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美国和他的盟国的人民挑起的，他竹并不是愚蠢的战争狂。
艾森豪威尔，美国五星上将，二战中美军杰出将领，盟军统帅。
艾森豪威尔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35—1939任菲律宾军事顾问，成为麦克阿瑟的副手。1942年任驻欧洲美军司令，同年11月任北非和地中海战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最高统帅，指挥盟军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作战。
1943年艾森豪威尔任西欧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领导英美军队在法国西北部沿岸的登陆作战和突入占领德国的许多战役，1945年粉碎德国法西斯以后，任美国驻德占领军司令，同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50—1952年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3—1961任美国总统。
壁橱钥匙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读古代史，尤其偏爱古希腊和古罗马史。我常常读得很入神．在历史的海洋中流连忘返。母亲却讨厌这些于事无补的旧纸堆，认为它会影响我的功课。尽管她崇尚读书，却把我喜爱的历史书籍统统锁进了一个壁橱里。这使我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我想方设法，终于找到了钥匙。每逢母亲外出做事，我就把书偷出来。至今为止，我尚能记得一些有关古希腊、古罗马盛衰兴亡的故事，
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我最崇拜汉尼拔。我发现，没有一部迦太基人的历史是出自公正人之手。我们所知的迦太基人的一切，包括哈密尔伽以及他的骁勇善战的军队的事迹，都是由他们的敌人记述的。被敌人叹服而留名千古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从那时起，我就对各种历史书，包括记述详实的历史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我也仰慕那些现代叱咤风云的名将，如弗雷德里克、拿破仑、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以及卓越的美国军人和政治家。
在美国的豪杰中，我最钦佩华盛顿。我对记载他丰功伟绩的书百读不厌。对康韦将军以及他的阴谋集团深恶痛绝，嗤之以鼻。我觉得那些企业撤销华盛顿总司令职务的人简直愚蠢透顶，更没有爱国心肠。华盛顿身处逆境时的毅力与耐心，百折不回的勇气和胆略，崇高的献身精神，都令我佩服备至。即使樱桃树的故事纯属传说．可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和致同胞书，确实象他在纽堡对起义官兵的演说一样，显示了他的品格和气度。
我现在才懂得，年青人总是偏好推崇历史上出类拔萃的英雄，而忽视平民百姓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多少世纪来，人民的作用被遗忘了，他们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被歪曲了。
在阿比林时，我把读书当成看故事，我根本没有想到它对我的成长会有如此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我也更不会明确地意识到，在这个机会众多的国家里，我本人也将有幸为美利坚合众国贡献绵薄之力。
住在阿比林的一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老兵曾预言，用不了几年，我就会到他拼死冲杀过的葛底斯堡战场去研究那场血战的战术。对此我只报之一笑，还信口反问：“是吗？”然而，1915年，他的话神奇般地应验了。时隔三年，我做为美国军官真的来凭吊葛底斯堡战场了。1950年，我还在战场附近买下房产，这块土地恰恰就是皮克特的军队当年整装集结对里奇墓地发动突袭的地方。
对那些粗心的读者和走马观花的游客，葛底斯堡战役只与几个杰出人物的名字连在一起。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复存在。然而若把这场战役的所有详情描述下来，恐怕一家小图书馆也难以包容。要知道，在那残酷的年代，单在这场战役中就有近17万平民百姓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时过境迁，他们的名字已被人遗忘。士兵们的名字好象只有在战斗中才会出现，又注定要淹没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中似的。
事实上，葛底斯堡战役表明了民众在祖国危难关头所具有的力挽乾坤的无比威力。在战场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前所未知的智慧、胆量和勇气。他们能不顾安危，气概非凡。
有这样一个人值得我称颂。在葛底斯堡战役打响之后三天，乔治．戈登·米德被任命为波托马克部队的指挥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军官象他这样仓促上阵，而无暇运筹战略、训练军队的。1963年7月1日，当他策马上阵时，他遇到了严重挑战。整个下午和晚上．他接连不断地接到报告：第一团初战不利，指挥官阵亡；十一团陷入埋伏，千人被俘。米德毕竟不是圣人，他心急如焚，为全军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第二天午夜后，米德亲抵阵地前沿，他深感形势不妙，南部联邦军队包围了军部队，所有迹象表明，南军总司令李将军要在黎明时向北军发动猛攻。时间紧迫，已不容米德重新布置调遣兵力以抵挡南军的攻锋势。
7月2日凌晨，米德仅仅打了个盹儿便来到士兵中间。他在墓地山顶上仔细观察了敌情，估量了敌我形势：北军被困山巅，而敌军经沙场的老兵杀气腾腾，咄咄逼人，求胜心切。要抽调后备军增援为时已晚．设法扰乱李的计划才是上策。
对米德来说．此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面前的局势十分危急。没有任何军事问和参谋可供商讨，李也不会给他周密计划的时间。米德一人力顶干钧，气贯长虹，只见他掉转马头，斩钉截铁地高呼：“狭路相逢，拼死一战。”这句话一直被后人奉作名言。
