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意识地望了那楼一眼。窗帘正好拉开。原来她在。她伸着懒腰拴好窗帘，原来她也在午觉。她把床铺好，就走进去了。她倒是真的转过身走到西边的饭厅。饭厅也是厨房，最流行的开放式设计。她洗洗切切了一阵，往一个描着墨色兰花的褐黄砂罐子里放了水，又把切好的几份食材一股脑儿放进去，盖上碗口大的圆形小盖儿，拧开了打火灶。她往里屋去了，而不过十分钟，她又走进饭厅，蹲下身子调小了火。我看了眼手表，两点四十。这么早就开火，自然是煲汤了。刚才的梦彻底低落了我的情绪，身体不适总能让人换个角度思考世界。我想起昨天的沾沾自喜，她老了，她老成丑，这是理所当然的，我错把公正的时间当成自己的同谋了。我们相较的自然不是这些肤浅的外表。窗户渐渐被汤的热气晕上一圈水珠，一些烟气从房子里飘荡出来。我戴好墨镜，走下亭子，穿过竹林，沿着小池子往那边走去。走到那边，走到那雕梁画柱的码头长廊里，我几乎就在那房子的正下方了。厨房的小窗户里果然冒出的是汤的香味儿，一阵阵窜进我的鼻子。莲藕排骨汤，似乎记得他说过她生在楚地。
这时我听到门铃声，一会儿，真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窜进耳朵。我急忙快速溜回到亭子里，抓起望远镜。她确实在为一个人准备饭菜。原来今天是周末，他们的儿子回来了。他们在远处的客厅深处，几乎看不见什么，我却总觉得有亲密的拥抱或者嬉笑的欢声。但二十分钟后，他们真实地走到阳台上来了。她解了头绳，披头散发坐在圆凳上，回头看她的儿子。儿子双手扯着一面宽阔的透明塑料布，随即穿在她的身上。风把那云彩样的塑料布吹得缠绵悱恻，好不容易四面抓着贴到身上，两人都笑了。儿子又转身进屋拿出来两管牙膏样的东西和一个黑色塑料小碗放在桌子上。他戴上塑料手套，将两管东西一一挤进碗中，又拿起一个细齿的小梳子，给她染起发来。
她笑着，儿子也笑着说着什么，还不时故作厌嫌地指指她的白头发，却又撅嘴笑了。
她有甜美的午睡，有午睡后愉快的忙碌，儿子又回来了，还会有晚餐美妙的汤。我觉得她像知道有人在窥探她似的，展示着她的幸福。世界都是她的，那么安稳满足。我啃着带来的玉米，就着梦里没哭完的咸眼泪一粒一粒地往肚子里吞。
于是我决定坚持这次计划。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在丈夫出长差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那苍白干瘪的身体还能体会到寂寞吗？如果能，那么她要怎么排解它们呢？如果能证明她不过是个偷人的荡妇……这似乎是时小简《双城谋杀》里的情节，原来文字在脑中成串涌出，竟成了自行蔓延伸展的活体。但我相信任何人都经不起窃听和窥探，这是埃德加·胡佛教我的，那位FBI的老贼。况且事情当然不能以她的大获全胜结局，一定有些什么，一定有些比皱纹和衰老更解气的东西。
