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朋友M，应该多说几句。他是一家酒厂宣传科的干事。我们在一起时，经常取笑“干事”这个称呼。可以说，他是我在这段时间唯一精神上的知己。为了一些很抽象的问题，我和他经常书来信往，或在一个什么地方见面。在内心里，我把他称为战友。我需要战友。在这里，也只有他，能当我精神上的战友。有时候，我会像幽灵一样忽然出现在他家门前。M条件比我好，从小在城里长大，父母都是银行的职工。他手指修长，皮肤白皙，看上去养尊处优，尤其是县城方言那种好听的卷舌音，让我有些自惭形秽，好像我们是来自两个不同阶级的人。而我一直觉得，即使在革命队伍中，来自有钱阶级和来自无钱阶级的战士，在心理上的确是很不一样的。但他，绝对是他们那个阶级中杰出的叛逆者。他有卓越的口才，是天生的演说家，并且具有突出的领袖气质。我曾旁听过他和他朋友们的一次聚会。因为我一直对集体或某种组织抱有顽固的戒心，不想参加任何团体。只听他口若悬河，妙语如珠，听得人一个个热血沸腾。对，我发现他特别爱用四字句，我也不知不觉受了感染。如果有人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他会说，四字句是汉语的骨头，从诗经到汉魏风骨，再到当下，没有四字句，汉语就是个瘫子，站不起来。如果把语言比作武器，那四字句就是利刃，握在手里，长短合适，进退自如。现在想来，他的话仍然很有道理。不久前，一些讲坛性质的节目大受欢迎，我发现，其中的诀窍就是，主讲人大量地使用四字句。在渴望文化的人群中，四字句就是灵丹妙药，就是文化水平的象征。我带着女学生奔逃南方的时候，M也开始打算离开县城。他准备报考北京一所名校的一个名教授的研究生。他说，他已经给对方写了信，并附上自己的论文，对方对他十分赏识。考研究生跟考大学不一样，它可以直奔导师而去，比较符合一位学者说的，所谓大学，应该是先有教授，再有大学，而不是相反。想到我即将流落天涯，而他却可以风度翩翩地去北京求学，我再次感到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
现在想来，在南方的两年（足够了，不能再多，不然我大概要发疯了），除了给我日后写自传提供一些素材，再也不会有其他的积极作用。我发现在这里，我除了做骗子，比如给那些弱智或文盲的老板搞搞策划什么的，或向全国各地的什么人发个函邀请他们来开会或出书，其他不会有更好的出路。自然，我不屑于干这个勾当，虽然我可以想出许多种骗人的招数。实际上，在我离开南方后，我设想过的那些骗子方案很快成为流行的骗术，就是现在都可以屡试不爽。我拜访了一下各路豪杰，发现他们除了想赚钱还是想赚钱，这与我南下的初衷相去甚远。我还拜访了当地的公安局局长，这个家伙倒是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末了请我吃了一顿海鲜，恭恭敬敬把我送回住处。当然，我没让他看到我寒碜的租房，让他在街边把车停住我和他握手再见。无论天怎么热，对这里的气候多么不适应（我被焐出了一身的痱子），我一直穿着白衬衫，打蓝领带。只有我自己知道衣领是多么脏。租房低矮而潮湿，小D还没有回来，她在附近的一家酒店打工。这时我已妥善地处理了她的肚子。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姐姐在医院做护士，她原是内地一家卫校的老师。老师和学生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足以说明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可以从头开始。小D现在一身轻快。但她下班越来越没有规律了，最后干脆不回来。我不做声，等她开口。没多久，她果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说一个什么老板看上了她，经常带她去他的别墅。她说：老师，我真是一个没出息的人，我见利忘义，我的爱情已经被钱杀死了。她这时居然还用文艺腔跟我说话，让我稍感意外。她说老师你回去吧，我已经看出来，这里一点也不适合你。她一直是叫我老师的，她在床上叫我老师时我感到了某种践踏的快感，可这时我只感到她的郑重。我意识到她大概在为我作某种牺牲，但我并未点破。她说的是真话。离开的那天，她送我上船。我和她互相挥了挥手，就此作别。
刚回县里，我就被投入了大牢。那个乡干部早已罗织好了罪名，只等我来自投罗网。不过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我甚至还露出欣然领受的神情。其实我一直想去一个地方看看，那就是监狱，我发现，大多有成就的人都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个我极敬重的学者，一辈子几乎都是在牢里度过的。他有个著名的“三不主义”：不点头哈腰，不难得糊涂，不风吹两面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读书人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公安局的人在车站出口处等我。这种滴水不漏的场景大概也只有小说里才有。于是我也用自己略显陌生的口吻说，请放开，我自己会走。在公安局作了笔录，我说，我想回家去拿一些东西。他们露出为难的神情。我说，到处都是你们的人，你们放心，我跑不掉的，我还等着你们还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呢。他们呵呵笑了起来。我回家去拿了几本书，一本“鲁迅”和一本《新旧约全书》，想了想，我又拿了一本《毛泽东选集》。我曾认真地把它读了两遍。我对爹说，我要去坐牢了。爹娘又急又气，好像我一下子把他们的衣服脱了个精光，没脸见人。我说，有时候坐牢是羞耻，但有时候也是荣耀。爹说，荣耀个屁，你道德败坏，把人家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还荣耀。我说，你们真的以为事情这么简单吗？错了，这不过是借口。
