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走过去，握住陈琮英的手，说：
“告诉我，琮英，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陈琮英反而有点迷惑不解，问：
“你不知道呀？那个同志不是说是你让他去接我的吗？”
我让他去接你的？任弼时沉吟一会，忽然明白了，解释说：
“是这样的，我本来要去接你，已经到了码头，又临时有事到北平去了，可能他们就去把你接了来。”
陈琮英心中的疑团解开了。他的那位同志真好，那么和蔼亲切，一路上对自己照顾得那么周到细致。
见到陈琮英，弼时又想到父亲母亲和岳父，就问：
“姆妈好吗？”
“身体还好，就是太想你了，常常念叨你什么时候才回去，不知能不能见到你了。”
任弼时沉默不语，眼眶湿润，半天才说：“是啊，阿爸就没见到！”陈琮英顿时难过起来，悲痛地说：“阿爸去世时总喊你的名字！”“真的吗？他是怎么去世的？”任弼时着急地问道。琮英抬手擦擦眼睛，沉重地回答：“你走后，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前年得了一场病，就去了。阿妈和我的阿爸还好，培月她们也好。”
任弼时紧紧握着拳头，眼中落下滴滴泪水，凝视着窗外。沉默了好大一会，才哽咽着说：
“他辛苦奔波了一辈子，没有得到过一天休息。我离国时写信说，来日当可得大同世界，可他没有等到。我一定要记住他，更好地做事情，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放心。”
琮英点点头……
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桌上已经摆满了餐具，酒瓶、酒杯、筷子和碗。他们看着这些东西，相视而笑，意思是心照不宣的。招待走过来，对着任弼时问：“先生，什么时候上菜？”“唔，再等一会，我们的客人还没来呢。”招待走出去了，陈琮英对任弼时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呀？”“会来的，很快就会来的。不要急！”陈琮英看看桌子说：
“在这里吃饭太破费了。不如请他们到家里，我做饭菜，那样就省得多了。”
弼时的目光在桌子上扫视过一遍，停在陈琮英的脸上，笑着说：
“这是咱们的喜日子，应该庆祝，他们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热闹一番，花点钱也值得。另外，那样也不方便，弄不好会招惹麻烦的。”
任弼时说的是实话，陈琮英也很清楚，他们结婚以后，不少人来看过，有男的，也有女的，大多数人她都不认识，弼时就一一向他介绍。尤其引起她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很警觉，从不打听什么，而且经常有人到外边去观察动静。
“弼时呀，结婚是件大事，总应该请客吧！”
昨天，随着这爽朗的声音，走进来一个潇洒开朗的人，跨进房门就笑着说。任弼时对陈琮英介绍说：
“这是太雷同志。”
“我叫张太雷，虽然没见过面，可早听说你了，怎么，等弼时等急了吧，好的是现在终于等到了，我祝贺你们！”
没等陈琮英说话，张太雷一连串地说了这么多。陈琮英的脸红红的，低着头说：
“谢谢你！谢谢你！”
“光嘴上说谢谢可不行，得拿出行动来嘛。哎！弼时，我刚才说的话你还没有回答哩，到底请不请客呀！”
任弼时忙说：
“那当然，那当然。明天中午，我就在对面的饭店里请客，行不行？”
“行啊！行啊！”
“那你想办法帮我把秋白、罗迈、一飞、代英、作民他们都请来。”“好的，我一定把他们拉来，好好热闹热闹。”“那就这样定下了，到时候可别让我白等啊！”
张太雷嘴里答应着，在屋里走了一圈，看到房间内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破书架，别的什么也没有，感慨地说：
“这里是太寒伧了点。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么个条件嘛。是啊，天下还不是我们的，不过，就是将来天下成了我们的，也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花天酒地，只图享受，还得记住今天的苦斗。你说是不是，弼时？”
“对的，将来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子孙记住这一点，另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艰辛。”“听到了吧，我的小妹妹，弼时已经想到了子孙哩。”张太雷对陈琮英开起玩笑，陈琮英脸又红了……“啊！我来晚了吧。”任作民一脚跨进门，嘴里大声说。一看只有任弼时和陈琮英坐在桌边，他又笑了。
任作民是任弼时的族兄，陈琮英是认识的，她忙站起身请他坐下。任弼时说：
“他们还没有来，我们先来了，准备欢迎大家呀！”
“用不着欢迎，我们来了，来祝贺你们的新婚大喜！”
说话的是瞿秋白。和他一起走进来的，是他的爱人杨之华。杨之华走到陈琮英的身边，拉住她的手，边摩挲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看得陈琮英有点儿不好意思，忙请杨之华坐下。
杨之华是个活跃的人，坐后就向陈琮英问这问那，问家里的情况，问她到上海后生活上习惯不习惯，还有什么困难。陈琮英不认识杨之华，但感到她亲切和蔼，心里热乎乎的，只是点头。
随后，张太蓄来了，恽代英来了，还有几个人也来了。
瞿秋白看看张太雷，意思是开始吧。张太雷也明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庆贺结婚，既要热闹，又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就压低声音说：
“任弼时和陈琮英二位结婚，我们向他们祝贺！婚宴现在开始。秋白，你代表大家讲点什么吧？”
瞿秋白抬起右手，把鼻梁上的眼镜轻轻往上推一推，干咳了一声说：
