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只钧窑碗的三次交易
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一个收荒的小贩吆喝着经过一条街时，从一家大宅门里踅出来一个仆人，尾随小贩走进了一条小胡同，从怀里掏出只瓷碗给他看。碗里还有股猫鱼腥味，显然是喂猫的碗，小贩表示不想要，这仆人介绍说：“我在这家宅门里干了20多年了，原先老太爷活着时，这碗放在锦匣子里，后来，少奶奶把它用来喂猫了。你瞧，这碗里的红釉挺好看。”小贩细看这只碗的釉色红蓝相间，他曾听人说过这叫“窑变”，就花两吊钱买下了它。
收荒小贩将这只窑变碗转手卖给了小古董商高某，高某给了他一个大洋。两年后，高某的徒弟去故宫“古物陈列所”参观，看见红木雕花的玻璃展柜里陈列的四只宋代钧窑碗，竟与店里的窑变碗很相像，赶紧回去告诉了高某。高某怕徒弟看走了眼，又亲自跑去细看，才确信自己无意中收到了宝贝。第二天他就特意到琉璃厂几家著名的大字号古玩铺去串门，散布了自己得宝的讯息，后经业内的几位权威鉴定：这碗上的蓝色乳光釉淡雅亮丽，碗心碗边都有几块玫瑰紫晕斑，恰似晴空中飘荡的彤云；釉的深层处贴近胎骨上有蚯蚓走泥纹，胎坚釉厚，芝麻酱色胎底，确证是宋代钧窑碗。后来，这只珍贵的钧窑碗被有外销渠道的上海某古董商设计买走；高某获得价款大洋10000元。
二、“现炒现卖”明青花葫芦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市有一种专门在茶馆里做古玩生意的商贩。这种人大多头脑活络、经验丰富，善于随机应变。他们在茶馆中泡一壶茶久坐品茗，既可从熟稔或不熟稔的茶客中收进字画、陶瓷、珠宝玉器、紫砂器具等物，又可将刚买到手的古玩转手卖给家境富裕的收藏者。当时，上海这类“茶馆古玩市场”，以城隍庙的“四美轩”和五马路（今广东路）的“怡园”最为繁荣，每天均有大量成交额。
有位名叫阿福根的、专门坐在茶馆里兜揽生意的古玩商，有天偶然从一个花花公子手中买到一只明代永乐年间的青花葫芦瓶，只花了150个银元。付款后，阿福根欣然将葫芦瓶放在茶桌上。刚刚抽完一支烟，就来了一位醉心收藏的老先生，见此瓶瓷质细白如玉、釉色晶莹温润、青花翠蓝光艳，知是明代官窑珍品，禁不住驻足问价。阿福根见他爱不释手，又从其衣着、举止上判断这位买家乃是富翁，便狮子大张口，漫天要价。结果以1250个大洋的价格成交。一进一出，不过半小时的时间，阿福根净赚了1100个大洋。
三、“假石涛”巧换“真石涛”
20世纪20年代初，“遗老”沈曾植送给了张大千的老师曾龙髯一幅山水横披，作者是“明末四僧”之一的石奚谷。曾龙髯极想再觅到一幅尺寸相当的石涛的山水画，配成双璧，裱成一个手卷。有人告诉他：著名画家黄宾虹恰好收藏有这样一帧石涛的山水。曾龙髯大为高兴，专门写信给黄宾虹，表示望能“割爱相让”。娜知黄宾虹认为奇货可居，竟不愿谈这桩风雅的“生意”。
张大千为了安慰老师，便费了好些功夫，临摹了石涛一幅山水长卷中的一段，还仿石涛的书法，题了“白云荆关一只眼”七字，造句酷似石涛的口吻。最妙的是造假图章，石涛的别署甚多，其中一个叫“阿长”，而张大千有一方图章的印文是“阿爱”，去“爰”存“阿”；再将一方只有一个“张”字的图章，截掉“弓”字旁，恰好凑成“阿长”二字。
