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分析道：“有些纰漏看来不大，但性质恶劣，发展下去后患无穷。”“从古至今‘小毛病’不知毁了多少人。”“随着一些人的捧场，一些人的放纵，恶性发展起来，终于堕落到犯大罪判重刑的地步。”在《从一位老将军的困惑想到的》一文中，李老认为：“‘一俊遮百丑’的观点很坏事，认为某人有一大俊（功），可以遮百丑———众多小过，这是很危险的。须知在一定条件下小丑可以发展成大丑，特别是在必要的监督十分松软的时候。”“一俊遮百丑”的现象如今依然存在，有些时候还比较严重。所以李庄先生关于此问题的一番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好在许多地方和部门正在尝试建立用人失察追究制，希望能尽快建立和完善，能切实发挥作用。如此，也不负李庄这位资深共产党人的期望。
对于拜金主义，李庄先生认为，“这种社会瘟疫传染极快，腐蚀人们的灵魂，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发生扭曲，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社会舆论虽然群起痛诋，这种现象似乎并未萎缩，且有继续发展之势”。他痛斥拜金主义者，“为了钱，有人可以丢掉主义（社会主义），可以违反法纪，可以违反道德，可以不顾廉耻。总之，只要有钱，什么都敢干，都肯干”。他将拜金主义定义为“人人切齿的社会瘟疫”（《精神、法制双管齐下》）。
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顽症，几乎成为一种文化。这是公认的事实。正如李庄先生所言：“现在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一个肿瘤。”（《我看“对敌狠，对己和”及其他》）他在列举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腐败的几组数字后指出：“这些数字说明了腐败现象逐年发展，但也说明了反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强。”同样一个事物，可以辩证地去看。是好是坏，要有一颗纯正的党心和一颗纯洁的良心，才能掂量得清楚。
如何治理腐败，有主张进行教育引导的，有主张反面警示的，李庄先生也有类似主张，但他更进一步地认为，“应该依法治罪”。“不管是官是民，不管大官小官，不管属何党派，不管其祖宗三代是何成分，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领导、组织不得干预。”这体现了李庄先生强烈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是与时代同步的人文精神。李庄先生以为：“现在我们国家是‘盛世’，我认为治‘盛世’也要用重典，因为这是健全法制的必要手段。”
他认为，有些人有些事只能靠法律而不是靠其他办法解决，比如王宝森之类，只能自毙，不能自纠；比如“第一夫人”，只能伏法，不能自查。从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考察，李老此论十分中肯。李庄先生指出：“群众希望继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使诸事有法可依，更希望加强力度，严格执法。”
（《饭桌上的议论》）李老之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基本事实。一个老报人、老知识分子，一个一辈子以“教育”人为己任的人，居然十分重视法治，可见其深入骨髓血液的先进的治党治国理念与精神，可见其对人类发展史的熟稔与对人类前途的科学把握。在许多方面，他高人一筹。
李庄先生随笔所涉及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关于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问题。监督对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这不仅是反腐倡廉的需要，也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及纠正错误的需要，是使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化的需要。李庄先生说：“对干部加强监督，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的监督制度不能说已经完备，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够严密的制度也常常不能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组织生活能够正常进行吗？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严格开展吗？可以作出肯定答复的可能不是多数。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情况，许多人心里都很清楚，更在应该加强之列。”关于监督，特别是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监督者往往处于下风头，搞得不好，常常会受到被监督者的刁难以至迫害。因此，如何认识和运用好监督手段，不但是理论问题、思想问题、意识问题，还是技术问题。关于舆论监督，李庄先生以为：“就新闻媒介的总体来说，每天都有报道，每天都有批评。这也是提供信息，交流情况，传播经验教训，同大量的正面宣传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殊途同归，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事业做好。为了弘扬正气，抵制抑制以至铲除邪恶势力与腐败现象。因此，尽管“现在有些人讳疾忌医，很怕批评，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新闻从业人员施加影响和压力”，尽管“表扬和批评，后者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李庄先生倡导，革命新闻工作者明白这一点，应该知难而上。