“我们的新郎和新娘，是从患难中走过来，经过长久的等待才结婚的。过去，他们是一对有情人，而今终成眷属，真是可喜可贺！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我们都来祝他们永远做一对革命的夫妻，白头偕老，互相帮助，团结前进，为了我们都已认定的目标，奋斗到底！”
“好！”
大家齐声说，接着是一阵掌声。由于杨之华拍得最起劲，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她和瞿秋白的身上。
因为，除了陈琮英之外，在场的人都知道，瞿秋白和杨之华就是一对革命的夫妻。杨之华在与包办成婚的丈夫分手之后，就到上海寻求新的生活道路，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听课时认识了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兼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后来，杨之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被组织上分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工作。一天，杨之华接到指示，向孙中山先生的顾问鲍罗廷夫妇介绍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担任翻译的就是瞿秋白。他们第一次合作，就配合默契。杨之华谈得周详而有见地，瞿秋白译得流利、准确。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和介绍下，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互相接触中，杨之华看到了瞿秋白深藏在心底的热情和诚恳，不计名利、甘愿从事平凡而又具体工作的精神；瞿秋白也感到杨之华是一个有着革命理想，既温柔又体贴人的女性。两颗心越来靠得越近，终于在一九二四年冬天结了婚。在风风雨雨里，他们互爱互敬，互相理解。每天，杨之华从外面回来，瞿秋白总是要询问她一天的工作，谆谆嘱咐她注意安全，讲究方法。瞿秋白患有肺结核病，经常咳嗽不断。杨之华望着丈夫瘦弱的身影，憔悴的面容，就默默地帮助他整理誊写稿件，并且承担了全部家务。她还买来丈夫喜欢吃的花生米和茴香豆，放在书桌旁，待他深夜饿了时吃一点。她还及时煎好汤药，催着丈夫及时喝下去。他们，确实是互相帮助，团结前进的……
这些，陈琮英还不知道，但瞿秋白讲的话，她听明白了，还有人们对着瞿秋白夫妇的目光，她也看到了。此时，她的心里既幸福又激动。
“同志们，多喝点！”
任弼时端起酒杯，催着其他人。
大家都端起酒杯，杨之华也让陈琮英喝，陈琮英抿了一点，看看坐在身边的任弼时，心想，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这么好，怪不得他没有变心呢！……
婚宴结束之后，任弼时和陈琮英送走客人，才最后离开饭店，来在大街上。天已经黑了，在这花花绿绿的十里洋场，到处是变换各种色彩的霓虹灯，是耸峙拥挤的高楼大厦，密密麻麻的街巷，如同大山里的峡谷。一些绅士淑女们看到西装革履的任弼时和衣着有些土气的陈琮英，都投来惊异的目光，有的甚至向陈琮英掷去白眼，使她感到浑身不自在。
任弼时原想带着新婚妻子在这大上海的夜色里走一走，可是无意间发现了那些目光和新婚妻子的情绪变化，想说点宽慰的话，又觉得场合不对，便说：
“你太累了，咱们快回家吧？”
“嗯。”
回到他们那间七平方米的新房里，坐下来之后，任弼时才问陈琮英：
“刚来到这里，你还不习惯吧？不过不要紧，慢慢就会适宜的。”
“不习惯倒没有什么，只要和你在一起就习惯，就是那些白眼让人受不了。”
“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既然和我结了婚，你也要学会斗争！”
陈琮英两眼看着墙壁，听着任弼时的话，对“斗争”两个字感到很新鲜。不知不觉，她的目光落在悬挂着的照片上。那是他们的结婚合影。她坐在椅子上，任弼时站在旁边，左手扶在她的左肩头，右手放在她的右臂上，多么亲密啊！当时，她让任弼时坐着，她自己站着。按照家乡的习俗，怎么能让丈夫站着而妻子却坐着呢？但任弼时说，男女是平等的，谁站着都一样，你远道赶来，应该坐着。于是，照下了这样一张结婚照。她很喜欢这张照片，便挂在了墙上，为新房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任弼时看到妻子在看照片，心里一动，以商量的口气说：
“琮英，明天就把照片拿下来吧。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不能把照片这样挂着，啊？”
望着丈夫坚毅刚强的面孔，陈琮英心里热乎乎的。想到他那句“你也要学会斗争”的话，她心里完全明白了，低声说：
“我马上就把它拿下来。我一定跟你一块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不，我们是一起朝前走……”
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高峰，也是爱情的开始。且不管这句话对不对，任弼时和陈琮英确实是这样的。在这蜜月中的夜里，他们对坐着，互相注视着，没有狂热的接吻，没有长久的拥抱，可是无限话语，都在闪亮的目光中传递了。多像古诗所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三、真情，在狱火中炼就
爱就是火
1928年11月的上海，冰凉的冷风，宣告了冬天的即将到来。枯黄的落叶，纷扬飘落，一片萧杀景象。陈琮英收拾过房间，目光不由得扫视一下门外，自言自语地说：他现在在哪里呢？快该回来了吧？
