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
陈然
我想，还是从我逃学说起吧。这事说起来源远流长了，我已经记不起它最初是怎么发生的。现在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就是，我背着书包，不顾一切地往外逃。是啊，这似乎有些矛盾，既然要逃学，又何必背书包？我完全可以把它塞进抽屉或扔到什么地方去。这说明，我并不厌学。实际上，我是很喜欢读书的。即使是枯燥的课本，我也能读得津津有味。我有一个妙招，当我恹恹欲睡的时候，我就把课文倒着读，这样，我的大脑又重新兴奋起来。总之我会变着法子让自己的学习生动有趣，但我就是不喜欢上课，不喜欢一个人长时间地被囚禁在座位上。而我讨厌假期，丝毫也不逊色于我讨厌上课。我总是觉得星期天太漫长，寒暑假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灾难，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星期天的下午，我总是第一个赶到学校，然后又开始了逃课。好像我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就是为了逃课似的。
的确，如果我不去学校，又怎么能逃课呢？
一般说来，我在逃出教室前，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或许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想逃出教室。这个念头强烈地折磨着我。我想，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老师的眼皮底下（这是老师经常沾沾自喜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溜出去，那多么有挑战性。我根本没听清老师在讲什么。我盯着教室门口。如果老师点名叫我回答问题，那至少要把我的名字叫三遍我才能听到。我非常喜欢逃课前那种灵魂出窍的美妙状态。后来，老师转身朝着黑板，我就开始行动了。当然，有时候我也偷偷从教室后门出去。不过这样似乎不怎么光彩，会引起别人嘲笑。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当老师把课本端起来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念白时，我就踮起脚，像一只小鼹鼠从教室大门溜了出去，我听到背后泛起了一阵轻轻的哗哗声，就像潜艇划行后留下的两道浪花。我喘了一口气，然后是穿越无比宽阔的操场。我有些晕眩。我想到了自己刚刚看过的某场战争电影，想到了碉堡、探照灯和机枪之类的东西。政教主任是专门抓纪律的，他会经常背着手在那里踱来踱去，模样像个伪军。有一次，不知是谁在厕所里写了一句什么，他把各班不太遵守纪律的学生全部叫到他办公室，轮流审问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审出来。他的脸气歪了，末了叫每个人写一份检讨书，贴在操场旁边的宣传墙上。我也在里面。我当时一挥而就，充分发挥了我写作文的特长。除了政教主任像老鹰一样时刻蹲伏在那里的阴鸷的目光，还有教学楼上的那么多门窗，它们像无数只探照灯紧盯着操场，我很容易被发现。时刻都可能有人在我背后喊：×××，去哪里？！或者：回来！再不回来我就开枪了！
我加紧了脚步。
终于跑出了校门，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没地方可去。到田野去玩吗？去偷人家的红薯或到河边去划水？或者钓鱼？我已经玩腻了。这时太阳照着我的影子，它被烫得响，似乎要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觉得自己特别孤单。我其实是个脆弱的人，总是急于从人多的地方逃出来，可逃出去后又想回来。明明是我抛弃了别人，反而觉得是别人抛弃了我。我在校门口徘徊，等着下课，好重新回到教室里去。不用说，等待我的还有老师狠狠的批评或掌掴。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委屈，竟然流下了热辣辣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泪水，仿佛我的逃课，就是为了得到这些批评、掴掌或泪水似的。
问题是，多数老师后来对我的逃课竟然习以为常了。他们不会批评我，也不会到班主任或政教主任那里去告状。他们从黑板面前转过身后，故作惊讶地望着我，好像在说：你怎么还坐在这里？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好像我用尽了力气，朝什么打过去，结果却像是打在棉花上。这样，我再逃出去就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允许”我逃课了，我的这一行动不过是在领受或得到他们对我的赏赐。我咬着笔头，在想对策。我不能忍受这些家伙对我的蔑视。我会弄出种种刺耳的声音或在邻桌间挑起种种事端。老师终于沉不住气了，咆哮一声冲了过来，拎起我的耳朵，把我的一边脸蛋贴在黑板上，如果是夏天还挺舒服，但如果是冬天就吃不消了。不过等他的手一离开，我的脑袋就倔犟地弹了回来。我暗暗高兴，等他转身讲课的时候，我又如愿以偿，从教室里逃出来了。然而逃到半路，我发现自己又中了他的奸计，说不定我刚跑出教室，他就笑着对大家说，他是故意让我逃的，意思是说，他在用这种方法，巧妙地把我从教室里“清理”出去。
