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的夏天，父亲要我转学到他工作的乡镇读书。我拉着同学们的手依依作别，燕子轻快地跑过来，塞给我一张开满菊花的明信片，燕子那蓝色的小小的娟秀笔迹始终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原以为我们会保持联系，没想到一别便是十年。每每回到老家，我总是忍不住打听燕子的消息，村人说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每年过年时才回家门。十年后，当我再次听到燕子的名字，却是有人说燕子要嫁给我细叔做媳妇了。
这消息让我很吃惊。细叔是我三爹的儿子，三爹五十多一点就得了肝腹水早逝。他在世的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倒下，整个家就败落了下来。留下享惯三爹福气的三奶和老实本分的细叔相依为命，仅靠着细叔在外打点散工度日。塆里的人家家户户拆屋盖起了新楼房，而他们家却还一直住着土砖的老房子，甚至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
不仅如此，好几年前，他们还遭遇一场婚骗，一女子转走了细叔东拼西凑的彩礼钱，在大喜日子的头一天和自己的情人私奔了！这雪上加霜的遭遇让细叔的婚事一度成了一家族人避讳的话题。我怎么也无法把记忆中那个活泼的小燕子和已过而立之年、一贫如洗的细叔联系在一起。
然而，一切都在顺利中进行。那个夏天，当我匆匆赶到细叔家参加他的婚礼，终于在久别十年之后第一次见了燕子。也许是因为那天她的身份特殊，燕子只是望着我浅浅一笑，仿佛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没有鲜花，没有音乐，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长辈们的祝福声中，燕子着一身朴实的红裙，一脸素净，在那间昏暗的土砖房子里，与我笑得合不拢嘴的细叔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热闹之后，我却隐隐有些担心：他们年龄相差那么大，会幸福吗？燕子守得住细叔家的清贫吗？
没有想到，燕子早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燕子了。一结婚她就挽起了发髻。细叔每天乐颠颠地早出晚归，她在家洗衣做饭种田种地，一年之后，她做了母亲，成了塆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妇人。瘦弱的肩膀、黝黑的面庞，从头到脚都没有一丝艳丽的颜色，有的只是早早弥漫眼角的细纹。夏天，我总是看她卷着裤脚，一手牵着赤脚的小女，一手提着大桶的衣服从我娘家门前走过。她不善言语，给人最多的就是那种淡淡的浅浅的没有一丝雕琢的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那淡淡浅浅的笑容总会让我有一丝莫名的感动，感动中又生出一丝怜悯……好几次，我在家里清出一大堆我认为穿过时的衣服，我想把它送给燕子。可是一想到她那笑容，又一次一次打消了这个念头。
也许，在物质生活中她是贫乏的，也许，细叔憨厚的肩膀还不能为她撑起一片无忧的天空，可是，谁又能说，迟来的相遇不叫爱情，土砖瓦房中的婚礼不叫浪漫，还有那朴实无华却温暖平和的生活不叫幸福呢？
阳春三月忆童年
不知道儿时的春天到底是怎么来的，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揉揉惺忪的睡眼：啊，绿了，绿了！红了，红了！
绿了，绿的是青山、小草、柳丝……灰灰的鸭群扭着肥胖的屁股崴向大河，我们在后面赶着，学着——“嘎嘎嘎”，鸭子老实，不会理你。偌大的白鹅在碧绿的池塘仰天高歌，可不能惹，只学一次，它一骨碌爬上来，像一架白色的小型飞机向你冲过来，长长扁扁的嘴巴用力地夹住你的裤子，妈呀——花儿开了，最先开的是油菜花。漫山遍野，层层叠叠，满地尽披黄金甲。置身丛中，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只沾满彩粉的黄蝶。接着，桃花便笑了，红嫣嫣粉嘟嘟，只可惜花期很短，不过几天，一缕轻风，一阵微雨，便桃之夭夭。光溜溜的枝条上空留着一串串的细长绿芽儿。我们盯着它瞅：唉，哪天才能长出果子来呢？