我破天荒地定了闹钟，开始了程序近似专业化的追踪。我也不那么在意靓丽的装备了。每天早上九点赶到公园，晚上六点离园。我九点坐在亭子里吃肉松面包喝酸奶时，她也在餐厅喝着豆浆吃着馒头片。她拿着一套十字绣在阳台圆桌旁一针一线时，我则打开便携电脑玩小游戏。有时候她去接客厅的电话，我就发几条无聊的短信，或远远观望着，那条弯曲的电话线在微弱的光里像从她肚子上溢出的肠子那般怪异。对于她自己一人的伙食，她虽然是随意打发，却也从不外出就餐或叫外卖。她的冰箱里似乎有取不尽的各类食物，看来她从来喜爱储备，绝不会坐吃山空。每每她将食物塞进微波炉的当儿，我已速速走到长廊下，嗅到气味儿：两块芫荽酱鸭，或是半碟苦瓜炒肉，都有额外的辣椒酱味儿。有时候她做一点米饭，有时候同样把馒头放在剩菜上推进微波炉。等微波炉最后一声滴的一响，我就又溜回到亭子里。我也打开我的袋子，一个捂出无数小气泡的蔫儿了的汉堡包或者一份路上买来的陕西凉皮儿，跟她一起吃起来。在空旷的公园里吃饭倒是怡人心脾，只不过这迟来的春天，让我越吃越凉。
一周后，我发现，她的生活是非常规律的，完全没有我臆想的那些事儿。在日光下玩小游戏尤其伤眼睛。闻着那厨房里的油烟味儿，我决定开始与她玩一个不伤眼睛的游戏。我打开电脑，建立一个命名为“孤独餐谱”的文档，用它记录她的一日三餐。而且决定等晚上回去，我就尝试照她的菜单做上三餐，装进新买的高级保温箱中第二天吃。
她有时候就站在厨台边上吃，有时候她用一个大盘子将菜饭和辣椒酱一起端到阳台上来吃。她的主食饭量很大，菜不够时，一块豆腐乳也能再吃半个馒头。吃完饭，她又将它们端进厨房。有一次，她在洗碗台前挽挽袖子，呆了两秒，竟将它们一下丢进洗碗台，又放下袖子走出来。呵，原来她也有犯懒的时候。我一笑，将最后一勺苦瓜炒肉吃了进去。原本我是不吃苦瓜的，但照着她的炒法，加干辣椒和肉，并淋上生抽长时间地炖。那苦瓜竟不那么苦，并将肉汁变得更清香醇厚，而且那最后的苦味里有一种超脱的清新味道。不过或许加上了什么情绪调料也不一定。
两天后我拿来一个面包圈样的脖套，一条薄毯，决定跟她一样午睡。太阳持续地释放热情，迎春花终于蓬起了黄花头。起先我不过是闭目养神，想些他与我这三年来的小事情，但几天后，通常在冥想的入口，就直接跌进云蒸雾罩的睡眠中了。醒来总觉得是有些犹疑的梦的，却从没能记起来什么。再有两天，我几乎能与她一同醒来了，一起张开大嘴打个长长懒懒的呵欠，像一口吞了一个美味的怪物。一起对着这池子里的波纹发发呆。有时候，她那直直呆滞的目光像是穿过竹林盯在我的脸上，而我简直就是在与她对视。再回过神来，我们又一起揉揉眼睛，对着无辜的空气叹几口气，一起对着镜子整理被美梦揉碎的面容。下午的时光与她一样懒散，依然是十字绣和连连看。她偶尔在客厅深处看电视。于是那深处的黑暗就像正舞动着光影之剑，激战正酣。
这时候，我会眯着眼睛琢磨一下时小简的《双城谋杀》。失踪的那个女人八成是死了。如果是死了，那么凶手自然在另外三个人之中。他们都有作案嫌疑。她情人的老婆因为妒忌，她的老公因为恨，而她的情人则可能因为陷入厌倦想要挣脱。也有协同作案的可能。选择第三个城市，为的是稳妥和刺激，而等距离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时小简的正职是名药师，她的惊悚小说都是在雪白墙壁的药房值夜班时写出来的。据她说，写到关键时刻，她自己也害怕，就站起来做做操，跳一跳——真有她的。她命名自己的小说为“都市奇情悬疑小说”，于是她又成了恋爱专家。我自然近水楼台地咨询过，她测算说我的他为星座摩羯第一宫，有着杀人不眨眼的定力和伏脉千里的心计，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是啊，我曾经也想气气他。为着一个什么小事，我让自己消失了一个月。然而，他也没有找我。待一个月后我忍不住万箭穿心的思念再与他联系时，他竟也没有责备我。他还像往常那样对我，这一个月像被电锯割断了似的。
