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四种功能中，我认为宣传教育是中心，其余几种功能，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满足受众的多种需要，潜移默化，引导受众奋发向上，直接、间接实现宣传教育的目的。”新闻的功能到底有哪些，除了上述四种，是否还有其他功能？这可以探讨。但李庄所指的宣传教育功能是其中心核心的观点，我以为是成立的，也是准确和精辟的。因为不论传播信息，舆论监督，还是文化娱乐，都承载着宣传教育的功能，都发挥着宣传教育的作用。这种作用，大多是迂回曲折、潜移默化地发挥的。
李庄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
李庄倡导在新闻工作中，要学习和运用辩证法。“看问题要有历史眼光，要有发展观点，要两点论，切忌片面性，不要绝对化。”李庄分析说：“当前，在我们的实践生活中，包括新闻宣传中，形而上学的东西还很有市场，说好，百花争艳，说坏，一团漆黑；赶浪头，一哄而起，东施效颦；等等，几乎成为某种习惯势力。”（《新闻记者要学点辩证法》）李庄以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点求新、求快。但是，如果不同求真、求准结合起来，并以后者为前提，为基础，也很容易出问题。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由此出的纰漏不少。”因此，他倡导记者学习和运用辩证法，处理好“新”“快”与“真”“准”的关系。
李庄于新闻学，不属于学院派，而属于实践派。在基本理论方面，他没有庞大的体系，没有标新立异的论证，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却有丰富的经验，有敏锐的观察，有深刻的把握，有通俗的表述。他的理论更接近实际，更易于操作，更能发挥作用，因此，也便更具有真理性。
关于新闻改革，是李庄倾情关注，用力最勤最多的问题之一。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均在改革之列，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均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成果。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受众的阅读习惯、阅读情趣以及对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生动性等方面的要求也有了重大变化，新闻不改革，就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难以从上层建筑的层面对经济基础发挥良好的反作用，难以让受众欣赏、接受。
新闻如何改革，是先要放开，要让媒体在总的大政方针的统领下，有相对的自主权。李庄说：“可不可以这样说，许多机关、企业都在简政放权。进行新闻改革，从领导与新闻单位的关系来说，同样适应这四个字：简政放权。”（《党报传统与新闻改革》）他说：“党委领导新闻单位，主要是给思想，即指示宣传思想，帮助党报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党的方针和意图，了解宣传报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加重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加重总编辑的责任。”“错了，批评、纠正，总结经验教训，由报社向读者道歉、更正。”李庄深有体会地说：“事实证明，报社越是有权、有责，越是积极、谨慎。报纸工作人员，首先是总编辑，他应该有的权力、责任感越小，积极性越难发挥出来。”李庄看问题是敏锐深刻的，他看到了问题的要害。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似乎并未解决得很好，需要在今后的深化改革中加以完善。
新闻改革的另一重要任务，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的杠杆。思想的禁锢，会阻碍人类的进化，阻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这一点，中外历史已给了我们足以多的证据，“文化大革命”更是一个生动而权威的注脚。“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之所以能进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靠的是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解放中，新闻界作为意识形态部门，不但必须投身，而且应当走在前列，率先垂范。李庄说：“新闻改革，就党报工作人员来讲，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中央的方针，积极、稳妥地进行。”他说：“1988年8月《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几位中央领导题词，都提到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也是中央交给新闻界的任务，是中央对新闻界寄予的厚望。
如何解放思想，新闻界解放思想的尺度是什么？李庄是这样设计和界定的：“凡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符合宪法和法律，符合中央在一定时期的方针政策，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在调查研究、深思熟虑的基础上，都可以报道，可以发表意见。”他说：线画清楚了，线外的坚决不做，线内的全部放开，天地反而更广阔。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现象或者说传统，似乎只要是领导部门的，甚或一般党政部门的，谁都有权对媒体颐指气使，指手画脚，都可以让干什么不让干什么，这使得新闻工作者无所适从。新闻改革，必须解放思想，冲破这一樊篱，在政策和法律的框架内给新闻工作者以相应的空间、相应的自由与相应的权利。李庄所理解的解放思想，不是简简单单的“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而是新闻的制度化、法制化。他说：“新闻改革已经搞了几年，如果把几年来逐步开放的新闻报道领域、项目、内容等等加以权衡、总结，作出几条规定，逐步形成制度，对促进新闻改革会有很大作用。”