走到了一起，并肩作战。
（刘文涛柯春桥王维嘉译）
丘吉尔与阿兰·布鲁克
如果合作的双方都是伟人，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都自认为是正确的，不愿被对方“小看”，而且都果敢、敏捷、易于冲动，那么，“一只槽上拴不住两条叫驴”这句话就要应验了，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丘吉尔和阿兰-布鲁克就是这样。他们在一起共事难免发生碰撞。
你同样还可以想象，如果让费尔沃德博士和尼赫鲁共事，是否会和谐默契！
就丘吉尔和阿兰·布鲁克来说，发生碰撞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二人并没有分道扬镳。作为政界及军界的最高首长，丘吉尔随时都可以免除阿兰·布鲁克的职务；而阿兰·布鲁克也可以甩手不干或者请求调往他处。然而，这些事都没有发生，这足以证明两个人的伟大。如果任何一方不能再容忍了——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都会造成一场悲剧。我相信：他们的合作对确保盟军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了重大作用，他们是一对最好的搭档。对此我坚信不移，战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法使我改变信念。他们是战争时期军八与畋治家精诚合作的典范，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毫无疑问，温斯顿极其看重阿兰·布鲁克。在战争期间他曾多次这样对我说过。他非常钟爱他所喜欢并与他配合默契的人。战争期间，他对布鲁基产生了真诚的友情。我想，当布鲁基的日记披露了他所扭受的紧张之后，温斯顿的这种感情会有所冷却。毕竟，这是人之常情！
我见过他们俩大动肝火，但不是发生在他们两人之间，因为他们之间爆发冲突的时候，我总是不在现场。他们有时对我大发其火。在这种场合，温斯顿是有所节制的。因为我是战地总司令，而不是他的下属——他的直接下属，对于这种事他总是处理得很妥善．特别是当他在我的司令部里的时候。他会以一种痛苦的沉默来表达他的愤怒．偶尔用几乎听不见的咕哝声发泄出来！我知道我所处的位置，所以我总是保持沉默。最终我胜利了。因为事情很清楚，如果按照他所坚持的路线行动，我们就会吃败仗。
有时他会在白厅对我大发脾气。这时布鲁基总是护着我，于是温斯顿就会把矛头转向布鲁基，而称我是“你的蒙蒂”，似乎他已经完全把我抛弃了。
当布鲁基对我发火的时候，情况就不相同了。我曾讲过，当我指挥第三师的时候，他是我的军长。他的军衔比我高，在所有的军务中都是我的上司，所以完全有权力来斥责我——他也经常这样做，而且理直气壮。但他发火从不没完没了，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还要用我，或许是因为我们是多年的密友，要么是因为我能正确对待此事，从不丧失理智或反唇相讥。我对他充满钦佩和敬重之情，因此我情愿承受他对我的任何责备，即使这些责备并没有什么道理。我知道他肩头的担子有多么重，我不愿意再加重他的负担。
当我似乎要与首相产生纠葛的时候，他总是帮助我。下面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5年3月初，当时我的作战司令部设在靠近艾恩德霍芬的海尔德罗普村里。温斯顿在那会见了我，像往常一样，由参谋总长布鲁基陪同。当时我正在为21军团月底越过莱茵河制定作战计划，温斯顿对此事非常清楚。布鲁基提醒我说，温斯顿决心要亲临战场，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他，一旦我们随坦克越过这道屏障，进入德国北部平原，这场战争就不会持续多久了。我曾告诉过布鲁基，千万不要让他来，因为那可能会是一场棘手的战斗，再说我也不喜欢这种场合有别人在场。我倒希望布鲁基告诉丘吉尔，他不会受欢迎的，尽管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那天晚上，温斯顿邀请我到他的专列上进餐。我同我的参谋长弗雷迪亚·德·甘冈一同前往。席间，没有人提起他要亲临横渡莱菌河战役的事情，自然我也保持沉默。饭后，我回到司令部处理军务，留下德。甘冈与首相交谈。这时温斯顿立即提起了他要亲临战场的事。弗雷迪亚不像我那样会跟温斯顿周旋，竟直接了当地告之；总司令（指我）决不会同意这件事的！这使得这位伟人非常恼火，第二天便怒气冲冲地返回了伦敦。后来我收到了布鲁基的信，他警告我说温斯顿决心要来．要我留点神！我的手里有一张王牌：我从未亲口对他说过他不能来。我只告诉过布鲁基和德·甘冈。我立刻断定．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挽回局面——给他写信，要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邀清这位伟人前来同我一道目睹这次横渡莱茵河的战斗．于是我这样做了。我派专人把这封信直接送到10号首相官邸，当然他非常高兴。他按时来了，对于他的到来我们都很高兴。一想到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时，我就不寒而栗。布鲁基的忠告是完全正确的一他总是这样。
阿兰·布鲁克的优秀品质之一是富有同情心。他乐于助人。每当我遇到麻烦时，我都感到可以去找他，以受益于他的智慧和忠告，即使他自已正处于困扰之中。他性格中的另一杰出的品质是真挚和忠诚。他毫无私心，真诚笃实，忠心耿耿，就忠诚而言，它是相互的。我的意思是说，除非你对你的上司忠贞不渝，否则便不会得到你的下级对你的忠诚。当这一原则应用于基层时，它要求士兵必须忠实于他们的长官。在同阿兰·布鲁克相处时这一相互原则是不成问题的。他在军队中受到了绝对的信赖。他不会耍阴谋诡计，也不做任何阴险狡诈之事。我一生都信赖他。
如果没有其他的合适人选管理军务，阿兰·布鲁克作为丘吉尔的高级军事顾问是不会圆满完成其使命的。他是陆军委员会的高级军事成员，又是陆军大臣的职业顾问。这位大臣是詹姆斯·格里哥爵士。他是我所见到的军队中最好的大臣。阿兰·布鲁克的副手是阿尔奇·奈，一位足智多谋的参谋官。他们俩把陆军部里他们所能做的具体工作都承担起来，从而使阿兰·布鲁克得以解脱。三人相互信任，以诚相见，不耍任何手腕。
