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海关监督所子向朝廷进贡了81项贡品，这是有案可查的广东向朝廷进贡的最早记录，其中有：水晶鼻烟盒一个，玳瑁鼻烟盒一个，起花铁鼻烟盒一个，玛瑙鼻烟盒一个，蜜蜡鼻烟盒一个，另外还有鼻烟四瓶。
雍正时期的进单约有五百余件，其中六十件是广东官员的进单，以比较齐全的雍正十一年为例：
二月二十八日，广东总督鄂弥达进贡的十五种物品中，有永安石鼻烟壶一盒（内盛多少不详）；
八月二十六日，广东总督鄂弥达进贡的九种物品中，有鼻烟一箱，鼻烟壶一盒（内盛多少不详）；
八月二十九日，广东巡抚杨永斌进贡的十五种物品中，有洋鼻烟九瓶，鼻烟盒十二个；
九月十一日，广州将军佰之蕃进贡的五种物品中，有洋咖实伦鼻烟盒二个；
九月十二日，广东提督张溥单独进贡了永安蜡石鼻烟壶十个；
二月二十六日，广州左翼副都统兼管海关税务加一级毛克明、广东海关副监督户部额外员外郎郑伍赛进贡的十三种物品中，有鼻烟四箱，内装二十四瓶，鼻烟盒一箱，内装益达联的二个，玛瑙的五个，青咖实伦的两个；
八月二十六日，广东海关监督毛克明、副监督郑伍赛进贡的十六种物品中，有鼻烟五箱，鼻烟盒一盒，内装益达联的二个，洋玛瑙的三个，洋玳瑁的三个，彩丝玛瑙的一个，咖实伦的一个。
乾隆时期，我们只举早期、中期和晚期各一个例子：
乾隆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广东海关副监督郑伍赛进贡的二十种物品中，有鼻烟两箱，鼻烟盒七个，鼻烟壶二十四个；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两广总督李侍尧进贡的三十种物品中，有洋珐琅金鼻烟盒九件；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两广总督长鳞进贡了洋鼻烟九瓶。
从广东官员在清代前期进贡的物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各地向朝廷进贡的鼻烟壶，都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例如广东作为中国较早的对外开放地区，当时有很多西洋人及南洋人在此经商，广东官员进贡的鼻烟壶（盒），有很多都是舶来品，但这些舶来品恰恰又迎合了皇帝嗜好西洋物品的需求，所以格外受欢迎。
虽然由于史料所限，本书难以描述清代各地向朝廷进贡鼻烟壶情况的全貌，但这种进贡却是不可否认的。并且各地的官员为了讨好皇帝，竟相争宠，常常“好中选优、优中选精”，生产制作出很多的鼻烟壶精品，这从客观上也刺激了地方鼻烟壶的生产，为中国鼻烟壶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进贡，也成了清代宫中能够集中大量鼻烟壶并有不少保存到现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各地进贡和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大量鼻烟壶，精中更精、巧中更巧的，当然要归皇帝和皇室成员享用。但是，为了拉拢群臣、广施龙恩，表示皇帝对臣属的表彰和奖掖，皇帝也经常把鼻烟壶当作赏赐品，赏赐给臣属。曾经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的诗文导师，巴致仕返乡的礼部侍郎高士奇，是清钱塘人，字澹人，号江村，康熙时，由监生充书写，直书房，深受康熙皇帝的宠信。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高土奇随同南巡的康熙帝返京，到畅春园，受到了康熙皇帝的重赏，除内府制作的玻璃器具外，还有鼻烟以及皇帝自己随身玩赏使用的两件精美的鼻烟壶。高士奇受此厚赏，激动不已，认为这是万分荣耀的上赏。特别是那两件鼻烟壶，原本是佩戴在皇帝身上的，今天皇帝解下来亲手赏赐给了自己，怎么能不感谢皇恩呢？也就在这一年，高士奇满怀深受皇帝宠信的喜悦和荣耀，寿终正寝。