我顺利地把书带进了监狱。县里的人，都知道鲁迅受过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是伟大的这个家那个家，是骨头最硬的人。至于圣经，我应该感谢他们的无知，居然认为是关于经济合同的，也被我幸运地带进去了。我设想着自己在监狱里布道，甚至还有人匍匐着过来吻了吻我的衣角，像个圣徒。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湿漉漉的，像煤骨一样黝黑发亮。夜深了，我仍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因为我在逆境中读书效率特别高，比如吵闹的教室，拥挤的会场，行进的车厢。
M来监狱里看望过我。因为我的原因，他也被警方传讯过，但很快就被放出来了。他给我送来了一幅字，上面写的是：“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庄子的话。我一看，热泪就涌出眼眶。知我者，M也。他不知道，我曾在乡下中学的墙壁上反复写着这句话。虽然我也喜欢孔子的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引用的人太多，已经烂俗了，我就一直在刻意回避着它。李白毕竟是个轻狂之徒，动辄“仰天大笑出门去”，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他的脑后没有反骨，有的只是任性和撒娇。这时，M已接到北京那所大学的硕士生录取通知书，只是今年不比往年，各方面审查都很严。为了顺利入学，他在配合相关部门做一些工作。他说，你出来后，也考研吧，我在北京等你。
进监狱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我们村子里有个人，做小偷被抓住了，活蹦乱跳的一个人进去，出来时就呆了傻了，看到爹娘，半天才哇的一声哭出来，智商大概滑落到了小孩子的水平。他娘逢人就讲儿子坐牢的经历，时间长了像祥林嫂。她说儿子进去时首先挨了一顿恶打，不是警察而是其他囚犯打，等打得半死了，狱警才装模作样过来管一管。每个号子里有个头儿。而这个人，往往是犯的罪最重、打人最狠的家伙，其他人都听他的，他要打谁就打谁，要谁喝尿谁就得喝尿，要谁吃屎谁就得吃屎。他让她儿子晚上睡在尿桶边，不准乱翻身，不准捂鼻子。她儿子不肯，又招来一顿毒打。现在，她儿子动不动就蹲在那里，缩着身子，抱着头，好像随时准备挨打。难怪我被关进牢里的时候，教育局的那帮头头高兴得像稻谷笑弯了腰。所以，说我不害怕是假话，其实我是个很脆弱的人。有时候不小心弄破了手，也会顾影自怜许久。我也怕痛，每当爹举起放牛的鞭子，我就及时地逃之夭夭。如果逃不掉，我就大声地叫喊起来，企图用恐惧而空洞的喊声把他吓退。我从不讳疾忌医，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我会马上去看医生。晚上睡不着觉，我赶快去买补脑汁。我想，如果一个人的脑袋出了问题，那还有什么戏可唱呢？盲目地跟疾病作斗争，是对自己身体的漠视。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我不知道，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还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当然，这珍惜，不是苟活，不是毫无原则。如果要我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杀人，我也会像鲁迅一样选择退却。小时候看革命电影，我不理解那些人面对酷刑毫不害怕，烙铁在身上烫得冒烟，他们还在哈哈大笑。我总觉得这样的镜头不真实。不过也许是真实的。我有个同学，读完小学后没有再读，以捕蛇为业，如果被蛇咬了，他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飞快地把被蛇咬的那块肉剜下来而面不改色。如果参加了革命，他肯定也是好样的，但我明显不是这样的人。看来人与人差别很大。我最坚硬的部位是脑子。要我改变脑子里的想法，显然比我那位同学难。那个家伙，总是很轻易地让别人把他的脑子改变了。他一会儿认为这样是对的，一会儿又认为那样是对的，他不习惯于听人辩论。有一次，我跟人辩论，他也在旁边，他说他听得头痛。别看他那么蛮，可每次碰到村干部，胆子马上变小了，会绕着走，像是干了什么坏事。如果他犯了罪被抓去杀头，大概也会像阿Q那样很关心最后的那个圈是不是画得很圆。有一次，我无意中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一名苏联红军在德国人的枪口下显得那么可怜和无助，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因为这样的图片我以前从未看过。一时间，我以为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我想，如果是我，我大概也会那样，甚至我还会把排泄物拉到裤裆里。人性的弱点总是和排泄器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我知道我的想法很天真。如果我真的这么干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地。我就会成为家族乃至国家的耻辱，而被斥之为叛徒或内奸。