岂止对新闻改革，对整个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应当有很大作用。新闻立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相信这一事关重大的工程正在进展之中。那么，李庄作为一名新闻界的老兵，应当说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无愧于新闻，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新闻改革，其中一个内容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是党的建设的新成果，也是新闻事业的重大进步。李庄说：“过去的许多不能，并非不可突破。新闻报道，新中国确有不同于西方国家，不同于旧中国的地方。我们不搞那种政局波澜、名人进退的所谓政治新闻。”猎奇的东西不搞，哗众取宠的东西不搞，不等于不对受众负责，不等于不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向人民负责，新闻工作才有生命力！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反人民的、与人民拧着干的媒体，不可能走得很远，不可能受到公众的青睐，不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可能在新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留下深刻的痕迹。我想，这一结论，用不着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支持，李庄的新闻理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新闻改革，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新闻界自身的改革。
对此问题，李庄是如此阐释的：“主要是提高新闻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他说：“提高政治素质，第一条还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在前面提到的那条界线之内为党、为人民勇于负责、无所畏惧的品德。”对于自身素质的提高，李庄认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勇气，既不能唯上，也不能唯旧，其实也不能唯官唯权唯习惯。”他说：“新闻工作中的旧的条条框框不少，有的明明过时了，我们不敢提请修正；自己立的一些菩萨，本来已经腐朽了，也不能把它搬开。”对于新闻工作者素质的界定与要求，在李庄这里是十分贴切，也十分人性化的。
李庄认为，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是新闻界自身改革的一件大事。他以历史为借鉴，颇为沉痛地说：
“解放近四十年，名记者、名评论员很少出现，影响新闻工作水平迅速提高。”原因何在？李庄说：“原因很多。长期推行左的路线，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对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破坏更为明显，例如使人有时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吹牛，不能不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能不绕开矛盾走。”此种状况不改变，不培养一大批素质较高的新闻工作者，便是冷漠，便是麻木，便是无所事事，便是犯罪。如何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李庄认为，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二要注重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三要向实践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四要从小事做起，锤炼自己的文字，提高自己的政治敏锐性与新闻敏锐性。要多写言之有物的，言简意赅的，主题鲜明的，语言精炼的，存有深意的文章。李庄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当然明白如何培养造就人才。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要从多方面努力。关键在什么地方？李庄说：“据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几十年的切身体会，中心环节还是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李庄说：“从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教导我们要政治家办报。文革前夕，邓小平同志批评《人民日报》最大的缺点是政治上不敏锐。我理解二位领导人的意思是一样的，要我们克服政治上弱的致命缺点。”革命导师说过，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没有正确的革命实践。缺少理论的指引，新闻工作者只能是群龙无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偏离方向。
新闻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制定和遵守新闻纪律。
李庄反对有偿新闻，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近视眼新闻，也反对闭着眼睛说瞎话，以愚弄百姓为能事的所谓新闻。他不主张中规中矩，但他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守基本的规矩。在此方面，李庄可谓中西贯通，学为中用。
新闻改革，要求新闻工作者要讲究策略。就如李庄讲的，要掌握尺度。他说：“每天发表那么多东西，要求不出一点纰漏不大可能。”怎么办？李庄说：“目前先做到假话绝对不讲，真话也不期望一下子讲完。”为什么？因为在社会机制不健全的社会与国度，说皇帝赤身裸体，没穿什么新衣，是犯忌的，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我以为，讲真话也要讲策略，该拐弯的还要拐弯。不论取何种形式，达到目的就好。
