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所有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连不该发生的也发生了。
人的预感是一种古怪的东西，它不是一种逻辑推理，无任何道理可讲。但它每每总是不幸而言中，又自有它的逻辑与道理。
这都是废话。
还是继续说该发生的吧。
该发生的是——
张慧仪果然提出要重新审理当日的交通事故一案。当然这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卞司成的劝解给淡化了，而两人的矛盾又进一步激化，她才采取这自以为深思熟虑的行动。她亲自去找了当日的主审法官。开始，主审法官是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她的“翻供”，也终于记起了自己几年前曾审理过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案子。她要找什么人，总是能找到什么人，这不仅仅是人事干部的职业专长，更出于她的个性或擅长，所以不必寻究她如何还能找回这位主审法官，哪怕他已不在原来位置上。自然，主审法官只是升了职，还在原来的部门，只是权力更大了。开始，主审法官还想把这一“翻供”当作一个典型案例，作为自己讲授课程用并印发出去，让人们从中得到经验与教训。的确，这既可以从“伪证”的角度上出发，阐述很多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法律，涉及到对证据的鉴别，对证人证词的作用与意义的认识，等等；同时，还有道德问题，中国人对所谓“善良的谎言”的自欺欺人，最讲道德而又最不讲道德。他甚至想藉此来说明黑格尔为什么认定“中国人是最善于撒谎的民族”，而这又如何带有深深的偏见却又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为何谎言在中国人中从不觉得有法律责任而只承担道德责任，到头来，连谎言也可转变为道德的、合理的，所谓“与人为善”或“做好好先生”，最后还以美其名为道德的自我完善。……他甚至将此案引申到不少巧取豪夺的暴发户，为何又热衷于道德事业——慈善业，从而去取得一种心理平衡。自以为“放下屠刀”则可“立地成佛”，摆脱了罪责还可以逃脱道德良心的自我谴责，……这不仅能做到自欺欺人，而且还真的幡然一个道德家、慈善家去“普渡众生”——亲自去布道了！这无疑可以发掘出我们民族众多的集体潜意识或者劣根性。至于“蛇与农夫”中得到的“不可以怜悯蛇一样的恶人”的训诫，比起来简直只能算是小儿科了。一个“道德治国”的民族，适得其反，成了他人眼中最不讲道德的一个群体。无疑，大法官不仅理解了张慧仪当时的伪证并且高度地肯定了她今天的幡然醒悟，而且很感激这位女子提供了审理案件中最生动与具体的典型案例，并且对这位小女子的勇气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的确，张慧仪在大法官面前的陈述非常成功，她凡是要办到的事，没有不成功的，这次她不可能不成功。她是那般声泪俱下地作出忏悔。说她当初怎么幼稚，以为自己是一片好心，听信了对方的诡辩，认为人已经死了，不应当再害另一个人了，一家人已蒙受了不幸，不可以又让第二家再不幸了……就这么受了蒙骗，从而作了伪证——其实，自己根本没见到车头紧急右拐时，前边有偏道的自行车。而在陈述中，这事也含混过去了，没说有，也没说没有，没有回答对方律师明确的提问(大法官查阅了案卷，这一说法果然得到了证实，愈发深信不疑了)，帮罪犯蒙混过关了。
她告诉大法官，司机逼不得已，承认了其“一闪念”，当然是私下的场合，公开却决不会承认。但事实证明他的“一闪念”是无法否认的。是有意杀人而决不是无责任事故，法庭应当还是可以判断的，哪怕事隔多年，正义也应得到申张，罪犯决不可逍遥法外！她说得义正辞严，不，不仅仅是说，而是表现，一种由衷的表现，是令人信服的。她讲到了这几年的觉悟过程，思想斗争，内心是如何痛苦，又怎样为自己辩护，而到后来，感到自己的确错了，有悖于良知，有悖于法律，给社会留下了遗患，纵容了罪犯，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今天，该为死者讨回公道、为社会主持正义了，不然，自己一辈子将得不到安宁。