“只要站稳为人民最高利益奋斗的立场，持与人为善的态度，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确系事实准确，就敢揭发问题，批评错误，抨击坏人坏事。”
他认为，“这种作品也应该被看作正面宣传”。这里，不仅表现出了他卓越的社会思想，也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新闻理论。
对于群众监督，李庄先生持宽容态度与支持立场。
对于“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种社会现象，不少人持否定与批判态度。作为一个杂文作者，我曾著文肯定这一现象，或者说肯定其中的合理成分，但与李庄先生之论比，有不小差距。李庄先生说：“应该重视时下群众中流行的一个顺口溜：‘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吃肉是好事，歌颂党的政策好，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显著改善。吃罢饭，想起社会上发生的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生气，骂人，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在汹涌奋进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沉渣泛起，邪风侵入，对此应有思想准备。”
对于“吃肉骂娘”，李庄先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理性的肯定。他说：“饱餐之后，闲谈之际发发牢骚，是为骂娘骂腐败，骂贪官骂以权谋私者，骂杀人越货、无法无天的歹徒，骂钻政府空子、鲸吞国家和人民财富的‘大款’，骂对上述坏人恶行的‘一手软’，骂乱涨价……总之，骂一切损害社会全面建设，破坏改革开放的人和事。”这种“骂”，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自发的群众行为（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又是一种有效的群众监督。有了群众的“骂”，才可能更快更准地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才可能纠正倒错的社会机制，才可能惩治危害社会者，使社会呈良性发展态势。李庄先生对于监督问题的阐释，有很强的理论性、现实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作为新闻界耆宿，监督问题与新闻特别接近，几成一体，所以他的阐述便十分的从容、生动、丰富而深刻。他提出，盛世也需危言，“为了我们国家的千秋大业，把问题看的重些，有益无害”。
李庄先生倡导艰苦奋斗。艰苦的年代需要艰苦奋斗，这对于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人来说，是很容易想到和做到的。但面对改革开放大有成就，我们国家日渐富裕，许多人以为应当开始讲享受的局面，李老却十分清醒、十分冷静。他说：“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大有改善，国力显著增强，这是就整体而言。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国家还不能说富裕，人均国民收入还相当低，几千万农民尚未脱贫，经济不好的企业职工的生活还相当困窘。”（《艰苦奋斗常讲常新》）对于一些人、一些单位、一些地区的“暴富”，对于上万元一瓶的美酒，上千元一条的纸烟，几万元一桌的酒席，千百万元一座的鬼城，李老均持保留态度。确实，中国近年出现的许多奢靡之风奢侈现象，与先辈闹革命的初衷不符，与中国的现实生产力不符，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如果不遏制奢靡之风，中国就会出现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中国的民族精神就会受到污染，中国将失去和谐稳定，中国的发展将会被迟滞以至破坏。因此之故，胡锦涛总书记上任之初，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成员奔赴西柏坡，重温与倡导“两个务必”。
这从一定意义上印证了艰苦奋斗的必要，也从一定意义上印证了李庄先生的远见与卓识（李庄先生的文章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李庄先生呼吁“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应该常讲常新”。他认为：“由于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的任务、方针相应改变，群众对许多事物的态度、要求和承受能力，同革命战争年代甚至改革开放之前都有变化，‘艰苦奋斗’的内涵、要求，甚至行为准则都应该随之发展。”时代前进了，“艰苦”的内涵当然变化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应当享受改革的成果，时代前进的成果，享受应当享受的物质利益。要求人们仍然吃糠咽菜穿补丁衣服不但不必要、不可能，也不应该。不侵吞，不霸占，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索贿受贿，不吃拿卡要，不攀比，不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享受，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创造生存与发展，过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大致相同的生活，就可谓“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能丢。作为一个老党员，李庄先生在此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他的告诫是中肯的、有用的，是值得我们思索与采纳的。
除了上述内容，李庄先生在他有限的随笔中还对于制假贩假问题予以了抨击。他呼吁打假，打掉“大红伞”