“你在哪儿啊？”是他，越洋电话。我还没回答，他就接着说，“我在你身后！”我一惊，浓痰抓挠着喉咙猛咳了一通。我涨红着脸一扭头，那位打坐的先生纹丝不动，一只麻雀惊慌跳过。我镇定了一下，立即明白过来，他不过是在开玩笑。果然他笑了。他说一切顺利极了，每天吃一只大龙虾，胖了，回来要我配合他减肥之类。我说，你回来了，或许春天就真来了。放下电话有些惊魂不定。我有些厌嫌地回望那打坐先生。他似乎真的进入某个意境了，从未有过什么动静。我也就相信他不会惊扰我这尘缘缱绻的俗人了。
她照例过着日子。晚饭后她又拧开电视，再回到厨房忙上一阵，连中午的碗筷一起洗掉。然后她回到卧室，半拉着窗帘，在衣柜那头换衣服。再拉开时，就是一身轻便的运动装。关掉电视，她将门口的无纺布袋子提上，就出门了。
我也收拾好亭子里的东西，背上背包，往回走。六点过后，紫竹院才算真正热闹起来。这些人跟白天的游玩者大相径庭，都是饭后散步健身的周围居民。对紫竹院来说，他们像稔熟的家人。我从公园深处往大门走，依次碰到一处扭秧歌、一处太极和一处腰鼓队，另间或有瑜伽或打坐者散布于草地中。如今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锻炼方式，就像我们彼此真的有那么的不同。各色音乐五花八门地缠绕在一起，遛弯儿的大爷简直跌跌撞撞起来。我确也想过她的运动装和无纺布袋子以及她的锻炼方式。或许她正往这里走来。答案似乎唾手可得，然而此刻我并不想追究。
待我回到家，已经是八点了。奔波了一天，我脱掉沾着凉汗的衣服钻进浴室。热水重重地打在身上，穿透冰凉，像一个幸福的拥抱。她一定也回家了。她挂上无纺布的袋子，换了脱鞋。运动之后她的身上也黏黏的，于是走进浴室洗了个舒爽。我换上绵软的睡衣坐在电视机前，有时候又干脆躺在沙发上，将腿蹬着沙发靠背，抱着一个靠枕吃薯片。而她会在看电视的时候吃些什么呢？我跳起来上网查了查湖北的特产，在网上购买了一种叫“孝感麻糖”的零食，第二天就快递来了。那糖手掌大小，上面布满了芝麻。之后的每天晚上，我拿起一块，它又薄又脆，甜得有些乡气，却越来越合口味。一天又一天，我追踪着她的身影，她的食物。共同的消化过程让我觉得我对她也似乎越来越有把握，推测变得丝丝入扣。我看着镜子里的我，我似乎看到，我和她的生活像两张一模一样的胶纸画，屏住呼吸，就要完美地贴合在一起了。
风餐露宿的女探员终于病倒了。我烧了一整晚，浑身酸痛，口渴难耐。第二天一睁眼，头痛欲裂。看看闹钟，已经十二点却不见透进阳光。我拉开纱帘，窗外湿漉漉地灰暗着。回翻昨天的天气预报，原来今天温度骤降十度，下午还有局部暴雨。正看着，一阵干雷由远及近，震动着我的太阳穴。我踉跄着抓起杯子，将昨晚的剩水灌进喉咙。今天的追踪自然是要搁浅了吧。
我不知不觉按照“孤独食谱”吃了早餐。昨天她吃的是法式小面包和苹果。我偎在床上，只觉得身体虚脱地有些摇摇欲坠。雷如同一个渐渐走近的笨重巨人，它终于大啸一声，雨水骤然降落。雨不住地与玻璃冲撞，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快。我的心脏追踪着它的速度，筋疲力尽。玻璃像一张鬼哭狼嚎的脸。我倒进被子里想要立即睡着，然而总有个声音一直在追问着：她在家吗？她在做什么？鬼使神差般，我冲了两大杯感冒茶，并囫囵下抗生素以及退烧片，披上雨衣奔向紫竹院。