提到耍手腕这一话题，我想在此多谈几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皇帝战争期间，我官职低微，不了解军界以及军人与政治家之间所发生的事。但通过阅读浏览，对于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有所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战争期间，在霍尔——贝利沙统治时期，这种行为司空见惯。可能在此后还有这种事，但我不甚了解。可是当阿兰·布鲁克任帝国参谋总长之后，这种事在军队中便消声匿迹了。他和格里哥一刻也没有为此而分过心，丘吉尔也是如此。
就是这样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却能在战争期间并肩战斗，为确保盟国为战争所做的努力不受到妨碍，他们把自己的感情埋藏在心底。
目光远大之士是无价之宝，他们知道自己的目的所在，并且决策果断。然而我们却不乏优柔寡断之人，他们指望着别人为自己出谋划策。这种人随处可见，至今如此。
丘吉尔和阿兰·布鲁克两人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对此他们都深信不疑。尽管碰撞时有发生，但为了英国人民以及西方世界的最终利益，他们携手并进，战斗到底。
回顾摩西
在刘我的有关领导艺术的观点进行总结之前，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摩西。我常常把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考察，而且发现这项研究非常有趣昧。我们在《旧约》的前几章——摩西篇章中可以找到关：了二他的记载。我们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他的活动，因为与我们以上所介绍的那些领导人不同，有关摩西的史料和史实不甚清楚明了。当然。我本人也不认识摩西！
据史学冢记载，以色列的子民们是在公元前约1720年进入埃及的，大约在公：元前1290年，他们在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在这大约430年期间，以色列人生活在苦难之中，他们像埃及人的奴隶一样被驱使，从事繁重的劳动。
“埃及人严厉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他们使以色列人生活困苦，迫使他们在和泥、做砖以及在田地上的各样工作中服苦役。”
我总觉得，似乎摩西肩负着一个十分艰巨的使命——领着以色列人—一个牧羊民族，迁出埃及，进入迦南，在那里建起新的家园。
我决不相信，他们一旦离开了埃及，就在西奈沙漠上毫无目的地漫游了40年—一无所事事。我认为，摩西非常明白他不能完成他的使命的第二步．因为这一步几乎肯定会引起激烈的战争。只有等那些牢骚满愎的老一代．人死去，富有战斗精神和军事素养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之后，他的目的才能达到。他还知道，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是不会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就变成一个战斗力很强的民族的。必须培养出一种新的精神，因此也需要时间。另外，要想进攻迦南，还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一个能迅速取胜而不受挫折的计划，否则便会一事无成。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战场上的失利很可能导致对领导人失去信心。
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到3000多年以前，情节是这样的：
摩西决定，必须首先获得有关这个新国土的一些情报，于是他就派人前去打探——其中有个年轻人叫约书亚，后来他继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最高首领。
“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
对于一个非职业军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些探子花了40天的时间，带回来一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有关这个敌国的情报——人口众多、强悍、城防牢固，“城墙雄伟巍峨”。
就这样，他形成了对于下一步计划的构想。摆在他面前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明确了——他明白；他必须把他的人民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民族，训练他们进行战斗。另一个令人烦恼的因素是，探子们的报告产生了一种降低士气的作用。本来就不高的士气变得更为低落了。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一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发怨言。…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这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不仅志气低落，而且几乎要发生叛乱。
这时食品也十分缺乏。他们对在埃及三角洲时期的舒适生活记忆犹新，似乎已经忘却了被奴役的苦难。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
“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