的保护，拆散“人鬼相依”的格局。他对无节制非理性的追星现象提出批评，他呼吁治散治软治滥，他倡导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作“天命之年的思考”，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回顾与检视，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豁达的人生观，博大的胸怀，谦恭的品性，高尚的人格。读李庄的散文随笔，如同在与一位哲人、一位世纪老人、一位社会批判者进行对话。我想，以李庄的人格与学养，以李庄的正直、磊落、直言，如果他不是在做报人做总编辑，他在杂文方面应该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他的随笔，虽不是鲁迅匕首投枪般的篇什，也不是邓拓“头颅掷处血斑斑”的篇章，但确实是有钙质有血性有内涵，令人警醒的文章，不是所谓的“新基调杂文”，不是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更不是粉饰太平、愚弄公众的伪文章假文章。李庄马克思主义的正气与共产党人、学者的胆识是超常的。比如他说左倾左祸就不在“左”字上加引号，其有深意存焉；比如他揭露江青，也敢于指出毛泽东晚年对江青有意无意地包容与纵容。李庄眼里没有神。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这是何等的可贵！这些，是许多政治家学者文人所缺少的，作为后学，我从李庄先生这里学了不少东西，包括血性、钙质，包括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批判精神，包括胸襟、视野，包括务实朴实的文风与类似《浮生六记》凝练、隽永的文字。哲人说过，站在巨人肩上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那么，李庄文集，李庄的散文随笔就是我要登上的巨人之肩。我幸运。
2005.7.6。
开花与结果的树。
朱世忠先生要出书，书名《秋天开花的梨树》。
秋天开花的梨树，如果不是种在反季节的塑料温棚里的，而是长在世忠家乡固原的山坳里的，按常理，那八成是结不了果的。我想这是世忠的谦虚。
秋天开花的梨树，又不是按季节按常理生存生长的梨树，当别的梨树杏树果树摘尽了果实，享尽了赞誉而欲落叶冬眠时，这棵梨树却开了花，在秋风萧瑟的黄土高原上，显示的是怎样的生命力，怎样的风景！这是世忠对文学的虔诚与坚韧。
世忠是谦逊的。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说：“年二十不狂，非吾子也；年三十仍狂，亦非吾子也。”世用该狂傲的年纪是如何狂傲，如何目空一切，如何纵横捭阖，如何“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我没有看见，也没有耳闻。我认识世忠时，他大约正三十左右，作为文友相聚，他是一点儿狂劲也没有，没有少年得志的轻浮与骄横，合了朱熹的标准。其实，世忠那时确有资格狂一把的，他是他们家乡中学1978年考出的唯一的大学生；他的教学成绩出色，那时已当了学生科长，不久又当了副校长，年轻轻的，“从七品官”；他的普通话极标准，口才极佳，演讲出色，是远近闻名的优秀主持人；他业余写作，发表了不少散文杂文小说评论，调银川前是固原市作家协会主席。这样的人，狂一点骄一点躁一点似乎才合常理，人们也能接受，而不狂不骄不躁呢，倒显得不正常。也许，世忠是傲的，有傲骨，那种傲，不显山不露水，不做给别人看，而只支撑自己的人生，支撑自己的文学旅程。
世忠是坚韧的。他最宝贵的青年时代，是在教书育人中度过的。那时的他，事业上担子极重，而且，还要照顾多病的母亲，幼小的儿子。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世忠开始栽种、培育文学之树。世忠很勤奋，读了许多书，他的写作，涉猎面很广。读书和生活中如有所得，便会流注于世忠笔端。小到几百字的小文，大到一万多字的宏论，世忠自然地收获着。这一二十年，不算他丢弃的未发表的“废稿”，单是已发表的，就有二十多万字。这对于一个专业作家来说当然微不足道，但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却是成果累累的。
文学对于世忠而言，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生存的方式。因此，这棵树不管她何时发芽，何时开花，结不结果，关系都不是很大。只要能够浇水施肥除虫剪枝，只要能在树下劳作，就够了。
《秋天开花的梨树》是世忠文学之旅的一个驿站，一份总结。她由三个部分组成：散文、杂文、评论与小说等等。
世忠的散文，我以为是他作品中最好的部分，他写人性人情，写父爱母爱，写情窦初开，写对人生的憧憬与向往，写人与自然，写天地人生。他写为病中的父亲买烟，买劣质烟，用剩下的钱买书，父亲宽容，而他一生内疚；写母亲，多是“想像中的母亲”，不尽如人意的现实是如何一步步将“想像中的母亲”逼进窘境的；写姥姥的“三字真言”，是“太浪费”三个字；写西海固，言“找不到比西海固更加孤独的风景”，但“西海固孤独着，决不企求喧嚣”。
这些，都能激起人们感情的微澜以至狂澜。最能体现世忠散文飘逸诙谐风格的，是《相思解密》一文。这篇小文写了少年朱世忠如何暗恋一个女同学，为了她，因偷向日葵而挨打；为了她，骑车“故意把自行车往水坑里骑”。他不无得意地宣称，印象派大师凡·高的《向日葵》算什么，我的向日葵才更神圣圣洁，更有青春活力与生命张力。
可结局却是，多年后他向同学以至那位女同学讲起此事，早已为人妇的女同学茫然地问他，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这篇文章如果让文学评论家说，应该是属于什么什么流派的，可惜我说不上。读了此文，我倒有了一个想法，我以为，文学之于世忠，恰如那位少女之于世忠，不论她知不知道，世忠都是跟定了追定了的。为了她吃点苦受点累遭点误会都不在话下。“纯洁的心永远不会老”。
世忠的杂文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特点是，涉及重大问题不多，十分平民化，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为民众鼓，为民众呼。这是十分难得的。这得益于他农家子弟的出身，也得益于他平民化的文人情怀。
世忠的小说不多，但我以为极有特点，读了他写以“狼儿子”著称的猎人的篇什，总感觉那里有《老人与海》
的影子。那篇小说的人物不多，但故事精彩，寓意深刻，是读过之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