在中国古代，能够受到皇帝的赏赐，是一件非同小可的高兴事，有的人甚至对皇帝的赏赐品不敢动用，顶礼膜拜，奉若神圣。但在清代，我们从有关档案中却常见赏赐方面的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夏天，康熙皇帝在塞外避暑兼行秋弥之典，翰林院侍读汪灏随銮扈从，获皇太子赏赐鼻烟壶；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广西巡抚陈元龙受到康熙皇帝赏赐的御制珐琅鼻烟壶，广西提督总兵官左世永也受到康熙帝御赐精工无匠、华美非常的珐琅鼻烟壶。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七日，为准备一批在承德避暑山庄作赏赐的玻璃品，曾要求造办处一次制作玻璃鼻烟壶五百个。甚至在进入民国时期，仍留在紫禁城中的皇室仍好用鼻烟壶作赏赐品。据说有一次宫里为端康太妃过大寿，将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三人找来唱戏。唱完后，废帝溥仪赏赐每入一件乾隆年制的鼻烟壶；这一下引起了不少闲话，一些清朝遗老认为，不应该赏赐优伶如此厚礼。
顺便说一下，不仅宫中，在宫外也经常把鼻烟壶看作贵重的馈赠礼品，有的甚至写着赠者与被赠者的姓名以作永久的纪念。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料内画山水鼻烟壶上，有行书：“伯侯如弟雅正，兄澄久持赠。”字样。马少宣所制的一件内画鼻烟壶上，画有一幅射鹿图，上方楷书：“必得其禄’四字，并写有“湘浦如兄大人清玩，荤弟心宙持赠。”
现在我们仍然回到皇帝与鼻烟壶的话题上来。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我们经常可见皇帝要求制作赏赐所用鼻烟壶的记载。如：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一日，太监刘玉传旨：“将赏用珐琅鼻烟壶多做此。钦此。”到五月十日，制作了珐琅桃式鼻烟壶四件，珐琅包袱式鼻烟壶五件。珐琅双圆形鼻烟壶五件，第二年七月，又做成玻璃胎烧珐琅节节双喜鼻烟壶一件。
雍正六年四月二日，内管领穆森交来赏总督鄂尔泰（鄂为云南总督）玻璃鼻烟壶十个，传旨：“配铜镀金象牙匙，以备赏用。钦此。”
尽管清廷每年都要接受大量进贡的鼻烟壶，但在清宫内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在宫廷的重大节日之前，都要制作大量鼻烟壶。清宫中的节日非常多，如以除夕和元旦为主的年节、正月十五上元节、二月一日祭日、五月五日端午节、七夕、中秋节、九月九日登高节、冬至、万寿节、千秋节以及生育、大婚等。每逢节日，必有筵宴，帝后要接受朝贺，这个时候，鼻烟壶便派上了大用场。为了满足各种节令对鼻烟壶的需要，清朝的皇帝每每要在节令之前，命令清宫造办处制造鼻烟壶，这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时有记录。如：
雍正六年五月初四日，为端阳节专门制作了杏式珐琅鼻烟壶，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造办处牙作为端阳节做了六十个鼻烟壶象牙匙；中秋节前夕，玻璃厂制作了八十个鼻烟壶；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委署司库石美玉将年节备用的鼻烟壶八十个交造办处牙作，要求配做象牙匙，五天后这八十个象牙匙做成。
乾隆二年四月初七日，牙作记录有：“玻璃厂木百唐阿五十九来说：玻璃厂预备端阳节呈进玻璃鼻烟壶六十五个，令配象牙匙、铜镀金盖六十五个等语。回明监察御史沈崳、员外郎满毗、司库四格，准行。记此。于本月二十八日配得。”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委署司库石美玉来说：玻璃厂呈进玻璃鼻烟壶六十个，令配象牙匙、铜镀金盖六十个……于本月二七八日配得。”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委署司库石美玉来说：“为玻璃厂年节呈进玻璃鼻烟壶六十个，欲做红铜镀金錾花盖六十个、象牙匙六十个……”同年五月二十日，珐琅作档案中记录：“内大臣海望交着各式寿意活计做些，以备万寿呈进。记此。”于本月二十六日，画出了珐琅甜瓜式鼻烟壶等万寿节所用珐琅制品的纸样，八月十二日，做成了二件甜瓜式画珐琅鼻烟壶。
乾隆三年四月初三日，为端阳节做成了玻璃鼻烟壶七十个。同年七月十三日，玻璃厂又为中秋节制作各色鼻烟壶六十个。同年十一月十三日，玻璃厂为年节呈进预备鼻烟壶六十件。