更何况罪犯还野心勃勃，如今一门心思往上爬，并且已经爬到了一定的职位上，如果这么下去，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受害，一次得不到惩罚以后就更加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了。她说，她作为一个人事干部，已愈发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终于，走向了法庭，哪怕要为自己的“伪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她大义凛然的样子，博取了大法官的信任与支持。于是，法庭专门派人下去作了调查。这时，张慧仪还不曾去找过受害者的亲友，她办事须一步一步来，只要自己办成了，如能不惊动受害者的亲友，就尽量不惊动。她心里也明白，要让死者亲属重新掘开不幸的记忆，不啻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况且，自己去说，人家会更为之愤恨。不如到一定时候，由法庭去好了。
然而，法庭并未如她所愿，去找了死者的亲友，而是很快停止了调查。
为什么？
原来，调查者一下去便发现，这位来控诉当年肇事司机的证人，本身就是司机的老婆。这一下子就把她的“觉悟”变得滑稽可笑、荒唐透顶了。
夫妻之间反目成仇，为闹离婚不把对方往死里整决不善罢甘休——这在中国人的离婚案中，实在是见惯不惊的了。所以，女方把男方污之为“故意杀人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她不亲自去杀了对方，也就不算回事了。张慧仪得知这一变故，立即去找了大法官。大法官责备她，为何不事先交代两个人这种特殊关系。
张慧仪说，要是说了，你们就不会查了。
大法官说，可现在也查不下去了。
张慧仪说，这正是我那位男人的阴谋，他非逼我同他结婚，为的正是防止我今天的觉悟，使大家不再相信我揭露的真相，你们都上他的当了。
大法官直摇头，你这是在编小说罢了，太离奇了。除非你们事先认得，且关系不一般，你为他作伪证才有可能。那样，你们是事先串通好的，两个人都应一道受到惩罚，数罪并罚。但你们事先又并不认识，而你出证前，你也没与他有什么利害关系……总而言之，法律重的是事实，是证据，而不是推理，更不是臆想出来的故事情节。
张慧仪当然是不会罢休的。她认为，应当鼓励她这种大义灭亲的壮举，绝不可以姑息逃出法网的罪犯，法庭这么做，太不负责任了，她要上高一级的法庭上诉。
可她只是证人，不是原告。
大法官劝她先冷静下来，尤其是把双方关系缓和下来，夫妻之间不必闹到个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否则，她只会陷于永远挣不出的迷宫当中，把自己折磨个没完……她愤愤然走了。
而后，到了卞司成那里。
至于她与大法官的纠葛，倒不仅仅是她对卞司成说的，他与大法官早已相识，他就是那位法律界朋友，关系非同一般。当然，张慧仪绝不是通过卞司成找到他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卞司成是不会在此点明那位大法官便是他法律界的朋友。事实上，当年坐在主审法庭位置上的正是他。他后来是几乎断然否定了张慧仪的指控，法律是不能以心治罪的，更何况是“一闪念”呢，凭此提出再诉讼，是一点也没有法律依据的。当初，也并不以她的证词为主要依据。主要依据是交通部门的勘验报告，车前那位偏道的自行车骑车人即算找不到，也有一个大水坑以及车辙印……事到如今，卞司成只有劝张慧仪想开一点，不管她当日说的是真是假，反正，到了今天，一切都不可改变了。她来找卞司成，是意料中的事，虽然卞司成实在不愿意她再来了。她照旧守在教室门口，她已了解了卞司成一周中上课的规律，绝对不会扑空。想躲也躲不了。这事还能有什么结果呢？卞司成就是用这句话来反问她的。卞司成是把她带到系会议室的，并不是表示什么“公事公办”，而是不愿意让放假回来的夫人，听到一丝半缕这件事，到时，她是必不肯走的。好在今天系会议室有空，没有人使用。空间大一些，事情虽说令人窒息，也还好透气一点。也少了一些在家中的客套。卞司成从内心有些怕了她，无论她来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不管什么结果，我只要还事情的本来面目，让正义得到申张、教死者能够瞑目，这就够了。”她还是那么义正辞严。
“可这有可能如你所愿么？”卞司成反问道。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她终于表明了来意，“你在社会上有名望，人家不能不重视你的一切，包括要求重审此案……”