园中空无一人。走至“江南竹韵”，才得见一两个穿橘色雨衣套装的工作人员在雨影中模糊晃动。白玉兰在前两天的太阳里打了花苞，这一上午的狂风骤雨，它们就被吹成一色地往南倾斜，像达利画中的噩梦。我只管倒换着步子，几乎是小跑地冲进了亭子。
我望向那个窗户。阳台门和窗户竟都大开着。窗帘在风中左右舞动。那是一层罗纹棉麻混织提花布，一层玫瑰色丝光绒和一层蝶戏牡丹的刺绣真丝衬纱。它们借着风势，一时间醉舞狂歌。窗户竟也没有固定，忽而傲然不动，忽而嘭地冲撞窗棱，让人心碎。她不在。她去哪儿了？她可是个有规律的人。我惶惶地徘徊在亭子里，鼻子已经完全塞住，只得张大嘴呼吸。体内像有一个尽责的鼓风机，无穷无尽地释放着汩汩寒气。再望过去，雨随风势早已越过螺旋体铁艺栏杆，将阳台灌了个够。天低得似乎举手可触，看看时间，不过三点多，那乌云浑厚有力，将天光压得几近黑夜。泥土中的虫子蠕动着，细密的雨点像机关枪一样追击不弃，它们只得在软泥中来回窜逃。一只麻雀在两米远的迎春花旁，望着我所在的亭子。显然在人与雨的威胁下，它选择了雨。它耸着肩瑟缩着，忍着雨点的锤击。不知怎的，我觉得它的小圆豆的眼看着我，发出憎恨的光。一阵雷惊起一阵寒流爬上脊椎，我哇地哭出声来。竹林像一群落难的女子，倾斜着形销骨瘦的身体，萧索极了。天地之间如同撇我一人。
而她就在这时回来了。她来不及脱下雨衣，就冲向阳台，踏着阳台的积水，够住把手把门关上。她又走到窗前，合上了窗户。终于，她拉上了窗帘，一层，一层，一层。一团温暖安定的光透了出来。
我的泪像温热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颊。看着那光，我像得了特赦令一样冲出公园。
再有一天，他就回来了。我坐在亭子里计算着。暴雨过后，还真的春暖花开了。六点半，她在半遮的窗帘后换上了运动服。走到门口，提上无纺布的袋子，就出去了。她下楼了。我戴好包头丝巾和大墨镜，背上背包往公园北门走去。从北门出去绕一个九十度的角，不用太快的速度，也一定能在马路边与她相遇。但我仍旧走得有些气喘吁吁。看到她了。奇怪的是，她也像是经历了一阵小跑，几乎是按照我呼吸的速度迈着步子。她穿着那身轻便的运动装、运动鞋，那无纺布的袋子挂在手臂上，清楚地写着“紫竹院社区”几个字，隐约看到里面一团类似衣物的东西。走到与她相隔十米左右，我才缓缓调好了呼吸。我们都站在花坛边的斑马线上，安静地等着车流。
她果然是走进街对面的“康斯堡健身中心”。她没有坐电梯，只走了一段楼梯就到了。她穿过走廊，走进最里间的一个大教室。我顿了十分钟，才慢慢走过去。两边的双推玻璃门上用红纸贴的各种仿宋大字，从楼梯口开始，依次是“肚皮舞一班”“拳击二班”“芭蕾三班”，她进的是最里面的“水袖四班”。我轻轻地推开一个缝隙。十几个四五十岁的女人正光着脚，披挂着各色的水袖，跟着一位颇具名伶风韵的老师学着招式。跟着老师的节奏，大家正做着一个侧翻身并双手舞动水袖的动作。那些水袖时而转着一轮轮的同心圆，时而画着连绵的波浪，好看极了。她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恰好离门最近。她也努力地跟随大家，却总也舞不出名堂。或许是力度不够，那水袖腾起后如螺旋状落下，总是层层叠叠都落在她自己的脖子上。
她的水袖是白色的。
我又轻轻关起了门，带着空洞的心逃出了健身中心。在车水喧嚣的马路中间，我气愤地拨通了时小简的电话。可恶的家伙，告诉我结局，告诉我，告诉我！我要知道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