这不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米德也没有改天换地的魔力，他是一个普通的血肉之躯。可他心里顾念的是9000将士的安危，忧虑的是年轻共和国的存亡。米德想的不是高官厚禄、青史留名，而正因为如此，他的英名才被后人铭记不忘。
我真希望通过葛底斯堡战场上无数先烈的英雄壮举，人们能够看到才华横溢的指挥官的勇气胆量和献身精神，这是值得每一个美国人学习效防的；也希望人们能够看到在历史上未书一笔的成千累万的普通兵士，也为美国光彩夺目的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志刚李志良译）
乔治·巴顿上校
秋天，我回到米德营地，发现这里发生了许多变化。坦克部队的高级军官们在法国参战后来到这里。我很钦佩他们中的一个名叫巴顿的上校。乔治·s·巴顿上校身材魁伟，腰板挺直，有十足的军人风度。他的语言高亢激昂铿锵有力，从不装腔作势。他有两个癖好，一是挥戈上阵一马当先；一是马球比赛精神抖擞。我俩一见如故，十分投机。我们都是现代军事思想教育出的西点军人，都崇拜坦克的神威，为此我们受到了一些沙场老将的嘲讽。他们顽固地认为坦克笨头笨脑目标大，造价昂贵，在战场没什么大用。他们的话也许有些道理，但最后的结论无疑是荒谬绝伦。
在参加驰骋美国的车队行动之前，我们曾针对这种新式常规武器展开了战术和技术方面的研讨和鉴定。现在我们又请教巴顿和其它参战将领的高见，他们有操纵坦克作战的经验。在这种争论中，坦克作战理论逐渐系统完善起来。
当时人们认为，坦克的战斗性能不外乎是配合步兵作战。接受这种概念的人当然不会顾虑坦克的行进速度，反正步兵每小时推进约三英里左右，坦克能适应这种速度要求就可以了。但是，巴顿和我以及其他一些年轻军官并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坦克的速度应该更快些，它必须能够以集群形式发动快速突袭。而且集群坦克冲锋的本身又可以造成敌人恐慌，往往就在这种慌乱中会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
经过一年多的论证，我们的这套战术思想更臻完备。我们详尽地提出了最适于美国陆军作战使用的坦克的性能要求。这种坦克的速度、火力和坚固程度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我们要求的钢板必须能够抵御机枪和轻型野战炮的射击，但钢板也不可太笨重，
以致影响坦克的速度和灵活性。
我们不断地进行试验。法制轻型雷诺特坦克，比笨重的美国8型坦克更容易陷入泥沼。8型坦克的发动机本来是为飞机设计的，马力很大。我们提出一个设想，假如用8型坦克去牵引陷入泥沼的雷诺特，或用它把雷诺特拖上山坡，岂不相互取长补短吗？因为雷诺特平原作战还行，山地、沼泽就显得虚弱了点。
一天，我们模拟了一个攻击演习，准备在一个陡峭泥泞的峡谷中检驺一下这种设想。我们用一英寸粗20英尺长的钢缆将三辆轻型坦克挂在一辆重型坦克上，当重型坦克吃力地向山坡上爬行时，我和巴顿就站在一旁观看。机器的轰隆声震耳欲聋。可是当坦克行至半山腰时．我们听到了刺耳的金属断裂声。我们一扭头，正好看见一根钢缆断裂。钢缆的断端象毒蛇出击一样速猛，从我们眼前一一闪而过，小树被拦腰抽断，断端象剪过一样齐整。
我俩相顾无言．好不后怕。我想，我的脸色一定跟巴顿一样煞白。
当天晚上，巴顿问我：“艾克，你是不是象我一样害怕？”
“那还用说。”我回答。当时真危险，我们假如再站前五、六英寸，脑袋就会被抽下来，象小树一样。
此事不久，上级便颁布命令：凡是用钢缆牵引重物时，所有人员必须远离规定的危险区。
我们还厦复挑选过坦克上最适用的机枪，为此也差点闹出乱子。有一一天，我们扛起一挺布朗宁水冷式机枪，来到靶场测试它的耐久性能，我们支好靶子后，开始尽情地扫射。
连续射击肯定会影响机枪的精确度。机枪打热后，枪管膨胀，膛线不能正常引导子弹飞行，于是子弹便会乱飞。那么这种乱飞的程度就是我们的试验目的。巴顿操纵机枪，我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弹着点。打了好一阵子之后，我提议去看看靶子。我俩站起来从机枪两侧走上去，当我们正凑到一块讨论子弹散布情况时，机枪又突然开火了。
我们惊恐万分，急忙滚进防弹壕。此时，机枪还在喷射子弹。“乔治，”我大声喊着，“机枪太热了，它会自动开火！”此刻的巴顿已顺着防弹壕跑了回去。只见他一把攥住子弹夹，不再让子弹输进枪膛。这回是真吓呆了，半天没缓过来。我俩简直象一对楞头楞脑的新兵伢子。
有一段时间，陆军部都不知道巴顿和我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俩和研究小组的人当然心中有数。尽管目前的和平环境不如战时险恶，但我们可以进行各种模拟试验。我们总结了地形对坦克作战的影响，吸取了一次大战的经验和教训，最后，我们终于总结归纳出一整套坦克作战理论。后来这套理论使乔治·巴顿名震疆场。当时，我俩试着给军事刊物撰写文章，巴顿投给《骑兵》杂志，我寄往《步兵》期刊，不久，一位老资格的陆军长官把我唤去，他告诫我，我的观点不但荒谬而且很危险，今后不许再信口开河，尤其不得发表与固有的步兵作战理论相违背的奇谈怪论。如果我不听忠告，他将把我送交军事法庭。
巴顿也受到类似的警告。这倒使我俩更亲密无间了。
1920年重新颁布的国防条例，把独立的坦克部队取消了，将其化整为零归入步兵团队统辖。巴顿是个火爆脾气，自尊心也强，对于这种错误决定和不平待遇，他的反应自然是直率强烈。他闹着重返骑兵部队，不干了。我则企图说服军队的当权者，正视坦克部队的存在和必要性。当时我们的建议未能引起重视。
（李志刚李志良译）
潘兴将军与麦克阿瑟
潘兴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远征军的统帅，现在他领导着战争善后委员会。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建造和修缮阵亡将士的墓地，那些在异国他乡捐躯的勇士就安葬在那里。再者，这个委员会还负责编写美国参战概况，这份编辑工作便是我的新任务。
我在这个岗位上还没做多少事，便又被选派去华盛顿陆军大学深造。进这所大学读书；是所有军官梦寐以求的事，我当然也求之不得。次年6月，我领取了毕业证书。今后摆在我面前的路有两条：去陆军部参谋部任职或者回善后委员会编书。当我听说回善后委员会编书必须去法国实地考察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
这是我头一次领略欧洲国家风光。1928年6月，我生平第一次来到巴黎。由于工作需要，我将走访昔日的战场，沿着战争的踪迹从法国南部的孚日省一直走到英吉利海峡。一路上，我游览了法国的乡镇，在镇上和沿途结识了很多身强力壮、热情和善的法国人。