再过些日子，阳光就温暖得可爱。一放学，我们就脱下外面的夹衣，穿着单薄的衣裳满塆奔跑。把柳枝折下来编成柳叶帽子戴在头上，跑到屋后的山冈上学电影里的游击队，捏着木头削成的手枪，躲在四季常青树的后面，对着远处的“日本鬼子”：叭！叭！叭！要不就将柳枝插在后背的衣领里，学穆桂英挂帅，在坪子里打着转，走京戏里的步子，咚咚咚咚锵……到了星期天，就玩到山上去了。三月的野果树正在开花，三月的竹笋早已破土而出，更不用说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了。那时，我们不懂得爱花惜花，经常摘下映山红的花瓣，满嘴地嚼，那种独特的甘甜，至今仍是记忆犹新。还有一种紫色的野花，俗名叫“头痛花”的，从来不碰。不知是不是因为花名导致的心理反应，好像真的看多了头就会头痛似的，至今也喜欢不起来。
还记得，儿时保存得最早的一张相片，便是与映山红合影的。我扎着两只小辫子，每只辫子上插了一朵映山红，手里捧着娇艳的一大捧，咧着嘴儿等着父亲帮我照相。谁知，父亲身后的一帮小伙伴，蹦着跳着在他身后大喊：缺耙齿，耙牛屎！
我一生气，干脆就不笑了。只把嘴巴死死地闭着，可又经不住父亲逗，最后，狠狠憋住的笑把小脸都胀歪了。每每翻出来，总是忍俊不禁。那张相片，如今已是我的珍宝。
与映山红一起开的，还有深山里的兰花。“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我庆幸，我生在一个惠兰盛开的山乡。一直到现在，我不喜欢用任何品牌的香水，便是因为总觉得没有哪份清香可以与兰花媲美。兰花的素雅端庄，兰花的内敛风华，已是我一生的审美追求。
除了山上，玩得最多的就是河滩了。大河里的水，历来是春河水暖我先知！三月，下水早了些，我们就在沙坪上用脚划房子，然后装模作样做“大人”，捡些乱七八糟的破烂来装扮房子，用沙堆做成圆圆的桌子，用破瓦片当菜碗，扯些各种各样的野草野花儿，用小石头捣烂，做菜，你招待我，我招待你。或是脱下鞋子在沙堆上玩“跑电”的游戏。常常，我们在沙滩上跑得满头大汗，河对面的布谷鸟也闹得有劲，四声四声的啾鸣，很有节奏。母亲说，它在叫：早谷发棵，早谷发棵！
而我却听着一点不像，只要布谷鸟儿叫一声，我们就跟着学一声，却是在叫：好大马口！好大马口！（马口是一种河鱼）河滩上还有一个小东西，那就是蜜蜂。那个时候，经常有外地的养蜂人来家乡“扎营”养蜂，一直要等到栗花谢尽才会离去。花开时节，蜜蜂会分笼，分笼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小蜜蜂在空中乱飞乱窜，嗡嗡嘤嘤，歌唱的歌唱，奏乐的奏乐，那场面，相当壮观！
有些本事不高的养蜂人，常常会在分笼的时候被蜂儿蜇得鼻青脸肿的，还得提着一个土筐，装满沙土，跟着天空中的蜂群傻跑，一边跑一边向空中撒沙子，一边大喊：蜂王落，落矮些！蜂王落，落矮些！我总怀疑蜜蜂听不懂人话，可奇怪的是，养蜂人总用这样的方法成功地让蜂儿重新安了家。
今年清明节的上午，我早早的回去祭祖，却因为要等二姑，一头钻到房里小睡，迷迷糊糊之中，听到院子里居然有了十几年没有听到的声音，正是——蜂王落，落矮些！蜂王落，落矮些！
我一个骨碌爬起来，揉揉眼，啊，父亲正提着个土筐跟着一大群蜜蜂飞跑呢！
我赶紧跑出去，站在一棵桃花树下，远远地看着那些在空中飞舞的小精灵，还有那四野的春色——家乡的春天还在啊，还是绿了，绿了，红了，红了！只是，我可亲可爱的童年啊——远了，远了！
养儿与养老
那天，看到邻居的儿子连续三次把屎拉在裤子里，漂亮的孩子妈妈不焦不躁，每次都是对着臭烘烘的小屁股又洗又抹又换，笑得花儿一般。
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一个叔伯外婆，类风湿卧床不起，老伴去世后，儿女不管，屎尿无人照料，她经常连饭都吃不上，磨不过，自己跳进池塘淹死了。
俗话说，养儿能防老。可养儿当真能防老吗？