张大千将这幅仿石涛的横披裱好后，呈送给了曾龙髯，恳请老师“指谬”。一天，曾正把这幅画放在案头展玩时，不料事有凑巧，恰遇黄宾虹来访。黄在案头上发现了这幅“石涛真迹”，反复欣赏，爱不释手；并误以为是张大千的珍藏之物，便特意约见张大千说：“这幅精品，是石涛平生的杰作，没有很高鉴别、辨识能力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张大千见黄老画家看走了眼，便试探性地开玩笑说：“大师如此识画，真是好眼力，如果真是喜爱，晚辈愿意割爱相让，不过——”“不过什么？”“要用你收藏的石涛的山水横披来换……”张大千的话尚未说完，黄宾虹便爽快地答应：“可以，可以！”
张大千用自己仿造的“假石涛”；换得了黄宾虹的“真石涛”。
四、张大千智赚“地皮大王”
20世纪20年代，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是个承袭长辈余荫的纨挎子弟，既花钱慷慨，好出风头，又喜欢附庸风雅。一次，张大千走进程家位于爱文义路的豪宅，见厅堂上挂满的名家字画，大多为赝品。张大千不但不说破，反而大加赞赏，并说：“程二先生，你收的字画，珍品很多，可惜不专。如果专收一家，马上就能搞出个名堂来了。”程霖生怦然心动地问：“你看收哪家好？”“你喜欢石涛，就收石涛好了。他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了才出家，人品极高。专收石涛，配你程二先生的身份，最好把斋名也改题作‘石涛堂’。”“我要收石涛，一定先要弄一幅天下第一的镇堂之宝。你看，我这厅堂这么高敞，假如挂幅几尺高的中堂，岂不难看？！”“对，对，对！可是石涛的大件很少，可遇而不可求，慢慢访吧！”
张大千兴辞而归后，物色到一张二丈四尺的明代宣纸，精心仿作成一幅石涛的大中堂，再将其装裱、做旧，一切妥当后，找了个书画掮客来，叫他去兜揽程霖生的生意，并叮嘱说：“一定要卖5000个大洋，少一文也不行。”
“地皮大王”要觅“天下第一的石涛”，这话已经传遍“圈内”；登门求售者甚多，但程霖生都认为尺寸不够，直到这幅两丈多的大中堂入目，方始中意：“我不还你的价，五千就五千。不过，我要请张大千来看过，他说是真的，我才买。”赓即派汽车把张大千接来。哪知张大千一看，脱口说出二字：“假的！”
“假的？”掮客说，“张先生，你倒再仔细看看。”
“不必再看。”张大千指着画批评，哪处山的气势太弱；哪处树林的笔法太嫩，说得头头是道。
“算了，算了！钱无所谓，我程某人不能当冤大头、收假画。”
掮客既懊丧又窝火，不知张为什么要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卷起了画，怒气冲冲地赶到张家。张大千笑着告诉他：“你不必开口，听我说。你过两天再去看程霖生，就说这幅画张大千买去了。”掮客愣了一下，旋即恍然大悟。过了几天，掮客空着手去拜访“地皮大王”，做出抱歉而又无可奈何，外加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情。程霖生看他这副样子，颇为讨厌：“你来干什么？”“没有什么。我不过来告诉程老板，那张石涛的大中堂，张大千买去了。”“张大千买去了！真的？”“我何必骗程老板。”“你卖给他多少钱？”“四千五。”程霖生十分恼怒：“张大千真不上路！你为什么不拿回来卖给我？”“我要拿回来说是真的，程老板，你怎么会相信？”程霖生语塞，想了一下说：“你想法子去弄回来，我加一倍，出九千大洋买你的。”
过了几天，掮客来回话说，张大千表示；并非有意夺人所好，一时看走了眼，后来再细看石涛的其他作品，山跟树原有那种画法，可见确系真迹。但如果在程面前改口，倒像串通了骗人似的；为了对掮客表示歉意，所以他自己买了。听了这番解释，程霖生略为消气，但对二丈四尺的石涛山水，向往之心更切：“那么，他卖不卖呢？”“当然卖。”“要多少？”“程老板已经出过九千，高抬贵手，再加一千，凑成整数。”掮客接着说：“我没告诉他是程老板要买，恐怕他狮子大张口。”“好！一万就一万。”程霖生悻悻地说：“我的‘石涛堂’，大家都可以来，惟独不许姓张的上门。”其实张大千亦不必上门：程霖生先后收藏了300多幅石涛的画，其中，大半都出自张大千的手笔。