途中，我经常停车与正在吃午饭的修路工人谈天。当我的司机（兼做我的翻泽）和我同工人们围坐一起时，工人们常常从自己的饭盒中分出一饭菜请我们享用。我在汽车后部行李箱内也装上一桔子、香蕉和罐头，我想工人们会喜欢这些东西。一次我弄到六盒沙丁鱼送一盒给工人们，他们狼吞虎咽，赞不绝口，见此光景，我便又打开一盒。不大一会儿，六盒沙丁鱼都进了他们肚子。
玛米和我在巴黎租了一套公寓，从那里可以眺望塞纳河。尽管我们来法国的主要任务是走访军界朋友和察看旧战场，收集战史资料，但法国的奇异景致和繁荣都市的诱惑还是无法抗拒的。玛米是买东西专家，她在各种商店门口进进出出，我则四处游览观’光，颇有兴趣地比较着法国与美国的异同。
法国的蜡人陈列馆规模不如伦敦塔梭滋夫人蜡像陈列馆大，但里面陈列的法国历史人物像却同样维妙维肖。我想，也许我到底是个堪萨斯的乡下佬，孤陋寡闻，不论怎样说，巴黎的蜡人陈列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25年后，我在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时，曾同两个参谋在餐桌上谈起蜡人陈列馆的奇观。他俩马上决定去开开眼。参观之后，一个参谋竟然对另一个说：“这难道就是艾森豪威尔先生30岁时发现的奇观？”
我在潘兴将军领导的战争善后委员会里服务了一年半，曾两次出外执行任务。我对潘兴将军了解不多，他为人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的作息时间很奇特，常常是下午1点以后走进办公室，但一直到深夜才离去。这势必会造成下属的作息时间与将军习惯的冲突。不过最令人难堪的是，他有一种延误约会的习惯，每次约会他都迟到，有时甚至晚到一个多小时。当潘兴将军的助手不能陪他赴约时，我只好临时代劳，可是向对方解释迟到原因的场面实在让我难以应付。潘兴将军好象完全没有时间观念·他若无其事，从无一丝歉意。
在他的晚年，我曾到沃尔特·里德医院探望他。他虽然已老态龙钟，病体难支，可当他在病榻上开口讲话时，仍然不失当年统帅千军万马的气魄。在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眼里，潘兴将军是绝无仅有的英雄，每当谈起他，老兵们即使不充满敬仰之情，也流露出钦佩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也许被人淡忘，但是他的非同寻常的个性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早年他曾惨遭不幸。我听说他的妻子和两三个儿子在怀俄明州的一所军营里惨死于一场大火之中，仅有一个儿子——沃伦幸免于难。沃伦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成功地经营着一家公司，赢得人们的尊敬。
1948年，潘兴将军辞别了人生。我赶去华盛顿参加他的葬仪。从国会大厦到阿灵顿墓地的街道两旁站满了送葬的人群。葬礼还没有结束，突然天降倾盆大雨，’等候在路旁的汽车纷纷开到送葬队伍的前面，打算接走高级官员。但是，我拒绝上车，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与潘兴将军同行。
1929年从法国回来之后，我希望能够到团队去带兵，但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新任务。在那个年代，陆军部长配有两名助手，一名负责宣传事务；另一名地位稍高些，偏重于研究在战时如何动员美国工业转入军工生产。后者就是我的新岗位。
我和工兵上校威尔克斯参观了许多工厂，这些工厂在一次大战期间生产导火索、弹药和汽车车身。我想了解，一旦新的战争爆发，工厂能否迅速改装机器，转产军用品。没想到，这些厂家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相信会再次爆发新的战争。
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和陆军部本身怎样控制协调生产。为了获取第一次大战中军工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我拜访了当年的委员会主任伯纳德·巴鲁克先生。他不仅乐于向我们传授经验，而且急待把转产军用品的复杂问题解释清楚。他认为，战争一旦爆发，物价、工资都应马上冻结，也不要再计算原材料与加工成本，用这个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他还主张采取有效措施废除黑市交易等。我把他的见解写进了我负责起草的计划书中。
我的工作耗时费力，令人厌倦。陆军部的许多官员对巴鲁克先生的建议不屑一顾。许多高级官员自信：即使战争真的爆发，也可以通过和平时期的一般政府机构组织好军工生产，他们不赞成价格管制的方法，他们还说：战火燃烧之后，只要陆军和海军的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军工厂管好了，军用品的生产问题也就解决了。
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推论听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却是荒谬可笑之谈。我们的反对者顽固地坚持他们的观点，所以一度使我们十分孤立，努力也近乎徒劳。陆军参谋长查尔斯·P。萨默罗尔甚至禁止参谋部的任何官员进入陆军部部长助手的房间。
1930年底，萨默罗尔将军终于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取代。新的陆军参谋长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同我们讨论了全部关键性问题，并且还保证与我们密切合作，从此，我们的工作有了新动力，我们的精神也为之大振。
由于工作需要，我与麦克阿瑟将军建立了联系。后来，麦克阿瑟将军需要一名贴身军事助手，负责起草讲话稿、报告和信件，他选中我做这项工作。于是，1932年1月，我搬进了他的办公室。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那年53岁，他是个有魅力的人。有人甚至认为他具有难以抗拒的力量。他为人机敏，才华过人，对军事与政治事务兴趣浓厚。与他共事使我大长见识。他有广博的知识，对讨论的任何问题都有惊人的独到见解，而且他口才极棒，能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其实用“讨论”二字并不贴切，与麦克阿瑟将军谈话经常是听他一人大发议论，侃侃而谈。