我的一个姑奶奶，养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八十多岁还是自己种菜挖草药养活自己。多年前，村里出面协商，要求每个儿子每年给她一百元钱养老，却有儿子一直不兑现，村里想评她“五保”又不合条件。曾遇见过一对风烛残年的老人，老屋基被儿子们分摊改做了楼房，几幢漂亮小楼一字排开，却没有他们一张床，只好住进了被弃用的牛栏棚里。
因为工作的原因，接触到的留守老人太多太多。儿女们常年在外打工，把孩子丢给老人，给点钱他们。可带孩子的老人责任大，孩子一有什么闪失，老人必得寻死才能解脱。没有留孩子在家的，便经常忘了家里还有老人，不说平时，就是过年过节，也没有几个舍得给老人买一套哪怕是廉价的新衣服。
渐渐地，人们都羡慕起生女儿的来了，女儿是爹娘的小棉袄，多数是要好一些的。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个村里举行“晒老人被子”的比赛活动，不竟为之叫好。在时下的农村，真的很需要经常晒晒老人们的“被子”。
不过，城里的有些老人也不见得比农村的幸福。城里的孩子教育得好，小嘴巴甜。小时候就会许诺，将来，给爸妈买房子，买汽车。可是，到了儿子长大了，爸妈却要将一生的积蓄给他们买房子，买汽车，娶媳妇。许诺要给妈妈买漂亮衣服的，漂亮衣服都穿到了女朋友身上。好不容易成家了，多数还要回家“啃老”。这还不算，爸妈养了这一代，还要唯唯诺诺服侍小皇帝小公主等下一代……似乎那点退休费不掏光不放心。
父母为孩子付出的，不说育儿的担惊受怕，劳心费力，单是侍候穿衣吃饭睡觉，便没有哪一个儿女能够还清。一直感叹，感动中国的为何只有暴走妈妈而没有暴走儿女？
依稀记得，央视有一个公益广告，一个小男孩学着妈妈为她母亲端水洗脚的样子，颤颤巍巍地给妈妈端来了洗脚水。
很喜欢这个广告。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儿女到父母的历程。养儿能不能养老，也许，答案就在自己身上。
一角钱，还能做些什么
周末，临睡之前，从以前的旧皮包里翻出一堆遗弃不用的一角硬币。我将它们捧在手心，喊来儿子，准备“喂”给他的“胖猪猪”吃。没想到，儿子盯着我手中的硬币，拿起一个最小的，昂着头问我：“妈妈，这是几多钱啊？”
“一角啊！怎么了？”看着儿子疑惑不解的眼神，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儿子不知这是多少钱，在他的印象里，最小的硬币就是铜色的五角。果然，问题马上来了：妈妈，一角钱能买到什么？
是啊，一角钱还能买到什么？我迅速让大脑飞转，一角钱，一角钱。让我想想，就在我们的小城，一根油条、一个馒头、一杯豆浆、一根冰棒最便宜的就是五角。就连上个公厕，至少也得三角……唉呀，一角钱到底还能买到什么？
只好让时光倒回我的童年。那个时候，我们要是能得到一角钱，准要高兴得一跳三尺高的。因为一角钱可以在合作社商店里买到十颗糖，或两盒火柴、两根冰棒、一包瓜子、两把纸扇、一个钱包……总之，一角钱可以哄得我乖乖地将牛牵出去放得饱饱地回来。
记得有一次，母亲拉着我的手路过合作社，我那时刚刚学会认字，好不容易将合作社墙上八个红字给认了出来：只怕万一，不怕一万。便问母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母亲是个农妇，想了半天，才告诉我，“一万”就是一万块钱，“万一”就是比丢了一万钱更可怕的、更多的……我继续问：那“万一”也是钱吗？
母亲笑了，只好将合作社联系起来告诉我，合作社要防火防盗，如果“万一”不小心，会丢了不止“一万”块钱的东西。母亲的话让小小的我惊大了嘴巴：天哪，“一万”块钱是不是要用汽车装？“万一”真是太可怕了。
二十来年光景，这个社会变化得多快啊。如今的孩子，别说一角钱，就是一块钱他也熟视无睹了。我们儿时觉得奢侈的东西，在他们眼里都不屑一顾。辛辛苦苦做一顿饺子，他不吃馅，再好的水果他望都不望，就是琳琅满目的超市，他看得中的东西也没几样……有的时候，我真恨不能饿他三天，好让他知道妈妈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