她挂念的是丈夫任弼时。这一年的六至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制订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且指出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任弼时因留守中央工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仍在会上继续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新当选的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及候补委员李立三先期回国，留守工作结束，任弼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去视察工作。当时，国民党的势力十分猖獗，中共的很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领导干部和党员被杀害。在这样的形势下，去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不但任务艰巨，也非常危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党的秘密交通的陈琮英，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因而时时为丈夫的安全担心。
床上的女儿苏明睡醒了，大声哭起来，她急忙走过去，把孩子抱在怀里，轻轻擦去她眼角的泪水。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长得很可爱，白嫩的脸蛋，透着粉红，大大的眼睛，清澈明亮，胖胖的小手，如同藕节一样嫩。他和丈夫都很喜欢女儿。特别是任弼时，不管工作怎么忙，回到家时总是抱一抱，亲一亲，好像这样能减去他的疲劳似的。要是他在家，听到女儿的哭声，肯定抢着要抱，可是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陈琮英轻轻摇晃着怀里的女儿，看着嫩嫩的小脸。那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是像自己呢，还是像任弼时？她多次看过，也说不清楚。苏明受到爱抚，睁着还蒙满泪水的大眼睛，对着妈妈破啼为笑，一双小手又抓又挠。不懂事的孩子啊，哪里知道妈妈心里的焦虑吗？
砰砰砰。有人敲门，敲得很急很响。陈琮英立即判断出这不是任弼时，心猛地一沉，犹豫一下，便抱着苏明走过去，一只手打开了门。门开处，站着一个人，自称是长沙第一纱厂工程师任理卿派来的，说着递上一封信。
任理卿是任弼时的堂叔，两家住在一个院里。任理卿比任弼时大九岁，但两个人的关系极好。陈琮英不但认识任理卿，还看过他和任弼时一起演的文明戏，他当“路透社”记者，任弼时当一个妇女。任理卿曾在上海住过，任弼时的大妹任培月到上海时先住在他家里，陈琮英去看过。任弼时从苏联回来后，在上海见过他，他还向任弼时提出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任弼时对他说，凭你现在的条件和名声，不入党会比入党发挥的作用大。他同意了。现在，他派人送信来有什么事呢？
陈琮英接过信，把女儿放到床上，便读起来。信写得很简单，说：你的丈夫“病”了，需要治疗，你立即来一趟。
陈琮英读过信，就知道弼时出事了，想问问具体情况，但又不了解送信的是什么人，可靠不可靠，便转而说：
“谢谢你！谢谢你！”
送信人走后，陈琮英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的负责人对陈琮英说：
“我们也知道弼时出事了，详情还不清楚，正在设法了解。从任理卿信上写的话来看，他可能知道，你立即到长沙去，根据实际情况，全力营救。我们通知湖南的党组织帮助你。”
陈琮英同意了。
陈琮英抱着一岁多的女儿苏明，急急忙忙赶到上海火车站。已是傍晚，偏偏没有了开往长沙的火车。她抱着女儿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心里像火燎的一般。
天快黑了，她找车站上的人，说丈夫病了，她要赶快回去，不然就可能见不到了。
那人看到面前这位穿着不起眼的妇女，怀里还抱着个孩子，也动了恻隐之心，指着一列货车说：
“客车没有了，你要是急，就坐它走吧，只是太冷了。”
“太好了！谢谢您！”
说着，陈琮英看看怀里的女儿，用衣服把孩子包好，就爬上那列拉煤的火车。不能再等了，一分钟也不能再等了！救人要紧。她要救的，是党的一位领导人，是自己尊敬的战友，心爱的丈夫，是孩子慈爱的父亲。只要能争得时间，她什么也不顾了。
初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了，何况又是在夜间，在飞驰的火车上。四周一片漆黑，模模糊糊的树木、村庄和田野，从两边一掠而过，偶尔几声汽笛呼叫，格外凄凉。冷风吹来，刺脸砭骨，不一会，手脚就冻僵了。她紧紧地抱着女儿，母女俩互相取暖。苏明开始还哭，后来连哭的气力也没有了，在母亲的怀里不停地抖动。琮英低声对女儿说：
“孩子，坚持住，咱们要去救你阿爸！”
火车在飞奔，车厢剧烈地摇动，颠起的煤块，不时向母女俩打过来。陈琮英护着苏明，头上和脸上都砸出了一片片鲜血。她不顾自己，抚摸着女儿的一道道伤口，流下了串串泪水，心里却思绪翻滚。革命，确实不容易啊！
她刚到上海时，还是出于对丈夫的信赖。结婚之后，北伐战争就开始了，任弼时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北伐军，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紧张又繁忙。然而，这些工作又只能秘密进行。任弼时有时把胡子蓄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以迷惑敌人的侦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