乾隆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玻璃厂为端阳节呈进制作各色鼻烟壶六十个。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玻璃厂为年例进呈进各色鼻烟壶六十个。
乾隆五年四月初六日，玻璃厂为端阳节预备呈进鼻烟壶六十个。十一月初八日，玻璃厂为年节呈进鼻烟壶六十个。
乾隆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玻璃厂为万寿节制作鼻烟壶六十个。
乾隆八年六月六日，玻璃厂为年例预备鼻烟壶六十个。同年十一月二日，玻璃厂为年节呈进玻璃鼻烟壶六十个。
……
通过上述以造办处玻璃鼻烟壶为主的档案记录，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为了宫中节日，往往要制作大量鼻烟壶，而这个时候，也往往是赏赐鼻烟壶最多的时候。据有的研究者认为，清代使用鼻烟壶最多的是嘉庆皇帝，虽然他并没有要求宫中造办处制作比前代皇帝更多的鼻烟壶，但嘉庆却充分利用了宫中自康熙以来积累的大量成品。
五、皇帝和传教士间的桥梁
明末清初，随着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为了开拓东方市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也随着侵略者的炮舰，进入子中国的领土。但是，这些传教士也明白，在遥远东方的中国，毕竟有着和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不会忘记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在中国传播的失败。因此，当罗马敦皇在明代末年借助于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舰向东方国家第三次传播基督教时，绝大部分的传教士都认为必须尊重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庞大帝国的习俗，必须象这个国家的臣民一样，唯皇帝所命是听。他们清楚，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是很困难的，后来的实事也证明了这一点。
明代万历年间，传教士便在我国的南方登岸了。为了能在中国方便地传教，他们带来了包括鼻烟和鼻烟壶（瓶）在内的西洋物产和科学知识，例如天文、算术、理化知识、自鸣钟、天象仪器、三棱镜等。为了打开中国接受天主教的大门，较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决心北上到北京，进谒明神宗万历皇帝。为了讲京方便，他一路向有关地方官员赠送鼻烟和鼻烟壶等西方物品。在明万历二十九年到达北京见到明神宗后，他又赶紧向万历皇帝送上了见面礼。
明神宗接过利玛窦递上的鼻烟后，非常喜欢，连声夸赞，皇帝的喜悦，不仅使利玛窦获得了在中国布道的特权，而且从此为鼻烟壶在中国的盛行划定了较高的起跑线。其他一些传教士获知中国皇帝喜欢西方的鼻烟和鼻烟壶后，似乎也为进谒皇帝有了最好的见面礼轻松了许多，以至于在清代前期，鼻烟壶似乎成了中国皇帝和西方传教士之间相互联结的桥梁和纽带。为此，罗马教皇也许也应该感谢鼻烟的发明者。不仅如此，一些西方国家的皇帝在谴使来中国时，也不忘向中国皇帝奉献鼻烟和鼻烟壶，而中国皇帝的回赠礼品中，也往往少不了鼻烟和鼻烟壶。
在古代，皇帝离京到各地观察民情，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礼仪。1684年，是当了二十三年皇帝的康熙最为舒畅的一年，在此之前，他巩固了自己的皇帝地位，平定了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正是四海升平，要荒向化的时期。康熙皇帝接受了大臣们的上疏。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率皇室人员和文武百官，离京沿陆路首次南巡。途经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时，正在此地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毕嘉（JoannesGabiani）和汪儒望（JoannesValat）跪地接驾，要将从西洋带来的珍贵礼品呈献皇帝。