“可我凭什么提出来呢？”
“我还没说完，更重要的是，你是一个有权威性的证人。”她看住了卞司成。
“证人？”卞司成大吃一惊。
“你忘了？我曾经告诉过你，而且只告诉过你，姓傅的在我面前承认了有过一闪念、要报复那位在车头上拐来扭去的骑车的女孩，最后将她压死，而且巧妙地用的后轮。这是他一手制造的谋杀案……”张慧仪站了起来，以十分有把握的口气，让卞司成回忆起当年的追述，一下子又容光焕发起来。
“这能有什么用？”卞司成不安了，她分明已将他拉进了一个圈套，而且早有预谋。
“至少，你可以证明，我今天起来恢复事故的本来面目，并没有说假话。而在当时，也留下了后路。”
“你的后路——就是我？”
“可以这么说。”她得意了，“你能证明我今天讲的恰恰是真话，并没有在夫妻反目为仇之际乱咬一气。这样，案子重审的机会便大了，你毕竟是教授。是了，我还记得，你当时还劝我实事求是，还重复了农夫与蛇的故事作为教诲……”
卞司成一下子被她逼到了绝处。
答应她么？一答应下来，后果又如何呢？能证明得了么——当然证明不了，因为那时她也未必对自己讲了真话，只是来表现她的善良，乃至于宽厚与崇高、拯救人于水火之中，而且那次，还是同小傅一道来的。更何况，关于那“一闪念”，小傅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张慧仪采用诱供、逼供的手段，也就是那种所谓“思想工作”的手段搞出来的，根本就不存在。无论任何一方，卞司成都无法判断出是真是假，那又能证明什么呢？“一闪念”这个东西，诚然如大法官所说的，太虚幻了，无以成为呈堂证据。
要是不答应呢？
不作推理，先试一下吧——于是，卞司成说：“这我得考虑考虑，毕竟你在我这里所说的，也只是一面之词……”
“什么？一面之词？卞老师，我是那么尊重你，才把真实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诉了你，你竟然说这是一面之词，你不觉得太……虚伪了么？”她忿忿然了。
“我这也是大实话。”
她忽地领悟了什么：“这么说，姓傅的在你这里，也已有了另外的一面之词了？”
卞司成坦然道：“是的，他有他的说法，如果到了法庭上，我都不应加以隐瞒……”
“你——”她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所以，我还是劝告你先冷静下来，不要以为一切都会依你的想法发展，世上的事情绝不会只按一个人的愿望变化的，你得从多方面加以考虑，不要太任性了，否则，你永远走不出你自造的心狱……”卞司成趁机开导她。
“你的说法，与法官讲的大同小异，我是不会听的。”她断然地说，“如果你不愿证明，或者作两方都不得罪的证明的话，那么，我只有作另一种选择了。”
“还有什么选择？”
“你们都在逼我，逼我去找死者的亲友，让他们作为原告重新提起诉讼。法官说我证明不了什么，你也这么说，那么，他们总能证明吧。更何况他们已用不着顾虑拿不到赔偿金了，反正已经拿过了，说不定还可以多拿一次……”她冷笑了起来。
卞司成骤然间觉得周身寒彻。
他不得不说：“你这么做，不觉得太冷酷了么？人已死了这么久，你还去掘动那已结了痂的伤疤，再一次让人心里滴血，你忍心么？你做得出么？”
“这有什么做不出的？让死者在九泉下瞑目，为死者报仇雪恨，我责无旁贷！我相信，死者的亲友都会感激我的……”她理直气壮。
“感激你当年作伪证了么？”
“当然，他们当时只为得到高额赔偿，目的已经达到了，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现在，他们可以达到最终目的……”
“你以为人家会同你一样想法吗？”
“我会说服他们的，我办得到。”她又是那么自信。
卞司成不得不给她一记棒喝：“当年，你不是说你掌握了小傅的命运，你就理所当然地能够改造得了他。可今天，事实又怎样？”
她一愣，仍坚持说：“今天，他的命运仍掌握在我的手中，我得让他作为罪犯的面孔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可你并没能改造他。”卞司成强调道。
“我这也是在改造他，至少把他送进牢房去劳动改造。”
她这一说，卞司成也就无话可说了。
她没有再要求卞司成去作她的“证人”了，很快便起身告辞，临走扔下了一句话：“卞老师，你太让我失望了。”
她是正义之神，还是邪恶之魔？在谁都无从判断。
所幸的是，也许，卞司成从此摆脱了她——对一个业已失望的人，她不至于再来纠缠了吧。
不过，卞司成内心总有一种不安，巨大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