那一定是摩西最困难的时期，他知道存在大量不安定的因素—特别是在老年人当中。尽管以色列人已经有了新的信念，但是他们还没有锻炼成为一个有战斗精神的纪律严明的整体。而且他们的武器装备很简陋，只有一些非常原始的武器。因此，他决定取消从南部进攻迦南的计划。在取消计划的同时，他让以色列人长期在沙漠中跋涉，以使他们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民族军队，对他们进行作战训练。这段时间必须很长，直到新的一代人涌现出来，但需要多长时问还不清楚。因此，他开始实行他的计划。最后，他不得不让他们走了40年。在这段时间里，新一代产生了。他们随时准备夺取希望之乡。看一看他们在战斗中的技巧以及如何提高士气都是很有趣的。．他们制定了一项新计划，从东部进攻迦南。这条新路线要经过一些统治者的领土，要得到他们的许可。首先需要经过的国家是伊多姆王国。
“摩西从加第斯差遣使者去见伊多姆王。……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只走大道。”
但通过伊多姆王国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摩西决定不冒战争的风险．绕道远行。
后来他们来到了亚摩利王国，又请求让他们通过：“只走大道。”他们的请求又遭了拒绝。当时，摩西对自己的队伍充满信心，于是他决定打仗。结果他们大获全胜，士气得以恢复。以色列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从此他们再没有在战斗中失败过，最后，他们完成了既定的计划。
这时，摩西不得不交出指挥权，他没有被允许进入希望之乡。但允许他从尼博山眺望它。我曾从皮斯加山顶眺望过这个地方。我和我的妻子在1931年到过那里。那时我的团就驻扎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当时需要的是一位英明的战略家，一位能有效地使用由摩西制造的武器的人，于是，人们发现了约书亚。由于受过摩西的训练，所以他也派出了探子去杰里科侦察，这是从东部进入迦南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征服整个迦南的关键。这两名探子曾在一个妓女家里留宿，此事不应被看成有损于他们的侦察能力！
约书亚对这座城市所进行的战斗是他第一次指挥的战斗，此战使他的声望大增——尽管他的战术有点不同寻常！
“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也可能由于这座城市位于地震带，所以大约在公元前1250年，一场地震震撼了这座城市。但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当城墙倒塌时，他极为迅速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因此赢得了荣誉。
当这座城中所有的人和物都在战火和干戈之中毁于一旦的时候，那位曾留宿两名探子的妓女，喇合，却同她的全家幸存了下来。
在我们结束摩西这个话题之前，对他做何评价呢？他对领导艺术有何贡献呢？他是由一位公主抚养大的，而且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本来是可以在埃及的军队中干一番事业。但不管怎样，他能很好地判断以当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什么是可能在战争中做到的，什么是在战争中不可能做到的。在做好准备之前，他决不让以色列人投入战斗。他才智出众，具有了解人性的洞察力，因而知道提高军队士气的最好方法就是打胜仗，士兵们总是愿意追随常胜将军。而在战术方面，他还懂得，花些时间侦察情况是值得的——对他来说尤为如此。
他指挥战斗的方式可能在今天已不适用了。在同亚玛力的战斗中，他把指挥权交给了约书亚、自己则坐在附近的山头上，高举起双手。只要他的双手还在举着，以色列人就占上风；当他疲乏了。放下双手时．敌人就占优势——一旦这种险情出现，亚伦和赫尔就留心不让他的手落下来一一他们举着这双手！
这一点说明，摩西在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之后，仍在战斗中为他的同胞们祈涛。而且我想，他手下的人也确保了这位总指挥不受来访者、达官贵人以及其他人的干扰！当战斗获胜时，摩西为胜利命了新名一…“耶和华尼西”，即：主，我的旗帜。
对于摩西的领蚌艺术和对人类本性的洞察力，我始终是非常钦佩的。我认为．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国家领导人。他坚信：“上帝就是作战者”…一一绥靖主义者们也许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在第七章中曾说过，我本想把摩西和戴高乐写进一章，但是很难把他们加以比较，因为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摩西时常感到绝望，有时举棋不定。戴高乐绝对没有这两种缺陷。他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并努力去做——排除一切干扰。但他们两人都真诚、无私、不搞阴谋诡计一一这不正是我们对国家领导人的基本要求吗？叮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摩西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而戴高乐却还未能做到这一点。
有时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戴高乐生活在3000年前，并具备他今天的品格和个性，他能取得摩西那惮的成就吗？”
我会回答：“不能。”摩西也做不了今天戴高乐所做的事。摩西是他的时代造就的…而法国的戴高乐也只能是他自己时代的人。
事实上，人都是他自己时代的产物。
（刘文涛柯春桥王维嘉译）
在我的花园中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黄昏，我来到了我的花园中。我希望这种静思冥想会给我带来一点启示，我过去常常这样做。
我喜欢我的花园，它完全是我的杰作。这里过去是一片潮湿、长满野草的草地，如今已变得美丽芬芳，姹紫嫣红。有经过修剪的多姿多彩的枝叶，有五颜六色的鲜花，还有涓涓的流水。
