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简介
1962年生于重庆,被誉为“脂粉阵里的英雄”,是中国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之一。其代表作有1997年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2000年长篇小说《K》,2001年《阿难》,2003年《孔雀的叫喊》。
现旅居伦敦,游走于伦敦、北京和重庆。她的小说以和谐、有分寸感见长,在小说里,我们可以处处感受到她多年以来对东西文化碰撞的感悟。
她的小说,每一部都构造一个不同的人生境界,每一部小说的诞生,都是完成了一段人生的里程,每一部小说中都能找到虹影的影子,所以虹影说,她每写一新的人物,自己也经历了一次重生。
导语:作家虹影注定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经轰动海外,不过在国内却引起了诸多是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她的长篇小说《K》成为中国第一部由法院判定禁止出版的小说,于是乎,虹影的写作和生活自然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许戈辉:没想到你那么爱笑。
虹影:对,我一见射手座的人就笑,你完了。
许戈辉:什么都被你了解了。
虹影:对,我是一个上网的人,网是一个间谍,什么都知道。关于你的,基本我都知道了。
许戈辉:那你别忘了,我也知道你。
虹影:那好,那我们这样聊起来就比较有意思。
许戈辉:我虽然知道,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还不明白。比如说“虹影”这个名字,我不明白你是在什么时候起的这个名字,我只是在网上读到过这个“虹”就是“淫奔他乡”的意思。
虹影:对对对,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样说的,你在网上看到的吧。
许戈辉:那你的原名叫什么?
虹影:我姓陈,我把陈字给丢掉了。
许戈辉:原名就叫陈虹影?
虹影:肯定不是,但是它的英文名字是这样的,护照名字也一样,至于“淫奔他乡”之意,实际取自《诗经》,言女子有行,应远父母弟兄,而且宜西不宜东。
许戈辉:所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虹影:仿佛一切都被固定在那里。不过我觉得姓是很不重要的东西,是外在的符号,没有什么意思,一个人的存在才是非常重要的。
许戈辉: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的人生经历比一部小说还复杂、还曲折。
虹影:对,人可能还要精彩一点,但是小说是一种艺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种艺术,所以我不敢这么说。
许戈辉:那你自己觉得呢?
虹影:我觉得我比较有意思。
许戈辉:是,我觉得你全身上下都好像透着一种不一样。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东西是特别需要别人了解,而又被别人忽略了的?
虹影:我是作家,最好是谈论我的作品。而有些人,总是想知道我所经历的很特殊的一些事。
许戈辉:别人真的是很想知道。不光是你的作品不断地有各种争议,你的经历也经常被人谈起,大家在猜测:哪一部分是真的?那一部分是小说?哪一部分是虹影在炒作?哪一部分又是她的心灵真的在诉说?这些我都很感兴趣。我们先说说你最近官司的事情。那本小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据说因为这个官司,市面上都见不着这本书了。
虹影:他们说《K》是一本淫书,是一本黄书,法院也是这样判的。
许戈辉:哪个法院判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虹影:吉林长春中级人民法院。我是第一被告;第二被告是《作家》杂志社,因为它刊登了小说,转载台湾出版的《K》版;然后第三被告是《四川青年报》。关于这本书的判决结果是:我们三家一共赔了21万,说是侵害了对方先人的名誉权,这是第一个处罚;第二个处罚是这个书在大陆不准以任何形式出版。
许戈辉:什么叫作侵犯了人家先人的名誉权?
虹影:其实我写这篇小说,是由于我在西方住了十年,而以前在中国度过的日子正是我的成长期,对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和理解,我觉得自己可能比其他的中国作家要了解得多,有这个义务或责任来写一本有助于东西方相互沟通的书,在文化冲突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它有助于我们找到一个解决的途径。我写的是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故事。朱利安·贝尔是著名作家伍尔夫的侄儿,他像登徒子一样,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出生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家庭。30年代,他到武汉大学来教书,他特别同情中国的革命,渴望加入中国革命。我最先在图书馆读到他公开出版的诗和书信,书里还有一封遗书,我看了,非常感动。一个英国人为了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个故事真的震撼了我,所以我就把他的故事,按照真实的一部分和虚构的一部分放射出来了。而中国方面我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用真实的名字。
小说创作来源于真实生活。小说家有想象的权利,把真实生活重新塑造成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不是关于我一个人的事,这关系到中国文学的前途命运。很多人认为我说这种话非常好笑,说我把个人化和国家化连在一起,其实不是。中国文学本来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坎坷坷,应该说到了新的世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景象,作家想写什么,一般都能够达到,如果现在在性描写或者其他方面,我们没有虚构和想象的权利,我们中国文学怎么走向国际化?怎么跟世界上其他的作家来一个较量?在这一点上自己限制自己,肯定是不行的。
许戈辉:你是把这个看成一种标志,是吧?