有个上校曾与将军会面15分钟，上校端坐一旁洗耳恭听，毕恭毕敬，只偶尔开口说两句“是！”“不是！”之类的话，上校走出办公室后才恍然大悟，自己竟忘记说出要请示的问题，后来，他遇觅一位军官，那个军官是在他之后晋见的将军。这位军官羡慕地说：“你给麦克阿瑟将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校莫名其妙，问道：“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是在拿我开心吧？”
那个军官回答：“天啊，将军对我说，他刚才向你进行了极为有趣的谈话。他还说希望你再去拜访，因为你十分健谈。他从你的谈吐中学到很多东西！”
毋庸置疑，将军的谈吐和广博的知识来自他敏而好学和超人的记忆力。在我所熟识的人当中，这一点谁也不能与之匹敌。他只需读上一遍讲话稿，就能一字不差地整段复述，真可谓过目不忘。
另外他也是个易于共事的人。他布置工作从不唠叨，也不强调坐班时间，只看工作效率。只要工作完成了，他就不再过问。他越是抓大事，放小节，我越是紧张严肃。我发现在他手下竟有时会忙得团团转，每天晚上一般我都要7点30或7点45分才能离开办公室，因为只有这样干，我的工作节奏才能跟上他的步伐。但是，如果我想休息一周，只需向他吐露一点口风，他就会满口答应，可见他是多会知人善用了。
1932年7月，麦克阿瑟将军遇上了一件麻烦事。这就是退伍老兵为退役费举行的请愿游行——要求发放退休金。长期以来，退伍老兵一直与政府有关部门争吵不休，他们要求尽快发放退役费。大约十年前，国会为了缓和矛盾，讨好双方，曾批准了一项议案，为参加过一次大战的老兵们慷慨拨款。可是这项议案迟迟不得兑现，要到1945年，全体老兵才能领齐这笔钱。可见国会的安抚政策是不会令争吵双方满意的，至少老兵们牢骚满腹。虽然他们的正当权益得到了政府承认，但是他们在20多年中无法得到实惠。
那时，国家经济正好不景气，许多老兵认为他们的退役费被收入了国库。尽管这个推断毫无根据，可是当数百万个家庭还不起欠债，难以维持生计的时候，老兵们的心头积怨便一下子进发出来。有些老兵希望得到特殊优待，他们对几乎所有的美国公民都在分担国家的困难的现实视而不见。他们列队向华盛顿行进，要求领取政府承诺的那笔钱。
我估计，游行请愿的老兵有18000到20000人，其中一些人在城外阿纳柯斯蒂亚河两岸露宿；另一些人则占据了距国会大厦不远的废旧建筑；还有些人用铁皮、破木板和一切可以遮风挡雨的东西搭起了小棚子。他们围在篱火旁分享少得可怜的晚餐。
30年前，示威运动还没有被承认是一种合法的抗议方式，所以为争取退役费而游行的老兵成了直接公开反对联邦政府立法权力的先驱。也正是因为没有阿车之鉴，所以老兵们不知如何组织示威，政府部门也想不出应急措施。老兵们采取了温和的克制态度，政府做出了同情姿态。
连续许多天，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但是当政府因为建筑用地而规劝示威者离开国会大厦附近时，直接的冲突爆发了。老兵们拒绝离开，警察束手无策。于是总统下令：调集正规军。
接到胡佛总统的命令，麦克阿瑟将军决定立即赶赴现场。我劝告他谨慎从事，因为这是很容易发展为骚乱的时刻，作为陆军参谋长不宜介入此事。将军不听我的劝告，认为需要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他命令我穿上军服。（华盛顿的军官，平日上班穿便服，笔挺的军装会带来诸多不便。）
我按照参谋长的要求准时跟他还有另外几个人一块出发了。随行的还有他的几个助手。乔治·巴顿带着一队威风凛凛的骑兵跟在我们身后。
老兵们并没有用暴力抵抗，只是咒骂前来驱赶他们的士兵，因为士兵们要把他们赶过阿纳柯斯蒂亚河。
不一会儿，陆军部长传来命令，禁止部队越过阿纳柯斯蒂亚．大桥，因为桥那边聚集着大批请愿的老兵。在混乱中麦克阿瑟将军没能接到这个命令，他说他当时只顾忙着控制局势，没工夫去承接那一道道没完没了的命令。他毫不犹豫地命令部队开过大桥，然后驻扎了下来。局势尚未稳定，老兵们临时搭起的棚舍转瞬间又变成了一片火海。我知道，这火不是部队放的，一定是一些老兵表示的不满和反抗。
这种场面实在令人痛心。老兵们的行为姑且不管，他们确实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此时此刻，他们难免会有蒙受欺骗和凌辱的感觉。面对冲天大火，旁观者只会增加对他们的同情。部队奉命撤退，只留下少数士兵维持秩序，以免老兵们返回城里。这次出兵不但对改善老兵的境遇毫无益处，同时也丝毫不能提高政府与军队的威望。麦克阿瑟将军回到陆军部时，我提醒他，可能会有记者前来采访，明智的处理方法是避开他们。此次行动不是出于军事目的，纯粹是政府命令，所以应由政府有关人士出面向报界解释。可将军对我的忠告置之不理，仍然在当天晚上会见了新闻记者。
我认为，此次会见使麦克阿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光彩的形象，人们认为是他一手策划了镇压老兵的行动。这一可悲的印象很难磨灭。我曾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把这次行动称为麦克阿瑟辉煌一生的一大污点。这种结论实在太不公平。
麦克阿瑟将军本应在1934年秋结束陆军参谋长的使命，但是由于陆军部改组，使他又延长了一年任期。这年年底，国会通过了泰丁斯一麦克达菲法案，批准菲律宾实行联邦政体。并于1946年7月4日完全独立。在1946年独立之前，菲律宾政府将逐步获得自治权。
当时，美国的作法是绝无仅有的明智抉择。就我所知，尚未有过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经过深思熟虑后，在被占领国并无暴乱发生的情况下，主动确定日期使其独立。
国会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无需赘言，但对我个人军事生涯的影响无疑要由我自己介绍。1915年，西点军校毕业之际．我曾选择菲律宾做为我步入军界的第一站。不过那已是多年以前的事。如今命运的车轮再次旋转，马尼拉果真要成为我的下一个落脚点。麦克阿瑟将军要到菲律宾执行特殊使命，这项特殊使命非他莫属，而我做为他的部下，也将有幸前往。
在菲律宾群岛，除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就属麦克阿瑟的名字最受欢迎。麦克阿瑟将军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是美国派往菲律宾的最后一个军事统领。他出色地表明了美国人的文武双全，既能在战场上冲杀，又能在会议桌旁治理国家。老麦克阿瑟的儿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出任陆军参谋长之前曾在菲律宾呆过，并赢得奎松的信任与敬佩。现在，奎松总统请他来做军事顾问，帮助治理这个新生国家，同时指导组建保安部队。麦克阿瑟将军热情地接受了邀请。