可是，这又怎么能怪他们呢，是社会和时代让他们太幸福了啊。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总在怀念那个会为一角钱兴奋的童年，那种因贫困而格外珍惜的快乐。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一角钱真的要像分币一样慢慢退隐了，只空留在我们和上辈人的记忆与怀念之中。
还好，我的儿子目前对“钱”还不怎么感兴趣，我也绝不把“钱”当做奖励他的内容。除非引导他存起来，许诺将来给他买电脑或者留着长大了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买肉”吃。我想，纵然不能让孩子学会珍惜，至少，不能让他学会浪费。
最后，我终于想起来了。上次在大桥上碰到一个乞讨的小朋友，你不是给了她几个一角的硬币吗？
儿子显然也想起来了。甜甜地笑了。我将儿子抱在床上开始轻轻拍他：一角钱虽然不能买到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让一个流浪的小朋友感受到我们的温暖……还有，我突然想起来了，一角钱可以发一条短信。如果妈妈的财富只剩下一角钱，或者生命只剩下一分钟，我的孩子，将那一分钟和一角钱都交给妈妈吧，那是属于妈妈的。只是，妈妈暂时不会告诉你……睡吧，我的宝贝。
一念之间
1979年，一个冬天的傍晚。十三岁的初一学生秦小雪蹦蹦跳跳地放学回家了。
奇怪，父亲今天怎么没有倚在粮站的大门口，笑眯眯地等着我？
父亲是粮站的职工，他是一个极细致的男人，会做饭，会疼孩子。平时若是有事外出，必然要把雪儿交代得好好的。
雪儿敲开邻居陈阿姨的门，问道：阿姨，我爸爸哪里去了？
陈阿姨开门看见雪儿，却显得有些慌乱，“我，我不知道……”
雪儿有些不解。正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另一位阿姨的儿子彬彬，一个五六岁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却突然跑了出来。手里捏着一个大大的红苹果，他把苹果塞到雪儿手中，昂着小脸对雪儿说：“姐姐，你爸爸被公安局抓去了。你，你吃苹果吧。”
“什么？公安局？”那个年代，公安局几乎就是孩子们心目中最威严的地方了。而且只有一个概念：公安局是专抓坏蛋的。雪儿一下子急得哭了起来，继而又狠狠地瞪着他：“你骗人，我爸爸又不是坏人！”
一旁的陈阿姨却突然一把搂过雪儿：“雪儿别哭，不要吃彬彬的苹果，你知道吗，你爸爸就是他妈妈害进公安局的！”
几乎是条件反射，雪儿手中的苹果滚落到地上。彬彬的妈妈怎么那么坏呢？雪儿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彬彬，然后狠狠地把他推了一把，“你走，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你这个害人精的儿子！”
彬彬昂着委屈的小脸，泪水在眼中打转。可他还是在喊：“姐姐……”
正在这时，彬彬的妈妈，一个平时就很凶恶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跳了出来，一把扯过彬彬，对着他就是一巴掌：“我叫你把东西不当数，到处乱给人！”
然后，那个女人把彬彬拉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彬彬抽抽泣泣的哭声。
陈阿姨要留雪儿吃饭，倔强的雪儿却执意不肯。她跑回家里，把头埋在桌子上，呜呜地哭，她一定要等父亲回来。也不知过了多长久，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院子里一片沉静。雪儿打开门，却蓦然发现，门外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是彬彬。也不知他站了多久了。雪儿在黑暗中看着他，他也看着她，两个人没有说话。突然，一个地方在雪儿大脑里异常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