午后的太阳热辣辣的，使人昏昏欲睡。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他曾经给过我的忠告。我希望他能告诉我如何写这篇尾声。突然，我仿佛看见了他。是他——他正站在小溪旁边红白相间的菊花丛中。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一片童心和热爱献给了他。如果说世上有一位圣人的话，那就是我的父亲。现在他正在我的花园中。我站起来，穿过草坪向他走去，非常希望能和他说几句话。他能同我说话吗？
他的表情安详平静。他穿着在多尼戈尔山爬山和在山涧小溪中钓鱼时常穿的那身衣服——一件有腰带的灰色宽上衣和裤子，手里拄着一根牧羊人用的木棍儿或拐杖。他微笑地看着我。我无法走近他，他站在一片圣洁的土地上。他对我说：
“你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同我们过去住在爱尔兰时的那个花园大不相同，你的花园管理得更好、更整洁。你一直很喜欢整洁，就连考虑问题时也总是这样，这有助于你的军事生涯。我观察了你的戎马一生。我曾一度希望你象我一样担任圣职，但我现在并不后悔。你选择了正确的职业，并达到了这一职业的顶峰。你很快活吗？”
“是的．父亲，我很快活。但有时这并不容易。我听说过，有的人赢得了很高的军事声望，但却被人所误解，可是他必须忍受这一切，甚至在准以忍受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总是尽职尽责，只要认为是正确的我就敢说，而且坚持这种信念——但这样做经常使我陷入困境。”
“我知道．我的孩子。我常常怀疑：你是否能够战胜你所遇到的一一切困难一…但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帮助下，你战胜了它们。我为你而自豪，我知道你也为你的儿子自豪，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希望你的孙子们也能保持家庭的传统，有所建树。”
这位老八似乎要离去，我向他走进了一步。．
“父亲，”我说，“跟我呆一会儿吧，给我几句来自你的世界的忠告．使我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年里更有力量。”
他转过身来。
“我的孩子，我不能多呆了。我以后会告诉你的。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大谈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只有一种——选择善与恶的自由。这旬令八费解的话的最好的定义是：
‘事业圆满才能获得自由。’
“两千年前，上帝诞生了。多少年来，罗马人想要泯灭人们对他的记忆，但无济于事。他是不可扼杀的。对我来说，当我过去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感到我是他有力臂膀下的一叶微不足道的小舟。
“当我今天观察你们的世界时，我时常对年轻的一代感到担忧。他们面对着你我都不曾遇到过的诱惑。他们似乎成熟得很早，但却是在一个不安定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过高地估价了物质生活，却忽视了精神生活的价值。他们应该永远记住：生活主要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服务——为他人服务。对青年人来说，生活还是一种斗争。许多问题——磨难和诱感会接踵而来。一个青年人，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必须在精神上把自己充分武装起来。
“我在观察你时，你曾说过，真正的自由是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的自由，而不是获得你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年轻人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把他想做的与他内心感到应该做的事情协调起来。他的选择是自由的，只要他能够做出决定，但他需要帮助——每日进行祷告以及得到象你那样的人的帮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把许多时间用来帮助青年人。继续做下去吧，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中，他们需要这种帮助。”
这位老人停了一下，朝房子的方向望去。
“你有一个温暖的家。我能进去看看你的全家照吗？现在我必须离开你，一个人走了。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
我极力想再提一个问题。
“父亲，告诉我——我的贝蒂也在花园中吗？”
他微笑了，沿小路向远处走去，走过薰衣草丛和前门的鸽笼，然后消失在一棵大树的后面。
这时，花园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渴望知道发生了什么。灌木丛中，微风习习，传出轻轻的声响——它不象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倒更象人声，仿佛有人在那里喃喃低语，如怨如诉。我想我看到了人的身影，一些辨认不清的朦胧影子。
是我的妻子，我心爱的贝蒂？她在花园中吗？我急切地冲下花圃间的小路，沿着河边奔跑着，穿过果园，四下寻觅，但是没有找到她——于是我知道，我应等一会儿。
随后是一片沉寂，一种能感觉到的宁静。但除了花圃和灌木丛外什么也看不到。起初我很难过，但不久便恢复了。因为我知道，对于我们来说，生活中必须有，也应该有某种人生信仰——它偶尔用一句话、一场梦、一种表情或一个事件向我们传递一种令人振奋的信息。
瞧，我醒过来了。我刚才一直处在梦境之中。但我非常快乐，我希望做这种梦，使我陷入对我十分崇敬的父亲的回忆之中，这会给我的余生带来力量。
（刘文涛柯春桥王维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