不用说，面对监狱，我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但我安慰自己，这样不也很好么？我应该去了解一下监狱。虽然我的确害怕挨打。
可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挨打。我被带进牢房时，虽有几双饿眼骨碌碌地盯着我，但他们似乎不敢轻举妄动。另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悠悠地抽烟，晃着二郎腿，我猜想，这个家伙就是号子里的头儿，其他人的行动都受他制约。难道是他阻止了他们对我拳脚相加？
我的猜想很快得到了证实。等狱警走了，那个人朝我笑了笑（其他几个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也附和着笑起来，这使我意识到，什么地方都有奴颜，哪怕是以凶狠和犯罪著称的监狱），说，欢迎欢迎！我警惕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他挥了挥手，说，哎呀，真是读书人，跟我们大老粗有距离——跟你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被关进来了。接着他大声说道，你大概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最被人瞧不起的是两种人，一是小偷，二是强奸犯。这两种人最没出息，对他们，我手下从不留情。但我知道，你这个人不同一般。你不是强奸犯，虽然你把一个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但你是在给她启蒙，让她懂得生理卫生。他笑得更响了。我渐渐适应了号子里的光线，我猜想，如果他这时出拳，大概会揍我什么地方呢？我紧张地思索着。他有些奇怪地瞅了瞅我，又说，也难怪，毕竟是书生，还是怕痛，怕死，戴着眼镜，手也瘦得像芦柴。他盯着我，吐掉嘴边的烟蒂，又掏出烟来，自己叼一支，递一根给我，给他自己点上火，又给我点了火。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到了这一步，我也豁出去了，我说我是强奸犯，我把一个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我不是给她普及生理卫生，我就是想搞。她爸爸是乡干部，为了报复我，到县里找了人，我就进来了。他说，呵呵呵，其实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借口，不过，我敬佩你这种人，跟这些人相比，你是人，他们是猪狗。是不是？他朝那几个人一瞪眼，恶狠狠地问道。那几个人忙点头，有一个人还条件反射似的打起自己的耳光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打自己耳光的家伙正是个强奸犯。他结了婚，老婆也长得不差，但他就是忍不住要去强奸。这次把一个干农活的妇女摁在地里掐了个半死，被过路的人逮住了。他进来的第一天晚上，号子里的这帮家伙就给他的鸡巴开了个公审大会，把它放在尿桶里浸了半个小时，第二天发了炎都肿得他挪不了脚。
接着，他又谦虚地跟我说，你来了，按道理，这号子里的头把交椅就是你的，但我考虑到你毕竟是个书生，很多事情还没有经验，所以我决定，我还是继续当头儿，你是这里的贵客，谁也不许欺负你，不然我饶不了他。其实我的决定也没错，像你这样的，即使在外面扯旗子，也只能当个军师，对吧？难道刘备有诸葛亮厉害？宋江有吴用文化高？当然没有，但领导还是刘备和宋江当，对吧？我忙点头。他说，你只管看书，有空给我们讲讲故事，消一下愁解一下闷。你一来，我们号子里的平均文化水平就提高了，说不定还会弄个流动红旗什么的。我说，这里也有流动红旗吗？他说，怎么没有，还有知识竞赛呢，到时候帮我们多弄几面红旗，说不定能让大家早几天出去呢。
看样子，他对我很满意。
我很快就知道他叫老K，是县城黑道上的一个小头头。他说他这次进来，完全是代人受过。一个哥们犯了事，但眼看着要结婚了，他就顶替对方进来了。反正他已经尝过结婚的滋味，甚至对老婆还有点腻了，正好到号子里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我一脸愕然的样子，他说，你大概不知道，在我们那个圈子里混的人，跟那些当干部的一样，他们经常要到什么地方去考察或进修，我们也一样，不同的是，我们是到号子里来进修考察的，出去了，文凭又高了一个档次。我笑着问他，那你现在大概是什么文凭呢？他说，起码是大专了。其他人都笑了起来，号子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我问他，你那个哥们犯了什么事？他说，还不是动了刀子，不过对方没死，我们的人已经把两方面都摆平了，一方面定性为过失，另一方面派人去吓了那个家伙一下，如果他们还纠缠不休，有他们的好看。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傻，会把故意杀人的罪名揽到身上来吗？跟你说，不是名利双收的事情我不干。他哈哈大笑起来。从他身上似乎看不出坐牢与不坐牢的区别。他说他马上要出去了。他又说，等他出去了，我就是这里的头，他会经常来看我，带红烧肉来慰劳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