麦克阿瑟将军执意要求我随他同去。他说，我们已经合作很久，他不愿再找陌生人搭伙。直到那时，我依然把他看做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与凡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今天我的体会是他同我们并无显著差异，无需有望其项背之感。
在菲律宾，将军和我都肩负重任，为此，我们都需要帮助和指点。我的工作方面一贯如此，麦克阿瑟将军也不例外，他不但需要我为他出力，还让我也去挑选个得心应手的助手。我从下属部队里选中了陆军少校詹姆斯·奥德。奥德不但思维敏捷，精明强干，而且西班牙语讲得同英语一样流利，这在菲律宾可太有用场了，因为菲律宾有许多人讲这种语言。奥德本人非常乐意接受这份工作，愿与我们同行。
（李志刚李志良译）
点燃火炬
正如许多人说的那样．战争是人类的所有冒险中最愚蠢、最悲惨的举动。说它愚蠢，是因为战争很少能长久地解决人间的问题；说它悲惨，是因为人们在战争中付出的生命、精力和财富远比战争的成果巨大。但是，我并不赞同那些谴责一切战争的人，他们认为所有战争都是对人类的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美国和她的盟国的人民挑起的，他们并不是愚蠢的战争狂。那些在战争中报效国家而幸存下来的人们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浴血沙场是为了免遭敌人的蹂躏。为了这个目的，无数英雄豪杰为国捐躯，他们在我们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1942年7月，我来到英格兰。我们的前途阴云密布，吉凶难卜。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港已经落入纳粹之手。德国人的矛头直指高加索山脉，他们要掠夺那里丰富的石油宝藏，为他们下一步的侵略提供能源。在北非，隆美尔的机械化部队仅用了几个小时便荡平尼罗河三角洲。图卜鲁格，这个英国在利比亚的坚固堡垒也连人带枪一齐落入敌手。
在此危机时刻，人们期待美国部队踏上法国在北非的领地，从摩洛哥到突尼斯，铲除纳粹的势力，然后同从东面杀来的亚历山大将军统率的英军会合，共同驱赶隆美尔。丘吉尔首相认为，自从1940年法国屈从于德国之后，英法两国便每况愈下，看来只有美国人能够扭转局面，拯救危难。所以，在伦敦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我被推举为火炬行动的指挥官。
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我下决心在法属北非登陆。我断定。我军实力远比敌人雄厚，而且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隐秘，预计不需付出很大代价便可取得胜利。但是，尽管如此，这把火炬毕竟尚未点燃熊熊大火。
我在整个大战期间，一向对物资运输速度感到满意而且惊叹，人们能把成千上万吨的军用品，包括从安全栓到坦克车都能及时送上前线，真是战争中的一大奇遗，但是，第一批运到北非的军用物资例外，它是令人失望的。也许是由于国内的阴差阳错，我们收到的东西，早已七零八落。我们不得不逐件核对，查明哪些东西在途中遗失。
为了向阿尔及尔推进，国内向持遣部队提供了全套通信设备，并把它们装上一条轮船。可是轮船在途中被敌舰击沉，特遗部队因此也就无法行动。我从这件事上吸取了教训，对特殊设备采取了分散运输方法。
我越来越感到战争中最需要的是聪颖干练之才。我身边的某些参谋就是这种人才。他们能够妥善处理各种难题，能够承担各种艰巨的任务。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我们需要很多这样的人才，可是很遗憾，这种人毕竟不多。
我们在北非的登陆相当成功。我们希望当地法军重新回到盟军行列，为此我们敦促法军首领签署停战协定。但是他们为了顾全颜面，竟然做出负隅顽抗的架势，声称只有在贝当的代表指挥下才能撤离。这样一来，便引出了海军上将达尔朗，他在我们为时六个月的非洲征战中演奏了一支小插曲。
达尔朗是贝当的内阁成员，被我们的部队做为政治犯扣押，因为他拥护设在维希的贝当傀儡政权，所以是个投降分子。达尔朗还与纳粹勾结敌视英国，我不愿同他打交道，但是当地法军首领们却偏偏宣称，只有接到达尔朗的命令才偃旗息鼓。我自从荣任司令官以来，这是面临的第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我们继继奋战，歼灭当地的法军，那么我们将他们收编为盟军部队的计划势必化为泡影。而且我们抢在轴心国部队之前拿下突尼斯的方案也将难以实施；另一方面，假如我与达尔朗交涉，公众舆论将马上使英、美政府陷入困境。究竟该怎样做呢？
在直布罗陀潮湿的坑道里，我的顾问同我反复地推敲这个问题。后来，我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一个小时左右我回到坑道向大家宣布了我做出的第一个重要政治抉择：
即刻停火至关重要……，我准备马上承认达尔朗为这一地区的法国最高代表。如果他执行我发布的所有命令，他就可以管理这个地区的法军事务……，我将尽力说服我国政府同意我的决定。如果日后我国政府对这个做法提出指控，我将出面作证，这一决定完全是我个人的意志。
我果然遭到猛烈谴责。我要做的事太多，根本无暇顾及他们。不过在抗议“达尔朗事件”的呼声中，我意识到自己是不适宜做政治家的。我不仅缺乏政治素养的训练，同时也缺乏这方面的热情。如果非要参与政事，我将会走入穷途末路。然而，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局势具有透辟的认识，他们把事件的原委分别向国民做了妥善交待。他们的有力支持和战场局势的明显改观，使得纠缠此事件的人不再闹事了。
当时我确实没有料到，战争结束后我竟要花费精力，从胡编滥造的传闻中澄清事实真相。不过，早在当时部队编辑出版的小报《美国兵》上已有失实的报道。记者在描述我的司令部准备北非登陆时的情形中写道：
人们告诉我，将军自始至终沉稳平静。他喜欢自己打点行装，晾晒被褥。为了让勤务兵轻松一些，将军常以三明治充饥。他吃的三明治里只有牛肉、洋葱，还撒上许多胡椒粉。
伦敦的一家报纸说，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这个从前的德克萨
斯乡巴佬，一边放牧一边读完了得克萨斯大学的课程。时至今日，他在计划大规模决战的时候，仍然忙里偷闲地贪婪地读着西部小说。
这也许就是后人们说我除了西部小说以外不读任何书的原始根据吧。难怪后来有人用漫画嘲弄我。漫画上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坐在桌旁狼吞虎咽地嚼着夹肉三明治，还有一幅漫画，艾克骑着一匹矮种马绕着白宫草坪闲逛。
