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24和25日，适逢春节假期，江青未经中央同意突然下令在首都体育馆连续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进行突然袭击。其时周恩来已重病缠身，动了几次大手术。2月间，他们控制的报刊出现了连篇累牍的批孔文章，有的采用画像的手法，从出身到作风、到行为特征，以至"重病在身"，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6月间，江青还召集御用写作班子开会，公然声称现在党内仍有"很大的儒"，要重点批"现在的儒"，并肆无忌惮的暗示"大儒"就是周恩来。
早在1967年9月间，周恩来经常彻夜工作，一到早上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也发抖；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10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得了心脏病。然而他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在处理林彪叛逃期间，他连续工作50小时。1975年八九月间，他在动了一次大手术后，对重新回到身边的卫士乔金旺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为了遏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忍辱负重，强撑着病弱之躯，靠输血打针坚守岗位，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操劳。
尤其令人心痛的是，江青一伙猖狂煽动"批林批孔"的热焰期间，正是周恩来与绝症奋斗的日子。他奋不顾身、忘我地工作着。他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他寝食不安的是，国民经济陷于瘫痪，国计民生濒临绝境，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在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主持下，频临崩溃的经济逐渐好转，同时在中美、中日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如以前融洽，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周恩来进行自我批评，都是诚心诚意的，一旦出了问题，总是先检讨，承担责任，而不是推诿。毛泽东曾当面指出："什么事情你都要揽到自己身上！"这是鼓励，还是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从党内职务的安排来看，毛泽东显然对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善于缓解矛盾，寻求妥协，勇于承担责任而首先做自我批评，表示不满。但这次与反冒进时不同，当年还有一批才智与能力相当的老同志在，所以周恩来曾经提出辞职要求。如今大批老同志，不是被打倒在地，就是被迫害致死，如果周恩来提出下岗要求，不是正中那些野心家的下怀吗？周恩来无力抗拒自然规律，做到不病，不死，但他果然以其意志和机智，做到不倒！他奋力爬坡，奋力拉车，终于爬到、终于拉到他的目的地。这真是共产党的大幸，人民共和国的大幸！虽然他没有被批倒，也不可能被批倒，但他终于病倒了，他终于过早地弃世。
1975年"五一"前夕，周恩来在医院约见八大军区司令员。这次谈话，语重心长，发自肺腑。他主要是告诫林彪之后，要警惕还会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们用革命的枪杆子消灭反革命篡权的笔杆子；要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说："整倒小平和我的专案组去年就成立了，断章取义的言行也都印好了，看来就等我死后公开发表。我希望你们义正言明，不做政治上的应声虫。要为中国八亿人民命运着想，重任在肩，遇事行动要果断。"最后说："回去代我向大家问好。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不要哭，眼泪感动不了上帝。我的死亡，可能导致小平等人的政治厄运，不要怕，不斗是不行的，忠于党，热爱祖国的人是绝对多数，人心所向，是收买不了的。革命的老同志没有死净，革命的历史是谁也篡改不了的，他们这样做是自我暴露。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几块乌云将遭雷电击散！百花争艳的时代，即将到来！"这是周恩来对生死与共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临终号召，是对"四人帮"的最后声讨，为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他的每句话都撞击着老将军们的心灵，为他的恳切忠告泪眼纵横。半年之后，周恩来撒手人寰！
四忍"文化大革命"中十次碰壁
周恩来和毛泽东，全国解放前并肩战斗几十年，在惊涛骇浪中，配合默契，彼此的想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同一体。毛泽东对周恩来几乎是言听计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策略决策，无不心领神会。全国解放后，形势大好，然而两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意见，时有出入，许多想法不那么合拍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奇谋异想，时感意外；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时不依他的想法办事，不那么如意了。不过，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决定，还是力求贯彻，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略加纠正，免得坏事。他在关键时刻总是先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缓解矛盾，寻求妥协，维持两人的正常关系。这是两位伟大关系中的大幸而又不幸，党和国家命运中不幸中的大幸。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猝然发生，矛头直指几十年生死与共的忠实战友。周恩来确实措手不及，表现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他不得不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了，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了；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么一个大局面，做梦都没有想到来的这么猛。
1966年7月23日周恩来审定李富春、李先令等人根据"十六条"提出 关于国务院八大部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主要精神是要加强领导，保护国家机密，一部分干部被"烧"到一定程度后要加以保护等。周恩来特意批注：此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批告陈伯达："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批示"。毛泽东不同意批发；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十六条"嘛！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第一次碰壁。第二次呢？
1966年8月31日，政治局常委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几个人起草一件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通知要求加强领导，党和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要坚决保护等。周恩来审阅时又加了几个要害部门，并批注：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江青阅后提出要中央常委讨论，至少应请主席、林彪同志仔细审阅和批改。第二天，毛泽东批："此件不发"。
第三次否决周恩来意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康生第一小撮中央文革成员。1996年9月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共10条。3日凌晨又进行了最后修改。主要意见是要求红卫兵严格组织性和纪律性；要学习和掌握政策；要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不能随便抓人；要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尖端技术的厂区不受干扰侵犯等。3日上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陶铸、陈毅等人造成和支持意见稿，康生等人反对，结果，《意见》稿被束之高阁。康生一伙竟然也拥有只有毛泽东一人才有的否决权。
第四次碰壁是在1996年10月1日，《红旗》第13期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文中提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辟须彻底批判，不要采取折衷主义"。周恩来对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的社论有意见，他不同意这种提法。他随后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一说。毛泽东回答说，原稿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毛泽东的回答表明此稿是经他审定的。此后全国各地便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周恩来仍坚持他的看法。1967年2月20日他在关于山西夺权情况的会上说，他不赞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他说：如果这一条存在，此后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是顽固分子，没完没了地批斗。1967年3月17日他在接见国防工办所属各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时，警告造反派：排斥一切，怀疑一切，对领导干部揪来揪去，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次碰壁是关于红卫兵放假闹革命来京搞串联的大举措。周恩来想限制在150万人左右，毛泽东说不行，要准备突破200万人，300万人。为了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食宿交通和安全，忙坏了周恩来。