五、洋县古鼎：神龙见首不见尾
陕西省洋县东兴角村，位于汉江左岸小峡口处。清代光绪初年，因旱后大雨，村边土崖塌陷，露出一尊古鼎，高约67厘米，三足中一足断裂，被该村一农民拾得，当作喂牛的铁料槽。不料他的耕牛常常患病，大家都说这鼎是神前古物，平民百姓留用了不吉利，建议献给洋县城隍庙供神。物主依言舁抬着古鼎向县城走去，行至东关，在新建的关帝庙前歇肩，“庙董”告诉他们说：此鼎既然献给神灵，何必一定抬到城隍庙，不如就近献给关帝庙，同样得到神灵保佑。那农民遂把古鼎献在关帝像前，作为烧香焚表之炉，并将断掉的鼎足按裂纹吻合支固。
不料经多年焚香化纸，鼎内的高温竟使断裂处熔化结牢，又由于烟雾熏蒸，多人摩挲，鼎面变得油黑光亮，每逢天将下雨，则鼎腹感应，必有水珠出现。当地民众把它视为神鼎，产生了很多传说。
光绪末年，有个名叫江藤的日本浪人，来到洋县关帝庙，看见这只古鼎，反复审视、询问后，表示愿出2000两纹银收买。当时洋县正在创办学校，筹款困难，县内士绅决定卖鼎办学。谁知却因此引起县城和东关之间的畛域纠葛：城内士绅要将鼎款拿来办县学；东关士绅说是东关的鼎，要用鼎款来办东关的小学。双方争执不下，引起诉讼。官府认为此鼎既系古物，县衙有保护之责，遂宣判将古鼎寄存县库，不许变卖；只有在关帝庙办庙会时，方可取出敬神，但必须按时收回。
经此一番纠纷，有关人士开始对古鼎进行研究。大部分人认为是周代之物；一部分人则认为是汉代“诸葛鼎”。古鼎存库，民众担心贪官污吏伺机侵占为已有，在民国初年为库存的古鼎拍摄了照片，其题额为“洋县公署周期古鼎”，并加印多张，分发各界人士执存。
1921年，陕南镇守使、军阀吴新田派参谋率领手枪队由汉中秘密赶赴洋县，将库存周鼎装进木箱，外加封条，连夜押回汉中。吴新田劫得此鼎后，迅速妥派专人转运到天津，为了泯踪灭迹，把它卖给了外国人，获赃款若干万元。从此，宝鼎像“神龙见首不见尾”般下落不明。洋县失掉周鼎后，曾向驻节洛阳的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控告，但亦最终不了了之。
六、林琴南“老来卖画长安市”
近代“小说泰斗”林琴南兼擅丹青，其所作山水画深得宋元人遗意。当他旅居北京时，每天都有来向他约稿的、求他写祝寿辞、墓志铭的，按高“润格”请他作画的。所以，有人因林的收入甚丰，而戏称林在北京永光寺街的寓所为“造币厂”。实际上，林琴南卖文鬻画的收入大多用来周济了族内的穷苦人，据说林本人“至死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
林琴南对于绘画，尤其是创作山水画的美学，颇有研究和见地。他曾说：“画家写重峦叠嶂，初非难事。果得脉络及主客朝揖阴阳向背之势，即可自成篇幅。所难者无深窈之致，使身入其中者，但见崭然满目，无一处可以结庐，此则画家一大病也。李营邱作危峰奋起，乔木倚磴，几使观者置身其上，可以远眺。由其能于旷处作想，故能旷者亦必能奥，奥处即可结庐。画家须晓得旷、奥二义，则用繁笔时不致堆垛，失其天然之位置。盖其得之心而运之笔，毋怪其艺事之精超也。”
林琴南卖画的“润格”订得相当高，为此，他曾写过两首七绝来为自己解嘲：“亲旧孤孀待哺多，山人无计奈他何。不增画润分何润，坐听饥寒作什么。”“往日西湖补柳翁，不因人熟不书空。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耳半聋。”
