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画派著名画家任伯年出身贫寒，父亲又不幸早逝。他15岁时为谋生从浙江会稽流落上海。可是靠什么来挣饭钱和旅馆费呢？任伯年凭借曾跟随父亲学过绘画，就画了些扇面来摆摊出卖。但谁会来买一个落魄少年的稚拙的作品呢，任伯年整天愁眉深锁地为温饱操心。一天，他听见有几个人都在赞扬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画家任渭长的作品。任伯年心想：为了生活，何不借用一下任渭长的大名？于是，他精心绘制了几幅扇面，署上了“任渭长”的下款。这样一来，他的地摊生意果然一天比一天好。
说来也巧，有一天任渭长路过地摊，看见悬挂在绳子上的扇面画得不错，止步细看，发现落款是自己的名字，就问任伯年：“这些扇面是谁画的？”“任渭长画的。”“任渭长是你什么人？”“是我叔叔。”“你见过他么？”“这——”任伯年语塞。任渭长笑着说：“我就是任渭长。”任伯年羞愧得无地自容，正想弃摊而逃，任渭长态度和蔼地拉住了他：“你为什么要假冒我的名字呢？你的画也画得不错呀！”任伯年含泪以实相告；任渭长深表同情，他认定这个少年的绘画有灵气、有根底，就问：“你愿意跟我学画吗？”任伯年喜出望外，当即叩头拜师。
从此，任伯年跟随任渭长、任阜长两兄弟学画，进而上窥北宋、下悟八大山人用笔之妙；又兼学西画的素描写真，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臻于精妙，终于成为名扬全国的“海派”大师。后来，任伯年又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吴昌硕，收其为徒，悉心指点，把吴昌硕培养成了清末民初的画坛主将。
十、吴湖帆买了仿画以后
现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吴湖帆。曾于30年代初用重金买下一帧南宋梁楷所绘的（墨猿图）。整个画幅笔笔精到，功底深厚，气韵不凡；与画史上所载的“梁疯子”嗜酒自乐，擅画山水、人物、翎毛的风格特征十分吻合。但吴湖帆的好友张大千却似乎并不欣赏这幅古代名迹，反而劝主人转手出售，吴湖帆当然不愿割爱。不久后，吴湖帆在书画家陆凡林家里又见到一帧（墨猿图），署款亦为梁楷，笔法、尺寸均与自己购藏的那幅大同小异。后经了解得知，这两幅画都是出自张大千之手的仿作。
出身世家、性格深沉的吴湖帆，却并不去戳穿此事，反而请著名书法家、鉴赏家叶恭绰在仿画上题写了“天下第一梁疯子”的款识，表示自己对此画异常钟爱。其实，吴内心对这幅自己“看打了眼”的赝品当然毫无爱意。他让这件事冷却、沉淀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将（墨猿图）以，比购进价翻倍的价格，卖给了一位美国富翁。这样处置的“高明”之处在于：既赚了洋人的钱，又顾全了张大千的面子，彼此不伤和气。
十一、金鸡岭下的钻石风波
1937年的一天，山东省郯城县李庄乡罗家疃村的孤寡老汉罗振邦，吃过早饭便在自家门口的小果园中翻地。这天，是个艳阳天，太阳给大地镀上了一层金色；他正汗流浃背地挥动着钉钯，突然发现挖出了一块晶莹通透、闪闪发光的“小石子”。他拾起一看，便知道是得了宝，拣了一颗大钻石，赶紧回到屋里，将钻石埋在破旧的架子床下。“人逢喜事精神爽”，从这天起，年近古稀的罗老汉连腰板也挺直了许多。他在闲谈中向穷乡亲们透出了拣宝的苗头，又在众人撺掇下，取出钻石让大伙传观：这是颗杏黄色的钻石，边角处有少许墨绿色，黄色从内心透出，在阳光下呈现五彩缤纷的闪光，形似刚出壳的雏鸡，又因李庄乡位于金鸡岭下，所以，大家都叫它“金鸡钻石”。当时，便有好事者借来戥子，一称，重量是一两八钱多。后人据此估算其重量为281．25克拉。