1942年冬天，我们的处境比以前更艰难。我的司令部设在阿尔及尔，前沿阵地在司令部以东数百英里的地方延伸展开。为了与前线保持密切联系，我有时乘坐DC一3型飞机，不过我也时常由于天气不佳而改乘汽车，在司令部与前线之间奔波。这段路程需要36个小时走完，着实令人厌烦。我的身体疲惫极了，接下的一场流感更使我虚弱不堪。
1943年，马歇尔将军参加了卡萨布兰卡盟军首脑会议之后，顺便到非洲前线视察。当时我还在发高烧。马歇尔将军为我担忧．他对我说，“你太疲倦了，去前线的次数太多。你应该多听汇报。”他的眼睛注视着我说：“你应该找一个帮手，好助你一臂之力。”
这个建议绝对正确。我需要一个才华超群，可以信赖，并且官阶足以出入任何司令部的人。我逐一审核有条件胜任的人选。当马歇尔将军提到布莱德雷时，我脱口而出：“就要他。”真是不谋而合。
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不仅是我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窗好友，而且他的经历足以使我信服。他来到我的司令部之后，我们便开始了亲密融洽的合作，这种合作使我大获裨益。我认为奥马尔·布莱德雷属于一流人才。不论从哪一点讲，他都是杰出的指挥官。相比之下，巴顿则是个快速追歼敌人的高手。巴顿勇于进取，争强好斗，是条汉子，美中不足就是个性强得有点古怪了。
每逢制订进退决策时，我总要征求布莱德雷的意见。可是，我毕竟不能总让他做我的助手，我更需要他带兵打仗，所以，不久我便请他接管第二集团军，后来他指挥了第一集团军。1944年，在欧洲西北部地区的“霸王”行动中，他又成功地统帅了第十二集团军群。
指挥同盟国军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军事行动也难以统一意见统一认识，攻占潘泰莱利亚岛就是一个例证。这个小岛位于突尼斯与西西里岛之间，索有地中海中部的直布罗陀要塞之称。意大利军队扼守着这个小岛，许多人认为它坚如磐石固若金汤，难以攻破。敌人在小岛的沙滩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我们攻击时，军舰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无疑要遭受敌人的猛烈轰击。这种战斗显然对我方不利。但是，意大利兵厌战情绪严重．士气低落，全面考虑也不妨拼上一场。
我身边的诸位参谋都同意我的看法，而英军指挥官却表示怀疑。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态度是：“我们不能冒险。”我怎么办？只好耐心说服我的英国同事，请他们相信我并非是异想天开。
为了制订出一个最佳战斗方案，在发动总攻之前，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和我一起登上从突尼斯启程的舰队，佯攻潘泰莱利亚岛，进行火力侦察。我们发现，敌人的防御火力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凶猛。返航途中，我开玩笑地说：“安德鲁，咱俩就是驾上一叶扁舟也能攻破这个巴掌大的小岛。”后来，攻击开始，我的战士还没有全部走下登陆艇，敌人的白旗便已经高高飘扬。
关于这个小岛：我和温斯顿·丘吉尔还有过一争。首相认定岛上最多不过3000意大利兵，而我的谍报人员报告说岛上驻扎着11000千人。丘吉尔得知此事大不以为然，他说：“咱们打赌，意大利兵要是超过3000，我甘愿输钱。”1943年6月11日，敌人缴械投降以后，我们清点敌军人数恰好11000干。
那年冬天，西西里战役和意大利登陆之战以后，战火仍在燃烧。就在此时，我们着手准备接待政界领袖工作。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在开罗会晤，由于斯大林拒绝西来赴会，总统随后还要去德黑兰与他会面。马歇尔将军在开罗会议之后，劝我休息两天，我告诉他我尚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听了我的话，他笑着说：“算了，艾森豪威尔，让别人指挥几天。如果你的下属不能代你行事，那正说明你组织不利，教导无方。”按照将军的吩咐，我利用两天时间沿尼罗河溯流而上，游览了耶路撒冷。
总统离开德黑兰之后，我也返回司令部。我收到一张揉皱了的便签，它迄今仍然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便签内容如下：
总统致斯大林元帅：
已经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
罗斯福便签的下端是马歇尔将军的字迹。
1943年12月7日，于开罗
亲爱的艾森豪威尔，我想你也许乐意把这张便签当作一件纪念物。这张便签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晤结束时十分匆忙地写成的，总统随即签了字。
乔治·马歇尔
我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我最后一次视察了意大利前线，陪同丘吉尔先生巡视了迦太基（首相在这里感冒发烧）和马拉喀什（首相在此染上肺炎），随后我飞往华盛顿过了两周轻松愉快的假期，在度假期间，我参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拜访了总统，也乘此机会与家人团聚。玛米和我到西点军校与约翰悄悄会面，我还赶回堪萨斯探望了母亲和弟弟们。
离开祖国之前，我同罗斯福总统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他正患感冒卧病在床。（几乎所有高级文武官员都病魔缠身，他们也许是积劳成疾吧！）我和总统谈论了战后划分德国国土问题。我对总统说，我们不能容忍分割德国，也不能让一个中立于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军人政府存在。我认为任何划分方法都有弊端，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我还担忧，当德国文职官员接管政府后，苏联不一定会撤走自己的军队。
总统劝我不必忧虑，他似乎胸有成竹。他认为在占领军的监督下，德国会重新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政府。在与苏联的关系方面，他最关心的是美军应占据德国西北地区而不是西南地区。他告诉我，西南除了“风景如画”别无它物，而西北则有富饶的鲁尔地区。我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把德国分而治之后患无穷。总统最后说，他已打定主意。