我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于是我又“逃”了回去。逃出去算什么，逃回来才算好汉。我要坚守阵地，坐在教室里跟他对着干。任凭他脾气再好，也终于有被我激怒的时候。他会斯文尽失地上来揪着我，手脚乱舞，好像一个泼妇，好像他写在黑板上的一个潦草的字母。我嘴角淌着血，冷笑着。末了我像电影里那些英雄人物一样，盯着他，故作姿态，不屑一顾地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频繁地逃课使我吃尽了苦头。老师经常不解地望着我，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呢？有时甚至还伸手摸了摸我脑袋。或许，他是想感化我吧。爹每次狠揍了我（他尤其擅长用放牛的鞭子在我熟睡时把我揍醒，让我在噩梦中大蛇缠身）之后，都会假惺惺地用手摸摸我脑袋。我恨这个我一定要叫他爹的人。他仿佛是为了要折磨我才和娘合伙把我生下来的。他打量我的目光，就好像一头凶猛的狮子面对着他的美餐，他之所以没迅速扑上来，是因为他看我还瘦小，想把我喂养得大一些。难怪每当我吃饭姿势不好时，他都要干涉我，如果我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碗，他一定要狠狠揍我一顿，因为东西吃少了明显会影响我的生长。然后，他又假惺惺地跟我娘递眼色，叫她重新给我盛饭。我猜透了他的诡计，无论他怎样软硬兼施，我也不肯吃。我情愿饿肚子。我发现饿肚子的感觉真美妙。我想，如果他要吃我，那好，来吧，我的硬骨头肯定会硌痛他的牙（我以为，只要不吃饭，骨头自然会硬起来的，陶渊明不就是没吃那五斗米，骨头才硬得腰都弯不下去么）。有时候，不管他怎样狠揍我，我也不肯跑，虽然他很希望我跑；而另一些时候，他的手刚扬了起来，我就逃得远远的。好像我要藏到什么地方去，永远也不出来，让他吃我的计划落空。他不让我划水，我偏偏去划水。他不让我看电影，我偏偏去看电影。他要我干好事我偏偏干坏事。同样，他要我干坏事我偏偏干好事。现在想来，我为什么那么渴望干好事，大概就因为我爹缺德干了太多的坏事。他对别人小气，我就对别人大方。他在队长面前可怜兮兮，我偏偏理也不理队长。他要我认真读书，我偏偏不认真读书而且大张旗鼓地读老师不让我读的课本以外的书。
记得当时读的书里面，印象最深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第一次见到前来投降的魏延时，说此人脑后有一块反骨。我悚然一惊，诸葛亮真是太厉害了，远远一望就知道谁脑后有反骨。我不自觉地伸出了手，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我想，我是不是也有反骨？如果真的有，并且被人家看到了，那怎么办呢？我真的摸到自己后脑勺有一个突起的部位。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反骨。后来我小心地问娘，我后脑勺是不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她瞄了一眼，抿嘴笑了笑，说，你小时候总是朝一边睡，看上去脑袋像是长歪了。难道这就是反骨的由来？娘的话并不能让我信服。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脑骨的异常（幸亏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地方都有），我想把头发留长一点，而爹总是把我捉住，让剃头师傅把我的头发几乎剪了个精光，让我的后脑勺暴露无遗。这比当众脱光了衣服还要让我难受和无处躲藏。如果我胆敢跑开，爹就会拿着放牛的鞭子到处找我。我的古怪发型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所以当老师望着我说你到底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会忽然伸出手来摸我脑后。终于，他说，你可以走了。于是我站起来，朝后退着，退到门口，才忽然转过身飞跑。
此后，逃学成了我经常而且必须保持的姿态。我逃避一切强制，一切我不喜欢、但又强加给我的东西。在大学里，我读了许多我能接触到的书。我找到了我真正热爱的东西。我热衷于精神生活。我的理想是当作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年龄大的完全可以做我的叔叔。他们是上一代人被毁灭后艰难留存下来的火种。而我自信地认为，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先觉。跟他们在一起，我没有任何隔膜，这让他们暗暗称奇。他们容许了我的加入。两年的大学生活，是我生命中的黄金部分。它永远在我的人生暗途中发光。而毕业后，我的黑铁时代就到来了。
我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教书。到城里去，要转两次车（只有自行车和三轮车），还要步行十几里山路。我的罗圈腿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由于经常爬山，在平地步行，我的两腿也会不自觉地呈八字形张开。我完全被封闭起来了。山像是鲁迅全集厚厚的封皮，在那些黑暗的夜里，我只有把自己的心翻得哗哗作响。渐渐地，我开始不遵守纪律了。只有在这种对纪律的背叛里，我才感到自己还是个活人。我的上课不着边际，话题常常超出课本之外，甚至完全跟课本相悖。学生们很高兴，他们几乎把我当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而学生们欢迎的，往往是学校和家长反对的。我带头逃课。我彻夜不眠，该我上课时就免不了在房里睡懒觉。我把一本1986年出版的当代学人的著作（若干年后，我们成了校友）套在马恩选集的红色封皮里，捂在脸上呼呼大睡。校长找到我时，看到了红色封面，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他在那里坐了半天才决定咳嗽一声。他提醒我，该去上课了。他是一个好校长，是全国优秀教师全省新长征突击手全市劳动模范。因为他的宽容，我继续犯下了许多错误，以至后来我简直怀疑他是在引蛇出洞，再打我个正着。