不久后，此事为李庄乡乡长朱西平获悉，便与保长王某一起来到罗振邦的破屋里。先以帮其卖宝为由头，诳骗罗拿出钻石，进而提出要用10担黄豆来换钻石，罗老汉不肯，朱西平竟强行抢走了“金鸡钻石”。这一强盗行径引起了乡亲们的公愤，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给了罗老汉6袋黄豆。
1938年3月，日寇占领临沂，伪临沂道尹公署的日本顾问川本定雄命李庄乡伪警察所所长追缴“金鸡钻石”。朱西平只好谎称他当时受骗了，钻石是假的，找了块茶晶石交上去，企图蒙混过关。殊不知川本定雄是个狡猾透顶的“中国通”，他命人将罗振邦传来，连唬带骗的详细询问了得宝经过和钻石的形状与特征。然后，软硬兼施地胁迫朱西平交出“金鸡钻石”。川本夺得钻石后，一方面散布说这是一颗“猪尿钻”，无甚价值；一方面提拔朱西平当了伪区长，同时，让保长王某送400元伪币给罗振邦，企图淡化和搁平此事。不料王某“阎王不嫌鬼瘦”，竟连那400元伪币也私吞了。罗老汉惊吓、气愤之余，一病身亡。“金鸡钻石”实际上是异常名贵的彩钻，其色泽和重量均超过世界著名的金黄色彩钻“蒂贝雅斯钻石”（该钻石的重量为234．5克拉）。
十二、一串佛珠引出的暴富故事
20世纪30年代，四川某地一“垮杆绅粮”穷愁潦倒，又拖起一副大烟瘾。一天，不知从何处窜来一只花猫，绊倒了他放在桌上的用烟枪上的蒙布所浸泡的水——这是他瘾发登了时，暂解燃眉用的。“垮杆绅粮”气急败坏地抄起竹竿便去撵猫，穿堂过屋，直追到一间小小的佛堂面前，花猫纵身跃上窗棂，钻进佛堂。他把双眼贴近窗户追寻，花猫已不知去向，却见香案上有一串晶莹发亮的东西；恰好四下无人，他便用竹竿伸进窗格，挑起那串佛珠，揣进了自己的衣袋。
不久，他因烟瘾发作，便拿这串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佛珠，向烟店老板换了5个大洋、二两烟膏。烟店老板旋即托常来光顾的“瘾君子”、珠宝掮客幸某将佛珠带到省城，代为销售。
成都“会府”一珠宝店的褚掌柜反复审视这串一共18颗的佛珠后问：“这串东西是你的吗？”“当然是啰，请老先生代为识宝。”“你若舍得用其中的两颗相赠，鄙人即以实言奉告。”幸某虽已捕捉到一缕弦外之音，知道此物非同凡响，但转念一想：不但鉴定要靠这老头，销售更要仰仗他介绍买主，便只得忍痛答应。褚掌柜一揖到地：“恭喜你呀！幸先生，你已经发大财了。这是一串珠玉中的珍宝，名叫‘猫儿眼’呀！”
经褚掌柜引荐说合，幸某将猫儿眼佛珠卖给了从北京来的某政要的老太太，获得了一张金额为50万大洋的“汇丰银行”支票。按事前的约定，幸某为褚掌柜提出了35000大洋的中介费，然后驱车回到当地，找到烟店老板，笑眯眯地开口说：“我把你那串灰绿色的佛珠拿给省城的内行们看了，人家都说是日本的‘人造宝石’，不过假得还可以，我在‘会府’里跑了三天，好不容易才给你卖了200块大洋。”烟店老板一算，至少已经获利二十倍，不禁乐得眼睛笑成了“豌豆角”。
又过了若干时日，在另一座县城里，猛然脱颖而出了一个大绅粮——幸先生，他正以最优惠的价格和最阔绰的手笔在那里置地纳妾、买房开店。后来，他才辗转知道，那串猫儿眼佛珠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一个太监趁火打劫偷盗出来的。几经曲折，竟落到了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居土婆婆”手里。她万不谙这串佛珠那么值钱，所以，失窃后连案也没有报。
十三、“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
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曾填写过（扬州慢）一词：
