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急匆匆地来到码头，又急匆匆地买好船票，把手中提的箱子放到了船上。然后，他才掏出手帕擦拭一下脸和脖子上的汗水、雾气，望着水天相连的远处，两眼喷射出兴奋的光彩。终于有时间回故乡去了，很快可以见到母亲，见到琮英了。
他时时想念着故乡。怎么能不想呢？离开那里差不多六年时间了。不论是去苏俄的途中，还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校院里，他思念那四间土木结构的房屋，思念清浅的白沙河，思念高高的隐珠山。在不知多少个深夜的梦中，他呼唤过多病的父亲，勤劳的母亲，善良的琮英，天真的妹妹们，醒来后一颗心浸在淡淡的怅然里。以致罗亦农经常开他的玩笑，说他的家乡观念太重，人情味太多。他听后笑笑，不加任何解释。
在他想念的人中，陈琮英占有特殊的位置。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听说琮英边做工边学习文化，猜想他一定受了很多的苦，就想早一点见到她，问问她这些年的情况，看看她学习文化怎么样，有了多少提高。这些，都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能向别人说。要是让同学们知道了，更会打趣他哩。
1924年8月，当他带着“用功，思想有进步”的鉴定，和陈延年、郑超麟等人作为第二批回国人员的途中，在莫斯科开往海参崴的火车上，在海参崴驶往上海的船舱内，他就在心里计划好了，回国后先去湖南一趟，一则看望父母，二则和琮英成亲，他已二十岁，琮英二十二岁，特别是她的年龄，已经不小了。甚至他还想到，是把琮英接出来呢，还是让他留在家里。接出来，可以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留在家里，她能照顾父母，自己可以少一些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各有利弊，一时难以决定。
可是，到达上海以后，事实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那天，他找到了党的机关，见到了睫毛浓黑、眉心很宽的邓中夏同志。这位比他年长的负责人，紧紧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
“欢迎你！欢迎你！你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干部呢，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任弼时感到心里暖暖的。从入党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献给了党的事业，没有考虑过谋得个人的利益。听到邓中夏这么问，他坦然地说：
“服从党的分配，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干好。”
邓中夏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连声说：
“好！好！这才是共产党员应取的态度。这样吧，你先到上海大学去教俄文，那是我们党创办的大学。你可以利用教课的机会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讲解马列主义知识。我们党现在很需要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啊！”
“要得，我就到上海大学去。”
“别急，我还没说完呢。当教授，这是公开的，还有不公开的，你还得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团中央也需要人。恽代英在团中央当宣传部长，负责《中国青年》杂志，你给他写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嘛！”
“行！这个我能够做到。”
“噢！我忘记问了，你个人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任弼时想说准备回湖南去看看，把结婚的事办了，可又觉得这件事太小了，就没有提，而是回答说：
“没有什么个人事情要办的。”
“没有，那就开始工作吧。现在，也不是我们处理个人问题的时候，你说是吗？”
就这样，他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随即，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会议，被决定担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张秋人为区委书记。接着，青年团中央局的宣传委员会下设一个编辑部，聘任弼时、张伯简、何味新、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七人为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
任弼时感到很忙。白天，他到上海大学去授课，晚上，就在灯下写作《列宁主义要义》、《李卜克内西》、《怎样青年群众化》等文章，并抽空到党组织在曹家渡纯善里以“平民学校”为名举办的培训工人基层干部的“五十二号训练班”去讲课，同时还经常参加会议，白天黑夜都是紧张繁忙的，一直没有时间回湖南。
任弼时本来想，等忙过一段后再说，可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青年团第三次大会，团中央委任恽代英、任弼时、张伯简、张太雷、项英、林育南、张秋人七人组成筹备委员会，重新议订大会的议程。于是，他又投入到会议的忙碌准备工作之中。
正在这时，传来了父亲任振声因病去世的消息。任弼时极为悲痛，他很想回去为父亲料理后事，但上海大学开学在即，又在忙着筹备青年团三大的事，再加上当时他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的津贴，除去伙食费所剩无几，经济十分拮据，没有路费前去奔丧。他只好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求宽恕，想等以后有机会回去时再当面解释。
