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包尔汉的心里，像面前炉膛内燃烧的炉火，炽热而不平静。在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上，他是问心无愧的。
早在1948年，他曾率领新疆文化艺术团到台湾去参观演出过。离开台湾之前，他发表了广播讲话，说新疆地处西北，台湾雄踞东南，祖国边疆的两个省份遥遥相望。两省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亲如手足，维护统一，保卫祖国。
回到新疆后，他就发现教育界的情况不好。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强权统治，一方面是泛土耳其主义者进行分裂祖国、敌视汉族人的煽动。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祖国的统一就受到威胁，广大群众的思想相当混乱。有个人在新疆学院讲授历史课时说：“东土耳其斯坦（指新疆）一万年来就是维吾尔族人的故乡，所以在东土耳其斯坦只有维吾尔族人才有做主人的权利，其他各民族都是客居民族，他们没有做主人的权利。”包尔汉便在学院师生大会上针锋相对地说：“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为此，他被骂为“民族的叛徒”，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暗算。
正是为了维护新疆与祖国的团结和统一，他才决心新疆走和平起义的道路。那是他决定起义之后，在一次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会议上说，几千年来，新疆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侵略和分裂她。随后他又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陶峙岳等人一起商量了和平起义的具体事宜。
他记得，在他的家里，从莫斯科转道而来的邓力群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向他及其他人表示慰问，他向邓力群报告了关于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后又召集省府委员开紧急会议，宣布新疆的和平解放，毛泽东主席发电报赞扬他的行动。电报上的评价多么高啊：“你们在9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包尔汉想，从那以后，我就是按照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要求做的呀！为什么还会有人说我分裂祖国呢？
他打开炉盖，加上一铲煤。炉膛里先是冒出一缕黑烟，接着便熊熊地燃烧起来。他望着熊熊的火焰，想到那天夜里给他送刀和绳子的事，缓慢地对妻子说：
“咱们的处境恐怕一时难以改变。我看，不但不能改变，恐怕还得作更坏的思想准备，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还得作更坏的准备？拉希达睁大了吃惊的眼睛，一下子没有弄明白丈夫话中的含义。现在已经够坏的了，软禁在这里，失去了一切自由，还能怎么样呢？坐牢？杀头？还不至于吧？
包尔汉看到了妻子的惊讶和疑问，可是他没有再说什么。他是靠着几十年的阅历和眼前的现实分析判断的，还讲不出什么根据来。
“那也得想办法呀！”
拉希达说。
“有什么办法呢？”
包尔汉陷入了沉思。
“给党中央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一封信，说说我们现在的情况。”
包尔汉摇摇头：
“写了也不一定能送到他们手里。”
“那就给孩子们写信，让他们到中南海去反映我们的情况。”
包尔汉想了一会儿，说：
“那就试一试吧。”
夫妇俩开始写信。信很快就写好了，可是却没有邮票。他们从北京来的时候没有带钱，也没钱可带，因此，这时他们连买邮票的钱也找不出来。唉！这么多年，从他手里批过的款子何止千万，在家庭里，他也从来没有去问过钱的事，可眼下需要用钱了，而且就是买一张邮票的8分钱，却也没有。
“我去借。”
拉希达说着拿起写好的信，向门外走去。到了邻居家，说是借一张邮票钱。那家人先是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包尔汉会落到如此境地，便立即给了钱。拉希达立即将信发了出去。这封信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她心中没有数，她也不敢抱有过多的希望。
拉希达回到家里，正向包尔汉叙说借邮票和寄信的经过，以及在街头看到的情况，几个穿公安服装的人便来到了他们的小屋。他们的脚上沾满泥水，面孔像铁板一样，进了门就喊。
“包尔汉，拉希达，跟我们走！”
“到哪里去？”
拉希达问道。
来人没有回答到哪里去；只是催着快走。
从看到那几个穿公安服装的人走进屋来，包尔汉心中就猜出了他们的来意，这些人是来逮捕他和拉希达的。他站起身来，温和地对妻子说：
“咱们走吧，跟他们去。”
三、天下都是监狱的时候
炼狱煅人
高高的灰色的砖墙，墙顶端的水泥上撒着碎玻璃渣子，拉着半米多高的铁丝网。两扇大铁门关得紧紧的，荷枪的哨兵守在门边。一见就知道是一座监狱。