“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早惊见、人间尤物，洛阳重遇，遮面还羞。等天涯迟暮，琵琶湓浦江头。盛元法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这首词记载了他对唐代名迹（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的评价，和他获得了这见之于（大观录）等典籍所载的名家真迹的欣喜心情。说起来，这当中还有一段掌故：
（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是被溥仪携出故宫的历代书画珍品之一。伪满覆灭后，流失在东北，后被琉璃厂“论文斋”老板靳伯声之弟在关外收购到，带回北京准备卖给收藏家惠孝同。因多种因素惠孝同没有决定收藏，靳又将其带到上海“待价而沽”。此事被秦仲文透露给了张伯驹。张急忙托马保山专程到上海追寻这一“诗书双绝”的珍品。不到一个月，这一杜牧之的真迹被追回北京，张伯驹花了5000多元将其购藏。他为获得了这一文物精粹而狂喜，刚买到手的那几天，每晚睡觉时都要把诗卷放置在枕畔观览欣赏。
（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后面有雍正时大将军年羹尧的题款；不仅诗写得婉丽含蓄，书法也是正宗的“右军体”。
十四、宋画《朱雀图》幸遇明主
近代陕西著名收藏家阎甘园先生的次子阎秉初继承父志，一跨出校门就献身于文物考古收藏事业。开始，他在陕西省图书馆编藏股搞文物的编号、鉴定、收藏等工作。
后来，阎秉初自营“艺苑斋文玩店”，搜集、经营文物、字画、古籍。由于他学识渊博，曾收藏和鉴定了不少稀世之珍。一次，阎秉初收购到一幅宋代中堂，画面是“朱雀图”。因为宋代的画不题作者的名字，故作者为谁已不可考，但确实是一帧珍品。由于该卷轴宽近2米，文玩店里的箱子装不下，只好放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屋角里。不料，不久后这帧精品竟被人偷走。
一年后，这幅“朱雀图”中堂出现在西安市某一拍卖场所，被张学良将军出重金买走。这时，有朋友建议阎秉初抓住这一线索告发盗窃者。阎秉初知道张学良将军是一位大收藏家，此画由其购藏，等于珍宝幸遇明主，也就不想再追究被人盗画之事了。
十五、吴启周上当改门庭
古语说：“嗜古者穷，识古者富。”迷恋古玩、嗜好成癖者，往往会为之倾家荡产；而以自身的学识、修养、阅历和鉴赏力为基础去从事古玩的收藏与交流者，则将成为知识与财富的双重富翁。下面的真实故事可能对我们不无启迪：
以老板卢钦斋、吴启周的姓命名的“卢吴公司”，是清末民初时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支持下成立的一家专营出口文物的私营公司，起初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迁至纽约，以经销商周青铜器为主要业务。20世纪30年代末，吴启周从纽约回到上海，由文物掮客洪某牵线，引他去看一批三代古铜器，并说：“这批货只有您卢吴公司能买得起，在美国又有销路。我给您拉纤、说合，只要您看上了，价钱我出面跟对方去商量。”吴启周一看，东西的确不少，鼎、彝、觥、卣、簋、簠、盉壶俱全；造型规整，花纹清晰，锈色也好，判断为新出土的商代铜器。卖家索价80000美元，吴启周还价50000美元，当时没能成交。过了几天，洪某找到吴说：“这家卖主急需钱用，50000美元可以卖，但要一手钱一手货，现金交易。”吴启周慨然同意，还以为拣到了便宜。后经多位行家鉴定、指点，才知道这是民间仿铸三代铜器的“流派”之一——“苏州造’’的精仿品，这批东西，是“苏州造”的著名能工巧匠周梅谷生前精工细做的代表作。吴启周气得改了行，另在上海开设了“同福绸缎庄”，从此不再在古玩行“丢人现眼”。
十六、“京溜子”智取提梁卣