总统虽然抱病不起，但仍旧幽默风趣。他第二次约见我时，已经随便地叫我艾克。他问我是否喜欢我的新称号“最高统帅”，我回答他，这个称号听来响亮，象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的称号苏丹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总统微笑着同我道别。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我于1944年1月16日返回伦敦。迎接我的是雾都奇观—漫天迷雾。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雾，车灯被浓密的黄色雾幕严严实实地罩住，象一盏快要没油的灯。汽车寸步难行，无奈只好请两个熟悉地形的人带路，引我们步行去旅馆。第二天，我的参谋人员要领我去新的办公室看看，这段路程可实在难走。我们摸到办公室门前时，两个参谋已不知何时走丢。有人警告我，门旁有一个地下室通道，当心失足。我大声告诉周围的人原地不动，先让一人去探明道路。于是一个参谋蹑手蹑脚地摸进屋子，打开电灯，然后我们才借着昏暗的灯光走进了格罗夫纳街20号。
在制订“霸王”行动的紧张忙碌的岁月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奉命前来协助工作，这真是上帝的恩赐。我曾经给巴顿写信，请他来同我一道征战。我也告诉他，如果他应邀前来，他的职位将与布莱德雷不同，他只能指挥一个集团军，而布莱德雷却指挥一个集团军群。巴顿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下来，愿意听我调遣。为此，我十分高兴，因为我们毕竟是交往了25年的老朋友，关键时刻看到了友情的作用。
乔治·巴顿喜欢耸人听闻。他心直口快，思维与表达经常同时进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来英国不久，便参加了一个集会，他自认为这种集会足已避开了新闻界的耳目，便在会上大放厥词，大讲战争结束后，应由英美两国主宰世界，其它国家应该听凭支配。当时，恰恰有一名新闻记者在场，于是巴顿的话便成了报纸上的醒目标题。
随即，各种抗议的呼声蜂拥而起。马歇尔将军致电，命我收拾残局。我决定为巴顿解围，但准备先让他苦恼几个星期，接受教训，不能再如此信口开河。做为庞大的盟军部队的指挥员应诩。
横渡英吉利海峡
列颠增添了勇气和智慧，鼓舞英国人民战胜了纳粹。他的一生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丘吉尔也是凡人，他也不可能把握无法预料的事。
1944年1月我返回伦敦后，丘吉尔首相与我每周至少举行两次例会。每星期二我们共进午餐，每星期五我们与各位参谋长及其他人员举行聚餐会。我们还偶尔在首相的乡间别墅共度周朱。
在这些聚会上，紧张与忧虑的气氛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我正在策划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德军在海峡对岸经营了四年，沙滩和港口都构筑了坚固工事。德军还具有快速集结装甲部队和步兵的能力，可以增援救急。他们准备用优势兵力围歼我们的海空登陆部队。而我们的补给线却困难重重，不仅恶劣天气会阻断我们的运输，敌人的水下袭击也构成严重威胁。人们还纷纷传闻，说我们会遭到一种新型飞弹的轰击，这种飞弹的杀伤力和飞行速度都将改变战争的局势。如此说来，我们将要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抵抗力量，因此“霸王”行动将是一场恐怖的军事冒险，一场恶仗。
1944年早春，丘吉尔首相还不敢过高地估计这一行动。他认为最好观察一段时间，等待德国出现更多的崩溃迹象时再做决断。他在一次私下交谈中说：“我的眼前常常浮现一幅可怖的场面：诺曼底的沙滩上躺满美英两国优秀青年的尸体，汹涌的海水被鲜血染得通红。一想到这些，我就不寒而栗犹豫不决……犹豫不决。”不过，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流露过这种悲观情绪。
布莱德雷和我一致认为：我们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局势的迅速变化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这一信念。我们的猛烈轰炸摧毁了德军的通讯设施，切断了他们的燃料供应线。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在东线发起攻势，希特勒很难派兵增援西部战场。
我们心中充满了乐观情绪。丘吉尔对我说：“将军，指挥官的乐观自信十分重要，否则的话绝对不能打赢一场战争。如果在自雪纷飞的时节，你率领集结在英国的30多个师登上诺曼底海岸并且控制瑟堡港，我将第一个宣布这是一场最宏伟壮观开天辟地的军事创举。”他又补充道：“你若能在圣诞节时解放美丽的巴黎，使她重新成为西欧文化与艺术的中心，我将把这_行动当成战争史上的奇迹。”
我对丘吉尔说：“首相先生，我们希望在圣诞节时打到德国边界，让敌人无招架之功。到那时，如果希特勒还有一丝明智的话，他就应该无条件投降，使德国免受彻底毁灭的厄运。”我笑着说：“我同蒙哥马利将军打赌，我们要是不能在1944年底结束欧洲战争，我就输给他五英镑。我可不愿输钱。”
首相的嘴角向上一翘，舒心地笑了。他说：“亲爱的将军，但愿你能赌赢。”不久，我们召开了两次实质性的指挥会议，细致地检查了“霸王”行动的具体部署。许多头面人物，包括英国国王、丘吉尔首相、几位军事顾问、英军的所有参谋长以及参加这一行动的所有高级指挥官，都出席了这个会议。
丘吉尔首相在会上的一篇精采发言使这个会出了名。丘吉尔会后对我说：“我现在对‘霸王’行动信心百倍。”看来，我们已胜利在望。
在我作为最高统帅上任之前，伦敦已经热情地招待过我。1942年春天，马克·克拉克将军和其他几个人曾陪我来英国进行实地考察，而且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参观了温莎城堡。当时城堡的主管洛德·威格拉姆先生接待了我们。他告诉我，王室知道我们将要来访，为了避免拘束，他们决定整个下午都各自留在自己的卧室里。这样，我们可以随便参观任何感兴趣的场所。
这次我到伦敦没几个星期，便有幸谒见了国王。他回忆起我上次访问城堡的情形，笑着讲给我一段故事。
我上次去温莎城堡之前，国王曾对洛德·威格拉姆承诺，王室成员在我们参观期间留在卧室里，可是国王却忘记了自己的活。那天天气温暖宜人，王室成员们决定一块儿到花园饮茶。他们正围坐在桌旁，忽然瞥见小山后面有四个人影在晃动，其中一个人身材高大，是克拉克将军，他们还看出了洛德·威格拉姆。国王一下子记起了自己的承诺。国王想，假如洛德·威格拉姆看见了王室成员，便会马上中止参观，客人们不得欣赏这座美丽的花园。该是多扫兴的事呀！于是，国王紧急宣布：“糟糕，我们千万不能暴露。”但是怎样才能躲过我们的眼睛呢？