汽车停下，哨兵向车门走来。坐在驾驶员旁边的人，不耐烦地扬扬手中的纸片。哨兵转身走回去，推开沉重的铁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刺耳声音。汽车缓缓地开进了院内。
包尔汉从车上走下来，抬起头看一看。他想辨别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可是没有认出来。离开新疆多年了，一切都变了，这监狱的位置，他也弄不清楚。
“看什么，快走！”
在押送人的吆喝和驱赶下，包尔汉迈动沉重的双脚，一步步向前走去。真的坐牢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看到包尔汉被押走，拉希达也跟了过去，有人拉住了她，大声说：
“你到哪去？站住！”
“我要和他在一起！他需要照顾！”
“喝！真是死心塌地！那里不需要你，有人会照顾好他的。”
拉希达继续要求，那人并不理睬，把她带进了另一个房间。
其实，包尔汉和拉希达被关的两个房间，相距并不远，而且两个门斜对着，如果都站在门口，能互相看得见。拉希达最先发现了这一点，可惜这里的纪律是严格的，一进来就交待说，犯人之间不准说话。拉希达虽然自认为自己和包尔汉不是犯人，可人家是把他们当做犯人的。不是犯人为什么关到监狱里来？
也许正因为不准说话的缘故吧，拉希达更想天天看到包尔汉，哪怕看一眼呢。为此，她每天早早起来，顶着寒风，站在门边，向包尔汉住的房子看。如果看到包尔汉走出屋来，就知道他身体还好，心里便觉得安宁。如果有一天看不到，就十分烦躁不安，生出许多猜想：是生病了？是不愿动？还是换了地方？妻子的心啊！
这一天，拉希达又是一大早起来后就站在门边，凝神注视着丈夫住的房子。寒冷的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刺痛了她的脸和手，她毫不在意，依然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拉希达的眼睛一亮。
包尔汉从屋里走出来了。她看到他脚步蹒跚，手里端着什么，走到垃圾堆跟前倒掉，又到煤堆上铲些煤然后才往回走。拉希达真想喊一声，问问他身体怎么样，但立即意识到这里是不准说话的，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静静地久久地看着。
这时，包尔汉正好也抬起头来，猛然间看到了妻子。他也一直担心妻子，不知道她被关在什么地方。原来住的并不远啊！他向妻子投去深情的目光。
包尔汉的目光和拉希达的目光相碰了。虽然不像少男少女们的目光那样含情脉脉，但在此时此地，这一对老年人相互传送的眼神和眼波，也有着别一番的意蕴。是问候？是祝福？是鼓励？他们两个人都能够理解，别人是不知道的。
“看什么？进屋里去！”
看守走进来向拉希达呵斥道。
包尔汉似乎听到了对妻子的呵斥声，难过地转过脸向自己住的屋子走去。拉希达看着包尔汉的背影，心想，他是怎样生活的呢？贤良的妻子啊！你哪里能知道你丈夫在狱中的情形呀！
坐牢是要受审讯的，可是这里却没有正儿八经的审讯。他们轮番来到包尔汉的房间，让他交代罪行。交代什么呢？还是“里通外国”，“反党反社会主义”。包尔汉的回答也总是那几句话：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反对党，也不反对社会主义，我没有做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
一次，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人造革的腰带拿在手里。听到包尔汉的辩白，手中的腰带就向包尔汉的头上和身上打去，打得很重。包尔汉咬咬牙，问道：
“你怎么还打人？”
“我不打好人，专打坏人！你不服气吗？”
那人气呼呼地又举起了腰带。
面对这样的人，包尔汉还能说什么呢？他沉默了。对于不讲理的人和行动，只能如此。
沉默，是最好的反抗。那个人看到包尔汉不吭声了，又大叫大嚷地让他交代罪行。无论怎么叫嚷，包尔汉仍然不说一句话。那人没了办法，也就气呼呼地走了，临出门槛时留下了一句话：
“你这条修正主义走狗要放老实一点，否则，一切后果完全由你自己负责！”
老实一点？由我负责？包尔汉心里愤愤地想着，靠墙坐了下来，头脑里反而很冷静。
对于他来说，坐牢并不陌生，几十年前不就坐过牢了吗？
1938年2月，正在中国驻苏联斋桑领事馆任领事的包尔汉，收到盛世才政府的电报，要他回国述职。他安排好馆务，于3月底动身离开斋桑，经斜米、阿拉木图，越过边界，来到精河。他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搭乘苏联的运货车，向乌鲁木齐迸发。这之前，他从朋友的信中，已了解到盛世才在捕人，预测到自己的命运不会好，但让他回国述职是为了逮捕他，却是他没有想到的。
在距精河县城大约10公里的地方，一辆小汽车追上来，开到货车的前面停住。从小车上下来几个人，招呼货车停下，问了他的姓名后说：
“请你下车，乌鲁木齐来电叫你先到伊犁去。”
来人取下包尔汉的行李，先让货车开走，然后命令他举起双手，并且搜了身。他被捕了，先在伊犁关押一个星期，4月间转到乌鲁木齐的第二监狱。
在这里，他受到了审讯，罪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里通外国”，“依靠法国和日本的势力在新疆搞独立的回教国家”。他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说这一切都是诬陷。于是，他们就给他上重刑，强迫他跪到碎砖头堆上，高举起双手，搞得他昏死过去两次。每次醒来后，他都据理为自己辩护，对审讯的人说：