青年团的三大结束时间不长，五卅运动爆发了。1925年2月，日商纱厂罢工后，工人曾按照协议复工，但日本资本家竟任意开除工人、克扣工资。5月上旬，工人再次罢工，日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关闭工厂，停发工资，工人前往要求发工资，资本家竟开枪杀害了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任弼时根据党的指示，立即组织青年投入斗争，游行示威，声援工人。他还撰写了《上海五卅运动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等一系列文章，并亲自到街头去散发传单，推动群众性反帝运动的发展，就更没有时间回去探亲和成婚了……
弼时望望天空，还是灰蒙蒙的。看看船上，已经坐了很多人，有老人，有小孩，一对青年人并肩坐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触景生情。弼时想到这次回去，就要与陈琮英结婚，或者把她领出来结婚。于是，他又想到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就是经常有人要给他介绍女朋友。也难怪，他的公开身份是大学教授，秘密身份是团中央的负责人，有名望有地位，又年轻英俊，当大家看到他却是一个人生活，就引起了一些好心朋友的关注。
一天，有个同志找到他，寒暄几句话，直截了当地说：
“弼时，我看你一个人生活挺冷清的，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
弼时一听就摇头，但又不想把和陈琮英的关系告诉那个人，就搪塞地说：
“现在事情这么多，正经事还忙不完呢，哪有时间去考虑那个问题。”
那人以为他说的不是心里话，就进一步说：
“我给你介绍的人不错，长得漂亮，有文化，还是个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呢。”
“唔，我不是说的这个，我是说我现在还不想谈这个问题，以后你就知道了。”
那人猜测弼时可能不满意，继续说：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我们再另外给你物色，不要一口回绝嘛！我们干革命也不是当苦行僧，找个爱人也是允许的，再说也有利于革命工作。”
看到这个同志这么真诚，真诚到了不相信自己的话的程度，弼时只好摊牌了：
“不是这样，是我老家已经有了爱人，我有时间就回去结婚，怎么能再在这里找呢？”
“你家有了爱人，别骗人了！谁不知道，你十六岁出国，回国后又一直没有回过家，那儿冒出个爱人来？除非是童养媳！”
那个同志惊讶了，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任弼时，好像要看出什么破绽来似的。任弼时坦然自若，大大方方地说：
“你说准了，就是童养媳，她到我家去时才十二岁，正等着我呢。”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这个事还要登报宣传吗？要不是你不相信我的解释，光想当红娘，我还不打算告诉你呢。”
“现在在哪里？多大岁数了？”
“在长沙，和她父亲住在一起。她比我大两岁，今年已经二十四了。”
那位同志用迷惑不解的眼光看着任弼时，他不信面前这个出过国的青年人，竟然如此忠实地遵守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的安排，就笑着说：
“这是家庭包办啊！你要考虑到以后的家庭生活罗！”
任弼时也笑了：
“确实是家庭包办。过去和现在，咱们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是家庭包办。可我们两人的包办不一样，我对她有感情，她对我也有感情。如果说开始是包办，后来就不是了。至于先自由恋爱，然后再结婚，我是不可能了，留给后代们去享受吧。”
“她能配得上你吗？”
“这要看怎么看了。单从文化上看，她确实配不上。我到外国去学习过，她原来一个字也不认识，听说后来上了职工学校，能读懂信了。可从全面看，她完全能配得上我，可以说正是门当户对。我们的爱情，可以说是在贫困的土壤里播种，在患难的岁月中成长的。你说我能抛弃她再另找条件比她好的吗？”
任弼时的这些话，包含着他和陈琮英在长沙时的往来，但没有说出来，那个同志还是以赞叹的口气说：
“也是呀！也是呀！你这叫‘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呀！”
是啊！对于古人的这两句话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呢？中国是古老的，它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也是古老的，几千年的大浪淘沙，几千年的积聚沉淀。后人应取分辨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都不一定恰当。就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两句话吧，如果是指不讲信仰只讲情义，不看感情，只盲从于父母的包办，当然是不对的。但如果是讲贫贱时交的朋友，即使后来变得富贵了，仍然不忘昔日情谊；患难过来的夫妻，到了幸福时男的或者女的也不因喜新厌旧而甩开对方，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任弼时当时也许没有想这么多，也许他想了而没有说出来，只是对着那位同志笑而不语。
“弼时，你发觉了没有，有的姑娘可把你当成追慕的目标了呢？”
“是吗？”
任弼时猛地一惊。原来他并没有注意到，今天听那位同志一说，平时的一些情景又浮现出来，引他品味。
——那是在上海大学，下课之后，不少同学到他寝室里来，打听各种事情。其中有个女同学，穿着旗袍，剪着短发，柔声细气地问：
“任教师，听说您见过列宁，是吗？”
他抬起头，看到的是一双含情的目光，目光后面的清澈眸子里，似乎还有什么想说的话。他本想好好说说列宁，可在这样的目光下，他把自己的话大大作了凝炼：
“对，我见过列宁。不过，许多到那里去的同学都见到过。”……