王室成员们个个俯身在地，手脚并用地爬到隐蔽地方，躲开了正在走上小山的我们。花园由一圈石墙围拢着．他们的身体紧贴着地面，爬到墙根下，然后又顺着墙根溜走了。就这样英国王室成员竟然用手脚爬回了卧室，演出了一场滑稽剧。
国王一边讲述这段往事一边笑个不停，我也忍不住乐得前仰后合。
那天的户外午餐上，乔治·巴顿正好坐在国王的对面。国王问他是否用身上佩带的手枪打死过人。
巴顿马上回答：“打死过。”但他又补充道：“不过不是这支枪，这支枪是在社交场合佩带的。我出去参加战斗·时都挂上另外一些枪支。”
“你在战斗中打死过多少人？”国王追问。
巴顿眼睛一眨不眨地回答：“七个，先生。”
我觉得这个数字过大，便问：“你说多少，巴顿将军？”
巴顿赶快改口道：“先生，我打死过三个。”
“哎呀，巴顿，”我说，“看来，我得饶你一回谎报军功丁。”
巴顿过去常跟我说起，1916年，他跟随潘兴将军远征墨西哥时，曾率领一支骑兵巡逻队出外执勤。他们不幸与敌军遭遇，在混战中，巴顿击毙了一个敌人。
在驻英的美军中，国王、王后以及王太后都很受欢迎。国王喜欢战士朴实无华的生活，他与我们交往不拘礼节。战争将要结束时，他曾邀请我去白金汉宫饮茶，并且安排在与王后一同用茶之前跟我单独谈几分钟。
国王的单独接见，是为了授予我殊勋勋章，这在英国是一种最高奖励。据我所知，仅有12名军人和12名文职官员先后获得这种勋章。国王把勋章赠送给我之后，又递给我一封信，国王要我离开白金汉宫之后再看。当我拆开信来读时，不禁惊喜万分。这封信是国王的手书，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我把它看做是外国政府给予我的最高评价。
在策划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时，指挥官常要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冥思苦索，举棋不定。为了专心致志，指挥官还要把其他生活琐事置于脑后。然而，我则特别，我心中常常纠缠着个人的忧愁烦恼，荣辱毁誉。也许正是由于我的这种特别，才使我免于成为一部机器。
6月6日，约翰从西点军校毕业了，这一天也正是我军登陆的日子。经过马歇尔将军的特许，6月中旬，约翰在去本宁堡报到之前来伦敦短期休假。正象我预料的那样，约翰要求我立即送他到前线部队去，但最后我终于说服他跟同学们一道服从原来安排。在这段有限的假期里，我尽可能地跟儿子在一起。
6月6日清晨登陆开始之后，激烈的战斗连续进行了几个星期，直到布莱德雷的部队发起猛攻，一举拿下圣洛，并在8月突破敌军左翼防线之后，战场的局势才明朗化。不过前线仍然战斗频繁。尽管司令部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是要挤出时间定期视察前线部队。
第15军军长韦德·H·海斯利普是我的多年好友，我决定去他那里看看情况。将近中午，我来到他的司令部，他从一辆吉普车上跳下来，气冲冲地迎接我。“将军，我说你最好转一圈就回去。纳粹的大炮正向我们的侧翼轰击，他们也许还要组织反攻，争夺这块地方。”
“好哇，海斯利普，我正要看看他们是怎样反攻的，我坚信你能制服他们，我还要欣赏一下你的指挥艺术呢！
“我们当然要制服他们，但我可不想让最高统帅在我的阵地上丧命。”
我估计此地不会马上发生激战，所以决定至少吃过午饭再走。那顿饭才真称得上快餐呢。第一道菜刚吃几口，海斯利普就招呼上主菜，随后又张罗上汤，很有意思。我打算气他，便说道：“你看，海斯利普，我连早饭没吃就来了，我很想饱餐一顿，不愿匆匆忙忙地填肚子。”
他无可奈何，只好答应我用30分钟吃午饭。30分钟一到，他便把我拽上汽车，口口声声让我看一些新鲜事。几分钟后，我对他说：“喂·我还不算太笨，这条路就是我来时走的。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我想让你抄近路离开这里。
巴黎光复后，我对前线回来的指挥官都要盛情款待．．布浆德雷来到我在凡尔赛的冬季指挥部时。我决定为他安排一顿丰盛的午宴，好好慰劳一番。刚好，前一天别人送给我许多鲜牡蛎，我嘱咐厨师：“今天中午，．咱们给布莱德雷将军开一个牡蛎宴。上一道生牡蛎，做一道牡蛎汤，这是副菜，再来一盘红烧牡蛎。
我乐呵呵地拉着布莱德雷坐到餐桌旁。可是当一盘张着壳的生鲜牡蛎端上来时，布莱德雷直率地告诉我：“我不能吃这东西。”
我赶忙把厨师叫来，向他耳语了几句，趁布莱德雷吃罐头猪肉时，生牡蛎端走了。这真是我的一次冒失。
当然，战争不象吃牡蛎那么轻松有趣。“霸王”行动成功后，我们就更坚信胜券在握。但是，纳粹虽已穷途末路，却仍要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德军发动“凸出部之战”疯狂反扑的时候，我接到晋升我为五星上将的命令，这对我岂不是严峻考验。为了遏制德军的攻势，我们组织了巴斯托尼防御战，真可谓是军事上的一个壮举。数千名被德军围困的伞兵拼死抵抗，打乱了敌人的反攻计划。另外，在许多小村庄和交通要道，我军的小股部队孤军奋战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
1944年12月20日，我军在南部地带发动反击，我在“当日命令”中写道：
敌人在做最后的挣扎。他们凶猛地反扑，企图夺回被你们占领的阵地。他们企图使用奸诈的诡计欺骗你们并且消灭你们。……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在你们这些英勇顽强的勇士面前，不管敌人怎样凶残狡诈也摆脱不了彻底覆灭的下场。
敌人无疑行将灭亡，我们胜利在望。这已成了有目共睹的现实。可是，这胜利也实在来之不易呀！我们的战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时刻都在与死神搏斗、抗争，他们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飞雪、坚冰、潮湿的迷雾，还有寒冷的雨水。他们在险峻的山道上行进．在漫漫的长夜中站岗。他们抛下妻子儿女，忍痛割爱，开赴前线，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穿行冲锋。
1945年5月7日，一群憔悴不堪的人汇集到我的司令部。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们同德军首领进行了长时间的令人厌烦的谈判，那些德国军官坐卧不安，知道自己成了命赴黄泉的希特勒的替罪羊。投降书最后签署之后，我的一班子谈判人马斑心地大睡了一天。我却没时间休息，忙着与奥马尔·布莱德雷联系。“布莱德雷，我有一个好消息，你去告诉战士们。”接着，我下达了欧战中最重要的一道命令：“8日午夜停战。”
（李志刚李志良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