如前所述，李庄不是理论家，他关于新闻的理论，不带有学院派的意味与印记，带有很强的第一线的战火硝烟的经验型的色彩。他的理论，是朴实的理论，是可以为受众接受，为新闻工作者赞赏的理论，是经世致用的理论。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李庄无意于建构新闻理论体系，无意于做理论家，可他却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用时髦的话说，“一不小心”，成了大理论家。李庄的新闻理论，是宝藏，值得后人开掘与利用。
2005.7.8。
读李庄先生散文随笔
李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与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煌煌四册的《李庄文集》，收录了老人自认为比较满意、有保存价值的新闻作品、回忆录和散文论文。
《李庄文集》是一座富矿，其中蕴涵许多的关于新闻，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关于人类和平、社会发展，关于工作学习人生的基本理论、基本经验和远见卓识。本文拟就李老的散文随笔，探讨一下他的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思想。《李庄文集》散文论文编在四册书中最薄，只有两百七八十页，但我以为它最“厚”，厚朴，厚实，厚重。也许我是杂文作者，这里存有一份偏爱。也许持此论者为数不少，因为人们更加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这本书收录文章七十多篇，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带有杂文意味的随笔。
李老的随笔，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思考，涉及到党的生活与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
对于公款吃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社会各界就予以了热切的关注，理论界舆论界也有许多鞭辟入里、振聋发聩的剖析与批评。论者各有自己的视角与见地。有言公款吃喝败坏党和政府形象的，有言增加财政负担的，有言对老百姓生活带来不便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名八路军老战士，一名在太行山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高级干部，李老对公款吃喝的见解独树一帜。
他以为：“公款吃喝与贪污无异。”他写于1995年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这几个字。他说：“贪污是把人民的血汗钱装在自己口袋里，公款吃喝是把人民的血汗吃到自己肚子里，有什么区别？”他进一步分析到：“两者似乎也还有些区别。贪污总有些偷偷摸摸，公款吃喝一般是大摇大摆。从这个意义说（也仅仅从这个意义说），公款吃喝更加可恶。”“如果说贪污犯行同溜门撬锁的小偷，公款吃喝者无异于明火执仗的强盗，后者是太放肆了。”把公款吃喝问题说得如此透，将其严重性与危害性剖析得如此深的，我以为李老可数第一。虽然他不以杂文见长，他汗牛充栋的著作中杂文随笔只是极小的部分，虽然他没有杂文家的头衔，但以他坚定的党性，渊博的学识，高深的修养，一眼便能看到问题的要害，一语可以破的。
关于扼制权钱交易，抵制拜金主义，惩治腐败，是李老随笔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王宝森的问题，李老引出了任人唯亲、用人失察、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他对一位老将军的话表示共鸣：
“北京市出了王宝森这样的党的败类，我想不明白，组织上是怎么考察他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李老在《从一位老将军的困惑想到的》一文中沉痛指出：“……某些腐败的现象的蔓延、发展，其严重程度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没有的。贵州‘第一夫人’恶贯满盈，伏法刑场；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毙，死有余辜。这是已经发现的大慝。加上正在审理和尚未挖出的腐败分子，肯定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李老的此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发的，读者可以闭目静思一下，这些年文件里报刊中电视上披露的腐败案件该有多少。继王宝森之后，又有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继周、田凤山、李真等等等等一大批高官中官小官落入法网，数以百计？数以千计？数以万计？不用统计，大家的心里都有数。这从一个角度证明，李老之言不是无中生有、随意夸大、危言耸听，李老的解剖刀切到了社会的病灶上，刀刀见血。李老尖锐地指出：“当前数量最多、危害最大、群众痛心疾首的是权钱交易。权力一方可以说都是干部，于是有人气愤地说：最大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这种说法被一些人认为尖锐性大于科学性。我的看法，如果是指有人强令组织错用坏人，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害，不能说这话没有一点道理。”
李老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了干部提拔的“一俊遮百丑”问题。在《从禹作敏罪案说开去》中，李老认为，禹作敏之所以获罪二十年徒刑，并不是一夜间变坏的，而是此前“从工作到生活，毛病都相当多”。禹之所以从一个有许多毛病的“全国优秀企业家”沦落为囚徒，除了自身的原因，还有某些领导只看他“俊”的一面，漠视以至掩饰他“丑”的一面与多面的问题。李老发问：“我这个消息闭塞的人都能从个别同志口中听到禹作敏的某些事情，与他有关的一些领导掌握的情况肯定大量、真切得多，为什么不及时对他提醒、教育、帮助呢？”究其原因，是“一俊遮百丑”———只要你有一件事情特别是一件重要事情做得不错，在别的事情上出了即使相当多的纰漏都不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