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必须下决心，求实效，壮大民间投资这一“短腿”。为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近两年来，甘肃进行的营造“三个环境”的大讨论及在改善“三个环境”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在营造人们干事业、干成事业的良好氛围方面，已经和正在产生积极效应。但是，还应该看到，甘肃受传统体制影响深重，小农经济积淀久远，再加上“左”的思想残余，由此形成的偏“公”歧“私”的思想观念，成为在社会中渗透广而深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就在全省进行营造“三个环境”大讨论的同时，乃至今日还不时出现歧视非公有制投资者的事件。因此，甘肃还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正把人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要把“三个解放出来”转变落实为发展的新思路，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各项工作的新举措。对于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来说，这些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新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变政府职能，变管制型政府为指导服务型政府
在不发达地区，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创新在全社会的观念更新和创新因素成长中居于主导地位。对甘肃来说，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创新在促进民间投资方面，应以以下几个方面为着力点：
1．以发展作为执政兴省（市、地、州、县）的第一要务，推进投资社会化。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地方政府振兴本地区经济的第一要务，在现在和今后一段时期甘肃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加快甘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既不能坐等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和重大项目投资，更不能依靠本省的“吃饭财政”，而应采取主动、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充分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资本。这就要求在思想观念方面切实推进“三个解放出来”，努力促进投资的社会化，其主要举措应包括：
（1）除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项目外，其他基础上的建设资金筹措，身份无论“公”、“私”，地域不分内外，均可自由投资。
（2）在国家法律和法规许可的范围内，所有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目录、预计投资额、预期收益等有关信息，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并形成规范的投资信息披露制度。
（3）慎用国有资金。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投资兴建的项目外，其余项目，不再由国家单一投资，不追求国有投资的控股权。与此同时，要推进政府投资体制和投资模式创新。在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创新方面，要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的原则，实行项目决策、管理与监督相分离制度。在政府投资模式创新方面，对于有直接收益的公共工程项目，政府应以资本金方式注入资金；对于收益较少或无直接收益的公共工程项目，则应实施“投资、建设、管理、使用”职能分离措施，通过公开招标选择项目法人，由其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工程建设、运营管理等事项；对于政府投资比例较高或全部投资的公共工程项目，则可利用民间资质优良的专业化公司，与之订立“代建”合同，由其进行工程建设，实行“交钥匙”使用，这是间接利用民间资本的一种形式。
2．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政府效率。审批制度是传统体制时期“管制经济”的基本手段。近年来，在市场化进程中，国家和地方着力进行审批制度改革，甘肃在这方面已取得明显进展。近两年来，甘肃省政府先后取消的审批事项近700项，占原有审批事项（3000余项）的22％左右。虽然这是不小的进步，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力度还远远不够，例如辽宁审批事项改革后，减幅达50．5％。此外，审批制度改革中还存在着水分（如已废止的41项规章中，有16项早已失效，有22项已被新适行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代替了）；存在着一些部门不愿放弃既得利益问题；存在一些审批事项虽被取消，但由于缺乏配套、协调的措施，而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的问题，等等。在改革审批制的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把“有所不为”扭曲为无所作为，放弃应有的指导、服务职能，政府效率没有明显提高；投资者也长期接受“管制”，形成“不审批不放心”的习惯心理。时至今日，在省、地有关部门，仍有一批报批项目的报告。这些都说明，甘肃审批制度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1）继续削减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事项范围，力争使审批事项的缩减幅度，不低于发达地区的水平。被取消、废止的审批事项，应相应制定配套措施，特别是工商管理、土地管理、环保、税收等公共部门，要建立与审批制度改革相协调的行为机制。
（2）变项目审批制为项目注册登记制度。民间投资者只要提供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的项目评估报告、资质评审报告等相关文件，后即予以注册登记，办理土地、税收、融资等手续，进行建设。
（3）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政府均应允许民间自由投资。政府部门主要用经济手段对民间资金进行导向，但不宜以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来限制民间投资活动。
（4）推广发达地区“一站式”服务、限时解决等先进经验，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
3．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进行投资活动的民间投资者，其合法收益，包括投资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建成企业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在股份制企业中的产权及其经营收益，等等，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侵占和破坏，并依法追究侵占和破坏非公有制投资者合法受益当事者的责任。
（二）推进体制和制度创新，为民间投资的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甘肃经济发展落后，固然有政治、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制约，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体制因素已经成为最大的约束条件。启动民间投资，当前最为迫切和重要的是推进体制和制度创新。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确立民间投资良好的运行规则和运行机制，营造民间投资良好的发展环境。