康熙传见，据《熙朝定案》己载，汪、毕二人供奉上了四种方物，康熙看了后说：“你们献给我的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收下了。但这些特产，想必在你们的国家里也是很罕见的，因此，我再把它们赏赐给你们，只留下西蜡，留下做个纪念。”文中的西蜡，是鼻烟的英文。snuff的音译，也有译成士那富或士拿乎的。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康熙帝在外国传教士面前所显示出的宽大和仁善，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康熙帝是很喜欢鼻烟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罗马教皇派使节铎罗（CharlesThomasMaillarddeTournon）来中国，康熙帝把一件水晶鼻烟壶送给了他。康熙六十大寿时（1713年），传教土们把一些自己舍不得甩的西洋鼻烟送给了康熙。康熙五十九年，传教士们又给康熙奉送了鼻烟。据史料记载，康熙末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教皇克里门的使臣来中国时，都得到了康熙皇帝赏赐的珐琅鼻烟壶。
雍正三年（1725年），罗马教皇伯纳第多十三世派使节来中国，在觐见雍正皇帝时，献上了很多礼物，其中有放大镜、显微镜、玛瑙刀柄、皮革绘画扇面，以及鼻烟、各色玻璃鼻烟壶、十一个象牙鼻烟壶、二个银鼻烟壶、各种宝石鼻烟壶。在一次觐见中献上如此众多的鼻烟壶，说明了教皇非常了解雍正皇帝有嗜好鼻烟和玩赏鼻烟壶的习惯，而这些了解，实际上是传教士们在与中国皇帝交往中经验积累的结果。雍正五年，雍正皇帝接见了葡萄牙使节麦德乐（DonMebello），麦德乐代表国王若望，向雍正奉献了四十一种方物，其中也有鼻烟。
乾隆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鼻烟和鼻烟壶作为珍贵礼品，在交流中使用的频率也不断增加。乾隆十七年（1752年），葡萄牙国王再次谴使来中国，奉献的礼品中，有鼻烟和赤金鼻烟壶、螺钿鼻烟壶、玛瑙鼻烟壶，玻璃鼻烟壶。很显然，此时中国的鼻烟壶制作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质地、造型和工艺水平等方面，均超过了欧洲宫廷中使用的鼻烟壶（瓶），所以，当乾隆皇帝在圆明园接受这批礼品时，并没有据为已有，而是随即转赐绐了亲王大臣，一副对此不屑一顾的样子。在乾隆晚期，经常把鼻烟和鼻烟壶赐赠给外国的使节和传教士，如安南国王、朝鲜国王、掌南国王、缅甸国王、越南、暹罗、琉球等国的元首、英吉利国王等都曾获得过。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回国后曾交给国王乔治三世一件乾隆皇帝赠送的葫芦雕刻鼻姻壶。
嘉庆时期，鼻烟壶也时常作为礼品送给传教士和外国使节，在嘉庆元年举行的干叟宴上，外国使节和本国大臣一样，均得到了鼻烟和鼻烟壶。
六、雍正和乾隆皇帝对鼻烟壶的推崇
鼻烟壶的盛行，与其制作精巧有关，而统治者的嗜好，对鼻烟壶的盛行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北京，并向万历皇帝进献了鼻烟和鼻烟壶时，正是由于万历皇帝的喜爱，才使其他国家的使者也仿效利玛窦，投万历之所好，使外国鼻烟壶大量涌入中国。如果说清代建国初期的顺治皇帝还没有放眼紫禁城外，使用着那些传统的鼻烟壶，那么他的继承者康熙却不能忍受这种“保守的观念”，他不仅接受外国使者的进献，而且下令专门制作鼻烟壶。到雍正时期，情况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雍正以后的历代皇帝，莫不对清官造办处鼻烟壶的制作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限于篇幅，笔者仅以雍正和乾隆前期为例，说明帝王对鼻烟壶的推崇，使我们从中明了为什么目前最精美的鼻烟壶，除内画壶以外，都是在清代皇宫中制造生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