1864年，曾国藩指挥其弟曾国荃的部队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并纵容部下对天王府及其他王府大肆掳掠。许多天国库藏的稀世珍宝落入了清廷官兵的私囊。当时，原籍四川剑阁的著名文士李榕（字申夫）正在曾国藩的幕府里任职，他也因此获得了一尊商代的青铜器提梁卣。几经辗转，1932年这件商代的提梁卣被成都忠烈祠坝街“正古斋”古玩店老板刘宗源以300元购得。由于这提梁卣精美得无与伦比，行家们估价应值3～4万元，但因“有价无市”，一时尚未找到买主。
一位“京溜子”——指被古董商从北京派到各地搜求珍奇文物、珠宝、字画的“高级马仔”——捕捉到有关这件提梁卣的来历和价值的讯息后，立刻住进了忠烈祠街附近的旅馆。为了不泄漏自己的意图，以便为“杀价”作好铺垫，他压抑住强烈的好奇心和购买欲，不仅不要求“看货”，甚至连“正古斋”的门也不进，即使偶尔必须经过忠烈祠坝街，他也只走“正古斋”对门的街沿上过。就这样打了一年的“心理战”和“精神仗”，刘宗源熬不住了，让人去拉这“京溜子”进店“看货”，他也只是哼哼哈哈地装聋作哑，表示对这件提梁卣根本不感兴趣。暗地里则假手于刘培生、卿先德二人，叫他俩悄悄地把“货”送到旅馆里去让他仔细审看。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刘宗源自身有其致命弱点：既爱嫖，又是一副大鸦片烟瘾。这“京溜子”看准了他必然有一天会“差紧钱用”。果然，经过一年多的耐心等待和窥视、守候，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年年关将至，刘宗源需款甚急，手边又拮据得连买鸦片烟的钱都没有。正当烟瘾陡发、心痒难熬之际，这“京溜子”找朱良辅来向他下说辞：表示愿意接手提粱卣，但只肯出价1400元。刘宗源“手冷慌了等火烤”，只好忍痛挨砍，接受了“城下之盟”。“京溜子”将这件青铜时代的精湛制品提梁卣携回北京，转手就卖了70000元。真是“久等必有一禅”、“斗智胜过斗勇”，“京溜子”的欲擒故纵使成都的老牌古董商也败下阵来。
十七、杨肃欠谷识宝不贪财
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某古董铺老板拿了一块商代墓额，向著名收藏家杨肃欠谷兜售，索价500元。杨肃欠谷笑着问道：“你做古董生意多少年了？”“做了20多年啦！”“你发过财没有？”“杨先生莫开玩笑，您要买就买了吧！”“我不买你的。可是你卖得太便宜了，你这件东西，要值30000元哩。”那老板说：“我不敢卖那么多钱，就作价500元卖给您吧！”杨肃欠谷正色说：“我不是与你开玩笑，过两个月，有位专门搜集和研究三代文物的专家要到北京来了。届时，我替你写封介绍信，你拿去找他，就说我说的这件东西要值30000元，看他怎么说。”那老板半信半疑地走了。两个月后，那位专家果然来了。杨肃欠谷毫不食言地应那老板之请，替他写了封“八行书”，叫他带着墓额去见那位专家。
第二天，那老板携带着丰厚礼品来见杨肃欠谷，进门就趴在地上，咚咚咚地叩着响头说：“杨先生，您真是活菩萨！”
原来，那专家读了杨的介绍信后，又把墓额拿在手中仔细观察，问：“你要卖多少钱？”“杨先生说应当值30000元。”“太贵了，10000元，行不行？”那老板心中一惊，这难道是开玩笑的吗？可能不是真的！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把头微微摇了两下。那专家见他没有首肯，马上说：“15000元，你卖不卖？”那老板忙不迭地点头。那专家立即签了张支票给他。
杨肃欠谷听完叙述后，连连点头说：“可惜你的嘴不硬，沉不住气，要不然，至少20000元可以到手。”那老板不解地问：“既然这东西如此值价，杨先生为什么不先把它买下来，自己赚一笔？”杨肃欠谷一面推谢他的礼物，一面仰天哈哈大笑：“天下的好东西多得很，我哪能买得完？只怪你们认不得而已。我这双眼睛才是真正的宝贝！”
十八、诈骗犯设狡计攘夺了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