1．纠正偏“公”歧“私”的倾向，落实民间投资的国民待遇。自省委、省政府制定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以来，民间投资的发展在决策层面上的障碍已得到解决。但在政策操作层面上，一些地区和部门，特别是具体的经办者，则存在着政策落实不力，甚至扭曲政策的问题，使民间投资者还往往遇到项目审批难、征地难、注册登记难、贷款难之类的歧视性待遇；政策兑现难的问题仍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解决。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实实在在地给民间投资者以国民待遇问题。
（1）清理政策。对现行的各种地方性政策进行彻底清理，取消和废止带有所有制歧视和不利于民间投资的政策性文件。
（2）建立开放、公平、透明的政策运作机制。依法禁止行政性垄断，落实行政管理程序及责任的公示制度和政策信息的披露制度；彻底清理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各项收费，取消不合理的收费，由政府公示涉及民间投资的有关收费项目和标准；依法制止各种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行为。
（3）给民间投资者以稳定的预期。一是纠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承诺多、兑现少，以及越权承诺而无法兑现的偏颇，更不能随意改变或曲解政策。二是明确国有经济“有所不为”的范围，对国有资本垄断的一些有盈利空间的竞争性行业，应制定使其逐步退出的政策措施，以敞开民间投资进入的渠道。三是明确变“国本经济”为“民本经济”的体制和制度、政策创新思路。国有经济应与民让利，不能与民争利，更不能夺民之利。四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提供财政津贴、参股、优惠税率等措施，分散和降低民间投资风险，通过这些方面，给投资者以稳定而且能够提高的收益预期，以增强其投资信心。
（4）通过立法，明确国有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等各类投资主体，在市场准入、融资、税收、土地、产品出口、法律保护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2．开放投资市场，最大限度地取消市场准入限制。我国加入WTO后，要落实市场开放的承诺。但从甘肃的实际情况来看，实施市场开放还需有一个过程，投资市场的开放还只是处于起步时期，特别是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还存在一定限制，甚至一些外资可以进入的领域，还不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在《甘肃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优惠政策》中，虽然也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可投资于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外的其他领域，不限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那些已经完全对外开放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对民间投资建设经营的许可，远远不如《甘肃省鼓励引导外商投资若干规定》对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和要求那样明确细致，而且，一些垄断性行业市场准入门槛高，也使民间投资者望而却步。这些，都形成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障碍。针对这种情况，甘肃应加快市场开放特别是投资市场开放的进程，不但要在制定政策方面，更要在政策运作方面为各类投资者，特别是民间投资者扫除市场准入的障碍。
（1）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根据甘肃民间投资规模小、水平低的实际，对民间投资者兴建项目的注册资本限额，可适当降低；除环保、安全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外，其余的条件，只要无损于公共利益，均可适当放宽。
（2）全面开放投资领域。无论是垄断性行业，或者是基础设施等公共部门，均应向民间投资开放。特别是要纠正“公共部门是政府的天然属地”的误区，除了民间投资不愿进入、无力进入的公共工程项目，都应允许民间投资进入，特别是鼓励民间投资参与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供热、桥梁、水利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新兴服务业等方面的设施建设。
（3）提高政策的集成度。市场准入政策应有可操作性、配套性和协调性，应具有综合效力。这是政策集成度的具体内涵。要提高政策的集成度，一是要纠正越权优惠、过度承诺的浮夸政策；二是要纠正政策缺乏配套性、协调性的偏颇；三是要纠正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部门因一己私利而出现的政策“打折”现象。通过这些方面，使民间投资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策的实惠。
3．推进投融资体制创新，建立民间投资的金融支撑体系。筹资难，特别是贷款难是民间投资者遇到的最大障碍。这种障碍产生于现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和弊端。为此，必须推进和深化投融资体制创新，发展多层次、开放的现代投融资体系，为民间投资者提供有力的投融资支持。
（1）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打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高度垄断的局面，在合理布局和适度竞争的原则下，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城市信用社和商业银行的重组改造，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地方性信托投资机构和证券公司，为民间投资企业提供贷款和债券发行服务。
（2）完善民间投资服务的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建立为民间投资服务的信用担保机构，设立贷款担保基金。可由行业协会牵头，采用会员制的形式，建立企业互助担保机构。由入会企业缴纳适当的会费，经互助担保机构审核批准，为会员企业贷款基金提供相应的担保。也可由政府牵头，组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民间投资企业可自愿加入基金组织，履行出资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同时，建立贷款担保的再保险机构，分散担保风险，确保担保体系的良性运作。
（3）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积极探索除国内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拓宽民间投资的融资空间。一是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建立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创业基金，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建立民间资本和政府财政性资金融合的路径，鼓励民间资本流向重点产业开发领域。二是支持民间投资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进行直接融资。三是鼓励民间投资者向内部职工和社会定向募集股份，并支持以人力资本（管理才能、技术专长等）和智力成果等要素，作为无形资产作价参与投资。四是积极开创民间投资项目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新途径，鼓励和帮助企业利用国外政府和商业银行贷款，组织民间投资项目招商引资，疏通域外融资渠道。五是鼓励和引导企业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逐步扭转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比重过低的局面。
（4）新型融资工具的引入与创新。在理顺传统投融资途径的同时，大胆探索一些新的投融资方式，鼓励民间投资者超常规地尝试新的投融资方式，实现投融资活动中的跳跃式发展。如推行项目融资或项目经营权有偿转让，鼓励民间资本采用BOT（建设一运营一移交）、BTO（建设一转让一运营）、TOT（转让一运营一移交）、BOO（建设一拥有一运营）等投融资方式，以项目的建设合同、运营契约向社会或金融机构直接筹融资，开展金融租赁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