第六次碰壁是在1966年11月9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成立时，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中央的规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翌日凌晨，在"工总司"煽动和胁迫下，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卧轨拦车，致使沪宁线交通中断31小时。周恩来得悉后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要求工人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处理此事。张却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称"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事后毛泽东批准了张的处理和表态。这就表明，张并非擅自，而是受命而为。
第七次否定周恩来意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他的接班人林彪。1966年12月4-6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谷牧在会上汇报了工矿交通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情况，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成一个提纲。林彪、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对提纲进行批判，说它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陈伯达指责谷牧搞《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时，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连夜赶写出来的，本意是好的。王力则大骂有人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来压"文化大革命"，骂得很厉害。周恩来在讲话中于是正式把当时的形势和方针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4句话，着重点是最后4个字。他说，多数同志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林彪作结论性讲话，指责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衡量"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他还批评周恩来所说的"大势所趋，因势利导"说：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会议通过了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学生可以进工厂串连，工人也可以到学校串连等等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并经毛泽东批准发出，改变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原则上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全国各条战线进一步乱起来。
第八次碰壁是在1967年2月2日，周恩来建议每星期一、三、五由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和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在一起讨论形势和政策以及有关"文革大革命"的问题，二、四、六中央几位常委和几位副总理加上叶剑英一起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周恩来为此写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第九次碰壁是在1968年9月7日为了北京市革委会拟召开庆祝29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即"全国山河一片红"的10万人大会，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周恩来随即电话商量，请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成员参加。不料会后，毛泽东却提出批评。为此周恩来作了检讨，说是这次大会事先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通气，没有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功勋，像蒯大富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参加，全是因为领导上准备不足。
最后一次碰壁是在1972年12月17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之后，周恩来在运动中力主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以肃清其影响，而江青等人主张批右，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相左。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这种分歧，并表示他支持周恩来的意见。那一天周恩来在毛泽东处开会时谈到此信，毛泽东表态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是修正主义，搞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江青一伙便据此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把批林的极右同批孔矛头指向周恩来联系在一起，以掩盖其"左"的实质。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说一个"不"字，因为他自认为一生中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集团赶下海，一是发动了这场运动。如果把这场运动否定了，那他的一生功过不是只有对半开了吗？！
五、六年间因"文化大革命"问题连续碰壁10次，这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中是闻所未闻的。孰是孰非，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根本原因就是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时所说的："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这个"不一样"源自周恩来认为"只要有几个有威信的领导人就可以把党的性质根本改变"，而党的性质一改变，国家的颜色也就跟着改变了。周恩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变质、国变色，所以他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忍辱负重，也要竭尽全力"因势利导"，将他无力制止的"文化大革命"纳入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轨道。为此他要保护运转这部庞大机器的老干部，不能听任这一大批对党赤胆忠心，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革命战友一个个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被赶下国家政治舞台，被批斗冤死。他不怕入地狱，不怕入虎穴，使出浑身解数，要把他们一个个营救出来。事实上周恩来"因势利导"的策略是成功的。而党和国家在这场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却不是"无产阶级"的、也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运动中，遭受了空前浩劫。周恩来个人也因此耗尽心血而患了绝症，提前离开人世。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正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时期。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原因是他放弃攻打长沙，转向井冈山，"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奉命来传达决定的人还误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致使毛泽东有一阵在党内沦为"民主人士"。
1929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对红四军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信中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要求将红军分成小部队，散入边境各乡村进行土地革命；同时指示朱德和毛泽东来中央，"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致整个革命"。红四军本来已有人指责前委书记毛泽东搞"家长制"而要求换人，"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七大"传达后，更有人要求朱、毛交出军权，离开红四军。这就在党内出现了反对"党指挥枪"的倾向，主张取消临时军委，重新选举前委。选举前委时，毛泽东落选了，他的职务落到后来以"陈老总"闻名的陈毅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