我找不到任何精神上的知己，便开始放逐自己的肉体。我渴望像卢梭一样，得到许多异性的爱情。我开始勾引镇上的一些少妇。她们有商店的营业员、豆腐西施，还有开餐馆的老板娘。由于获得了我这个戴眼镜的未婚青年的注目，她们起劲地卖弄起风骚来。我跟她们轮番上床。我闻到了女营业员身上的白糖味，那时白糖还是稀罕东西，我怀疑她经常偷公家的白糖吃。而开餐馆的老板娘，保证了我熬夜所必需的油水。我像是破罐子破摔，把罐子摔破了，我就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了。有时候，我会悲观地想，我大概永远也成不了卢梭，而她们，也显然不是华伦夫人。面对她们，我一脸严肃，故作深沉。即使在做那种事的时候，我也保持着冷静和克制。这样我便掌握了主动权。现在，我已经名满天下，不知她们是否还记得我？即使记得，但在她们看来，那个我也已经跟现在的我毫无关系了。因为她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我就是那时的我。她们只知道我身份证上的名字而不知道我写文章时的名字。或许，她们的子女也到我后来读研的那所知名大学里读书去了。我们那里的孩子是很会读书的，每年都有不少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南大。开学时，她们中的一位或许就在操场上打地铺的家长堆里，她们不知道，我曾经坐在那里谈恋爱、读书。我们的屁股在草坪上轮流登场。
由于我的上课越来越偏离教学大纲，家长们愤怒了。当然，这种愤怒是我的一些同事挑起来的。他们都是些软骨头，他们该受苦，被人欺负，不配有好的命运。当我从一些我极不喜欢的会场拂袖而去时，他们会表现得更认真。有一次，乡里拖欠了大家一年的工资，我策划了一次罢课，甚至还通知了市报的记者，但关键时刻，他们一个个像软蛋似的往教室里溜，把我孤零零地扔在操场上，看上去像是一个天大的笑柄。我已经看透他们了。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我知道是谁），唆使全班学生联名向学校和县教委告了我的状，甚至暗示部分家长该如何如何。果然，他们都行动起来了。于是在一次上课时，我被人从讲台上揪了下来，对方像个屠户，手提一根黑乎乎的什么我没看清。然后是大会上的不点名批评，听说县教委也准备把我调到更偏僻的地方去。说实话，那时我最害怕这个。每次看到县教委人事股的那个股长到学校里来，我都以为他是来调动我了。他的权力大得可以把全县的老师都当作他掌心的鸡毛，他愿把谁吹到哪里就吹到哪里去。在乡下教书的那几年中，这种不安全的感觉一直笼罩着我。我开始想办法从那里逃出去。然而我还没想好办法，新的麻烦又找上门来，我不小心把一个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我怎么跟女学生搞上了呢，因为我在遭到同事和家长反对的时候，却有一小部分学生，非常崇拜我。仿佛别人越是打击我，他们便越要支持我。我教他们朗读，爱美，独立思考，懂得善恶。这样，有的女学生便免不了用那种超出了师生界线的目光望着我。最终我们都没抵抗住彼此的诱惑。那时我不知道怎么去买避孕套，以为也要单位的证明。大概很多人认为，它是跟乱搞联系在一起的，而防止男女乱搞的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控制避孕套的供应。尽管我非常小心，小D的身体还是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反应。她的脸上开始出现细小的雀斑，浑身散发出一种肥皂水的气味。上课时，她会像懒惰的男生一样呼呼大睡。我惊慌起来了，知道她的体内发生了地震。我说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逃吧。我并没意识到，自己已处于一个逃的大潮当中。当时，几乎所有的有志青年都在逃，从内地、从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逃到沿海，从稳定逃向不稳定，从按部就班逃向自由散漫。我很快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爹气得不理我，如果放牛的鞭子对我有效，他肯定会用上。娘哭哭啼啼的。他们对我的前途一片茫然。校长和县教委倒是如释重负，他们说，好好干，要当就当弄潮儿。我在煞有介事地办手续，而我的女学生小D，只能跟我私奔了。因为她父亲就是乡里的一个干部。她永远也不知道，我把她弄上床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向她父亲所代表的那类人开火。这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很多人都用过。她父亲每次在主席台上不都是说他代表什么什么么？那好，我要用这种方式来取得胜利和表示对权贵的蔑视。我在县城的一个朋友M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小D也不辞而别，偷偷爬上了开往县城的三轮车。我们在M家楼下的一个小酒馆里胜利会师。这情景似曾相识，让我很兴奋，仿佛在排演我读过的1930年代的某部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