七、一张当票与王冠上的珍珠
20世纪之初，由于男女社交尚未公开，上层社会的妇女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遛马路、逛商店。因而，一种从古代起就应运而生的职业便延续了下来：一些上了年纪而又能说会道、工于心计的妇女手挽装满货物的竹篮，走街串巷，在各大户人家里穿房人户，编买、编卖珠宝、首饰、化妆品。这些女珠宝商贩既是太太，小姐们的座上客，又是丫鬟、仆妇们的“朋友”，因而能量颇大，有时也能爆出冷门，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时，成都有一位刘先生偶然从一个女珠宝商贩的提篮里，以60元的代价买到了一张当票。出具当票的是武汉的一家当铺；典当的标的物则是一颗大珍珠。由于即将超过典当期限、变成“死当”，刘先生急需迅速赶往武汉，赎取这颗显然价值不菲的大珍珠。但即使不算往返路费，光是赎当就需要大洋200元。刘先生囊中羞涩，拿不出这笔经费，眼看本来伸手可得的偌大利润就要“泡汤”，急得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卖当票给他的女珠宝商贩对相貌英俊、仪表堂堂的刘先生十分欣赏。眼见他搔耳抓腮的为难之状，就主动提出可以替他暂时垫付赎当的本钱。刘先生这一喜非同小可，立即打拱作揖地深表感激。女珠宝贩却说：“且慢！要我给你代垫200多块硬大洋，是一桩大事；如要当真，须先依我三项条件。”“什么条件？”“第一条，我借钱给你，须写下字据，订立契约，言明售出获利后借贷双方的分成比例；第二条，我有一女儿，年已及笄，中等姿色，尚未婚配，我要将她嫁给你，你得答应当我的女婿，并立下婚书；第三条，这两件大事都得打明叫响地办：借钱要有中人，订婚要有媒人。必须请齐双方亲友，当众说明，永无反悔。”刘先生一诺无辞，全部照办，继而赶赴武汉，赎出珍珠一看，竟然是一颗硕大晶莹的稀世珍品！不久后，因英王加冕，王冠上需要配置一颗大珍珠，英国王室派人到处搜求。刘先生收藏的这颗大珍珠恰好被他们看中，以15万元的代价购回伦敦，成为了王冠上的瑰宝。刘先生也由此发迹致富。至于这颗大珍珠的原主是谁，这张当票缘何会从武汉到了成都的女珠宝贩手上？则已经无从稽考了。
八、腾冲“段家玉”传奇
人们都知道炒股票风险大，忽而一夜暴富，忽而顷刻破产。做玉石生意同样是兴衰浮沉、大起大落，让人难以捉摸。玉石的毛料即璞玉，乍一看，不过是些大小不一的石头。仔细观察，内行人往往可以窥见一点显示其蕴藏价值的端倪，据此来评估毛料内玉的成色与多寡。买卖双方实际上是进行一场赌博：有时看好一块，花大价钱买下来，剖开仅有表面一点玉；有时花很少一点钱买下一块毫不起眼的毛料，剖开一看，却是价值连城。因而，业内人土有“一刀穷，一刀富”的谚语。云南腾冲一带流传至今的“段家玉”的故事，就颇具传奇色彩——
1910年，腾冲县绮罗乡段家巷的玉石商人段盛才，从玉石场买回一块重约200公斤的大毛料，其外表是白元砂，许多行家看后都摆脑壳，没有“下家”愿意出价。段盛才泄气了，对这块毛料不抱希望了，便把它当作顽石随意丢在院子门口，来客都在那儿拴马。时间长了，这块毛料的表皮被马蹄蹬踏掉了一块，露出晶莹的微小绿点，引起了段盛才的注意，拿去解磨开来，其内瓤竟是水色出众的上等翠玉！制成手镯，戴在少女少妇的皓腕上仔细端详，就像在清彻透明的小溪中，那绿色的水草随着水波在轻轻荡漾、飘动。当时，用这块料制成的手镯，每副的价位高达几千个银元。“段家玉”名扬中外；段盛才也由此骤然致富。
九、任伯年借名仿冒遇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