“我是坚决反对法西斯的。我曾在塔城揭发了德国特务伊什来特；我非常憎恨日本帝国主义，在阿勒泰与日本的走狗马赫英打过仗……”
但是，无论包尔汉怎么说，都没有用，他们仍然让他高举双手连续站立21个昼夜……
想到这些，包尔汉使劲捏紧自己的双拳，两眼盯着窗子。窗外，树枝头挂满了雪，太阳光无力地照在雪地上，闪射着微弱的白光，有几只小鸟冻得叽叽喳喳地直叫唤。他捏紧的拳头，又慢慢地松开了。
天天都是如此。在逼问、交代和辩白中，时光悄悄流逝过去了。包尔汉感到度日如年，越来心里越焦灼不安。我已经70多岁，早过了古稀之年，去日已长，来日无多。这样下去，时间都白白浪费掉，多么可惜呀！
是的，包尔汉是一个十分珍惜时间的人，他没有进过高等学校，他渊博的知识，都是自己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学习得到的。几十年中，他的这种学习从来也没有间断过，即使在监狱里，他也要自己找事情做。只有这样，他才觉得生活和生命都是充实的。
“时间就是生命，我没有权力浪费自己的生命。”这是他人生的格言。
在盛世才的监狱里，他被关了7年。其中有68天是在黑牢里度过的。黑洞洞的天，黑洞洞的地，黑洞洞的房间，酷寒侵袭着小屋，侵袭着他。幸好有个同情他的看守，给他送了蜡烛、墨和砚台，这给他单调孤寂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他用火柴杆蘸着墨，在莫合烟纸上写了一首维文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在黑暗、寒冷、潮湿的黑牢里，他虽然没有资料，没有书籍，连一本字典也没有，但他却完全凭着记忆，编纂了一部《维俄汉词典》。身体被折磨得极度虚弱，面色苍白，骨瘦如柴，长须满腮，却没间断学习和工作，一点时间也不浪费，这是多么惊人的毅力和精神啊！
大约是1940年的春季，包尔汉被用麻袋蒙着头，押进第四监狱的一座破庙，由狱卒单独看管，并化名叫王福。这是一座很小的院子，他被关押在一间屋子里，受命翻译一些信札和资料。由于有了俄、德、维、汉等多种文字的参考书和稿纸，他除奉命翻译那些让他翻译的材料外，还将他在第二监狱黑牢里编纂的《维俄汉词典》，偷偷地进行了增补和修改。
“我是一个侥幸活下来的人。”包尔汉在心中默默地说。原来，他到第四监狱后，翻译的材料都是公安处的科长刘秉德送来的，翻好后也交给这个人。刘秉德将翻译好的材料署上自己的名字，不但得到了盛世才的赏识，还从中捞到好几万元的稿酬。盛世才临离开新疆之前，曾两次派人去杀包尔汉。刘秉德为了让包尔汉多翻译一些材料，从中多得一些名和利，竟暗地里违抗了盛世才的命令，一再延缓刑期，才使包尔汉幸免于难。——这些都是后来他获释时别人告诉他的。
从《维俄汉词典》，他又想到了周恩来总理。没有他的过问，这部书稿也许早就丢失了。那是拉希达第一次到北京开会，会议结束的时候，邓颖超打电话给她，说周总理想找她谈谈。周恩来亲自把她接到家里，详细询问新疆的民俗、风情，关心地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拉希达看到面前的人这么和蔼可亲，就说到《维俄汉词典》的事，说这是包尔汉在盛世才的监狱中编纂的，在南京曾经修改过，手稿交给了南京的一家出版商，下落不明。周恩来表示派人寻找。果然，在周恩来的过问下，《维俄汉词典》的手稿找到了，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
在盛世才的监狱里，时间没有白过，写了诗，编了词典。此时，他也想找点事情做。可是做什么呢？写诗，已没有了年轻时的激情；写回忆录，他早已经开始了。几年前，他利用工作之余，回忆了他亲历的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的历史，写成了两篇回忆文章，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接着，他又着手写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新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不得不中途辍笔。他多想继续写啊！把自己经历过的，见到的听到的，通通写出来，对自己是个总结，对别人是个参考。可是，现在不能写了！
“多写些有关新疆历史方面的资料。”这是60年代初期刘少奇同志亲口对他说的。刘少奇在说这话时，是真挚的，是诚恳的，使用的是商量和建议的口气，但他却把这话当做吩咐，并努力去做。如今，刘少奇被打倒了，他仍然认为刘少奇的话是对的。可是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由得又叹起来。
好吧，不能写就想。包尔汉在心中对自己说。先在头脑里温习一遍也好，以后有机会再写。机会总会有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等到那一天。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自信然而又是干枯的笑容。
从此开始，包尔汉就默默地回忆着自己70多年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看守和那些逼他交代“罪行”的人，看到包尔汉常常沉思的面孔和眼神，还以为他在忏悔呢。他们哪里看得到一颗充满爱国之情的心和它所经过的爱的历程。
深情，撕心裂肺
秋冬春夏。冬春夏秋。季节不停地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