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共识”横空出世
“中国共产党无疑正在吱嘎作响，发出噼啪的爆裂声，但是这些噪音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毁灭性的。吱吱嘎嘎和噼噼啪啪的声响也可能意味着成长。”
6年前，拥有一头飘逸卷发的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声名鹊起。这可不是因为他参加了什么选秀节目，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雷默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主修经济学，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经济。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杂志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帅气的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美国两项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如今，他是美国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2004年5月，雷默在英国着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文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
专业的水准加上记者式活泼的笔触使此文一经发表就流传甚广。在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篇论文被看成是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们的“必读物”。在中国国内，讨论也在持续升温。2005年8月，在天津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百余名政治学者与会，其中不乏大佬，但是雷默及“北京共识”仍是绝对主角。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着名政治学者俞可平在会上说：“雷默发表的《北京共识》一文，使他在海内外一举成名。”而雷默也坦承“《北京共识》发表后所受到的接纳是出乎我意料的”。
此文成为近年来讨论中国模式的一个新起点。中国前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此前海内外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是比较弱的，雷默的文章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论述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作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篇文章在中西方的互动史中越来越具有某种标志性或者临界点的意义。正是在此文之后，西方世界掀起了探讨中国的热潮，热捧中国成为一种时髦。
“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在上述天津的那次会议上，作为会议的焦点人物，雷默被第一个请出来发言。发言中，他详细叙述了他为什么要写“北京共识”。他说，在中国以外人们关于中国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机遇论”。并且，西方人讨论中国的时候仍然基于“苏联政体研究”（Kremlinology）的基础之上——这种方法集中研究上层组织的领导、政治决策高层做出决定的过程。正因为这样，西方人谈论“中国威胁”或“中国机遇”时不够实事求是。
雷默认为，在中国内部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过于简单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有些学者和政府行政官员对“威胁”的理解同样具有感情色彩，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更多地是关注与讨论“和平崛起”。但是雷默说中国的发展对国际秩序的“威胁”确实是存在的，只是他理解的“威胁”与他人有所不同。“‘威胁’这个词并不是意味着中国要摧毁某些东西，而是说已经建立的稳固的国际秩序，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不得不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变化。”
在写作的时候，雷默收集了各个国家研究中国的文献，发现很多国家都在朝着中国模式的方向发展，并且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毫无疑问地对原有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威胁”。
而在中国生活期间，雷默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学术思考都以研究中国特色为主导地位，比如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等，什么事都要加上一个“中国特色”。这触发了雷默的奇思妙想——是不是存在一个“后中国特色社会”，它的意思是能不能走向一个有中国模式的社会，使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分析国家发展问题的模式。
“如果我们回溯20年前，那时提倡的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发展，可以简单地认为中国特色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是专家们为中国崛起而使用的想法；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后中国特色，它会是什么样子，‘北京共识’就是讨论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简言之就是为思考我们今天居住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设计一个思想框架。”他说。
在雷默看来，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论”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而中国的发展正与此相反，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
既然不能成为一种理论，那么又如何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具体又是何指呢？
雷默是如此定义“北京共识”的：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扞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注重意识形态，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它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与邓小平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
他进而总结了“北京共识”的3个定理：第一，让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第二，既然混乱不可能自己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它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有趣地是，雷默说，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中了希望、野心、恐惧、误报和政治的不稳定混合体，只有这种混沌理论才能够提供有意义的组织。中国对待发展的新态度强调混乱管理。
第三，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
总之，雷默对中国赞誉有嘉。他驳斥了西方人的“中国崩溃论”。“随着变化造成的引力日积月累，造成使中国团结一致的所有旧的纽带发生扭曲，国内均衡均难以操控。不过，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看待中国的权力的衡量尺度也需要调整。华盛顿常常表达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而处于崩溃边缘的观点或愿望，就是一个例子。”他说，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近20年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先锋者。中国共产党无疑正在吱嘎作响，发出噼啪的爆裂声，但是这些噪音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毁灭性的。吱吱嘎嘎和噼噼啪啪的声响也可能意味着成长。中国共产党发生苏联式的内爆是有可能的，但这是假定那是一个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党，对变革了无兴趣，对它所面临的较深层问题一无所知，并因为无所作为而瘫痪。“与苏联相反，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中国共产党目前正患上多动症。它被命运所困扰，对调整和试验过于关心。”
中国不但不会崩溃，在雷默看来，中国甚至已经成为世界的新榜样。“‘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雷默说，在“华盛顿共识”消失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北京共识”挑翻“华盛顿共识”
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北京共识”所带来的影响毫不为过。正如上述天津召开的那个研讨会上，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佟德志所说的，“‘北京共识’这样一个在两年前还不为人所知的概念在短时间内很快成为一个关键词，这创造了知识界话语传播的一个奇迹。”
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概念为何引发这么大的反响？佟德志的总结很具有解释力。他说，“北京共识”实质是西方人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的一个理解。如果说前一段时间国内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大加挞伐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怀疑与批判的话，那么，现在“北京共识”的提出则体现了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描述和肯定。因此，其意义重大。“大而言之，‘北京共识’的双重意义就在于它向内提供了对中国改革的反思，向外发出了中国崛起的声音。”
说白了，正是“华盛顿共识”的破灭和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两个相对而行的大趋势的发生，令“北京共识”这个概念不胫而走。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也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是指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次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共识包括10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这些思想被认为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华盛顿共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徐洪才在《大国金融方略》一书中说，从本质上讲，“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整套经济改革“药方”。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等。“华盛顿共识”不是主张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它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后，都立即导致本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又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经济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际情况看，各国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由于采取“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而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完全取消。因此，在这些国家普遍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这导致拉美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20世纪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严重的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降低；更有甚者，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妓女，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实践中“华盛顿共识”无疑遇到了挫折。而在理论上它也同样遭到了挑战。徐洪才总结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Consensus）。前者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这一挑战无疑是软弱无力的。
相比而言，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更具挑战性，该理论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他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不过，真正对“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的是“北京共识”。雷默的本行就是研究拉丁美洲经济的。他自始至终观察了“华盛顿共识”，他的结论是这一共识“毫无疑问地”失败了。相比而言，“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提供的发展道路，一个是印度，另一个是中国，他们都把关注自身的要素作为首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