——那是在“五十七号训练班”，有个工厂女团干部，总是围着他问这问那的，甚至问到他的爱人什么样，怎么没有和他一起来，想不想在上海找一个。看来也是一种打探吧，幸而当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别的话叉开了……
可是，任弼时又不愿把这些没有确切证据的印象说给那个同志听，于是，便摇了摇头，说：
“我真的没有发觉哩。如果有人再和你说起这件事，你就向他们解释吧，我，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和她结婚的，这个决心不会改变了，可以说是非她莫娶。”
“好！但愿她也是个非你莫嫁的姑娘。”……
越是这样想，任弼时就越有些急躁，巴不得船快一点开动，早一天送他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亲人身边。这一次，可是组织的决定啊！
五卅运动之后，敌人很恐慌，英、美帝国主义把大批军舰开进吴淞港，布满上海街头。上海大学被砸得稀烂，门口筑起了反动军队的岗哨。在这样情况下，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任弼时的处境相当危险。他从上海大学搬了出来，一个人活动非常不方便，尽管他出来就得化装，以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出现，但还是得常常搬家。有一次，夜间回来被暗探盯住，他在寒冷的街头兜了一夜圈子。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他需要有个家庭来作掩护，组织上就让他回湖南去结婚，把妻子接出来……
现在，就要坐上开往家乡的船了，很快就可以见到她了。任弼时的心情，就像江中的流水，平静里激荡着层层浪花。
正在这时，突然跑来一个同志，把任弼时拉到僻静的地方，气喘喘嘘嘘地小声说：
“组织上通知你马上到北平去开会。”
任弼时开始还有点不大相信，以为是和他开玩笑，睁大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是真的吗？”
“是真的，刚刚做出的决定，就让我立即赶到这码头来通知你。这不，船票都给您买好了。”
来人肯定地说，并作了解释。任弼时望着水天苍茫的远处，毫不迟疑地说：
“好的，我马上到北平去开会，为了防止有人注意，这些东西我还是自己带着，你赶快回去吧。”
来人走后，任弼时转身上船，把随身带的东西搬到了另一条开往天津的船上。有人惊奇地看他，他笑着点点头：
“啊，我上错船了！”
一声汽笛长鸣，船开了。驶出好远，任弼时还在遥望南天，心里默默地说：
请原谅我吧，姆妈，儿子已经献给了革命！
请理解我吧，琮英，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到那时，我们将长期生活、战斗在一起！
六年期盼的终点
这是上海市内一家普通的饭店。没有耀眼的装饰，没有豪华的舞厅，但是比较整洁，桌椅板凳擦得干干净净。肩上搭着白毛巾的男招待员，热情殷勤地迎送顾客。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它并不引人注意，但又不显得寒酸。
任弼时和陈琮英早早地来到了这里，他们要在此请人吃饭。
任弼时穿一身合体的灰色西装，领带打得很标准，新理过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光亮，兴奋的脸上，容光焕发。陈琮英上身是一件湘绣边的褂子，下身着黑色长裙，足登尖尖的皮鞋。她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着，长长的刘海遮在额前，一双秀美的大眼睛里，迸射出羞怯和幸福交织在一起的光芒，愈发显得娇小玲珑。
她再不是前几天的样子了。任弼时看看走在身旁的陈琮英，心里这样想。真是个新娘子，打扮起来这么漂亮呀！
那天，他在北京开过中共中央的特别会议，就忙着赶回上海。一路上，他还想着会议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应从各方面作好北伐战争的准备，这是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北伐的纲领，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党的任务，是要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任弼时心想，做好这些工作之后，一定赶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抽空到湖南去一趟，决不能再拖了，北伐战争一开始，又没有时间了，不知得到什么时候。怎么能让陈琮英再等呢？
可当他风尘仆仆地踏进住房时，一眼就看到了陈琮英，正在屋子里打扫卫生，清整东西。她穿着蛋青色的带大襟的中式小褂，深蓝色的洋布裙子，白袜布鞋，显得朴素大方。他开始还有点不相信，定睛看了一会，确实没错，就是陈琮英，便惊喜地叫了一声：
“琮英！”
陈琮英听到熟悉然而又是变粗了的声音，抬头一看是她日夜想念的人，也惊呆了，站在那里，好半天没动，然后才嗫嚅地说：
“二南哥！”
弼时听到这好久没有听到了的声音，笑了，忙说：
“不！别再这样喊。咱们就是夫妻了，是同志嘛！不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
夫妻？同志？陈琮英懂得夫妻是指什么，可对于同志两个字的确切含义，她还说不清楚，但她还是顺从地点了点头。他相信弼时，认为他把夫妻和同志放在一起说，肯定是好事，绝不会是不好的意思。
任弼时深情地看着陈琮英，发现她很瘦弱，尖削的下巴，深陷的眼窝，一双粗糙的手。这是艰难生活的熬煎，是辛苦的劳碌所致。这位男子汉的心里一酸：她受苦了！不过，任弼时也看到，陈琮英比六年前分别的时候更美了。也许这就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吧。任弼时想。
陈琮英也深情地看着弼时，发现他已长成了一个青年人，颧骨微微突出，整洁的衣着，亮闪闪的眸子，透出男子汉的气概。和六年前相比，他英俊魁梧了。陈琮英的心里感到有好多话想说，可又不知从那说起，眼睛里蓄满了热泪。这是久久思念积聚的泪水，这是突然相逢激动的泪水，这是饱含往日辛酸和此刻幸福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