虹影:我觉得很重要。以前我说过:“我有九条命,跟猫一样,经过很多劫难、很多不幸,包括我的童年,我成长的那个期间,现在我还剩下一条命。”那么这一条命就要分成两半,一半我觉得我献给了文学,另外一半我一定要为作家的权利抗争到底。
许戈辉:我忘了是哪一个机构评说,去年文坛上,你是最受争议的一个作家。
虹影:我觉得受争议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老把我放在这么一个位置上,我觉得非常地尴尬。为什么呢?误读这样的作品,是因为误看你这样的一个人。读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永远搞不清楚。我们谈这个官司,很难有一个人比我更清楚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国内的媒体非常活跃,非常OPEN,和以前非常不一样。媒体可以评出这样那样的角色来,对我也是一种变相的支持,我非常地感激。
许戈辉:官司的事呢,现在有点说不清楚。接下来我特别想听的是,因为我看过你那本《饥饿的女儿》,我特别被震撼,可能和很多读者一样很好奇,说那真的是虹影自己的故事吗?
虹影: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真实的故事。自传,就是自传,你可以沿着我书中描写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节找到我的家。我觉得那里人的生活真是可怜,而我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出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样的一个背景,如果我没有走出来,天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虹影的家就在重庆边,在《饥饿的女儿》一书中,虹影描述了一个生于贫民窟的女孩的成长经历:她是一个私生女,从小没有父爱,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她让自己“历史老师”的性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恐慌、绝望和饥饿的深渊。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道道伤口,在多年之后,变得越发明白清晰。在承受这些天生的苦难的同时,虹影不止一次对自己说:记下这一切,让人们在蓝天下快乐而坚强地生活。
许戈辉:这段经历你回想起来还是否觉得像噩梦一样?这不像大家经常所说的,童年是很美好的。
虹影:我基本上就没有像样的童年,但是反过来说,因为童年,我才找到了写作的原因。
我的作品总是和国家的历史变革联系在一起,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总会反映到我的脑子里面,反映到我的作品里面。比如三峡大坝,从1992年人大通过修建三峡大坝的决议开始,我就没法把自己的注意力与它分开。长江是我们从小生活的地方。昨天有很多评论家在出版社搞了一个专门讨论《孔雀的叫喊》的会议,我觉得陈哓明说得特别对,他说我写三峡,根本不是因为现在三峡大坝六月份就要蓄水了,赶这个热点,而是因为长江和我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我就在长江边儿长大,我就是长江的女儿,我就是三峡的女儿,突然有一个大坝在我心中横着,你说我会怎么想?
许戈辉: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童年的时候最可怕的经历是什么,让你至今还会经常做噩梦?
虹影:我经常坐在长江边上,看船。有一天,渡船从对岸朝天门开出,朝南岸驶来,开着开着,突然就翻了。我看见那些人浮在水面,像一个个气球,不一会儿,那些气球都在水面消失了。这样的翻船,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似乎看过三次。我经常做梦,梦见我自己也在船上,落水了,我找不到救生圈,找不到救生衣,我就在水里挣扎,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水淹没了我。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记忆。最可怕的就是去江边看死尸。到江边去,你会发现很久找不到的人,他们的尸体突然从一个回水滩浮起来了。浮起来的男女姿势都不一样,男的是脸背着天,女的是仰面朝天,而且如果是那人的亲人或者仇人去了,他的五官就马上出血。
许戈辉:这个是传说还是……
虹影:我亲眼见的。对长江我有可怕的记忆,也有美好的记忆。我父亲曾是船上的水手,他经常说起他在船上的经历。想起长江,我就会想起父亲,使我有一种动力。我写的小说几乎都跟长江有关,《K》是在武汉,《饥饿的女儿》是在重庆,《孔雀的叫喊》干脆就在三峡地区,包括重庆。我在长江流域建造我的文学王国,江水跟我个人的命运和作品息息相关。
许戈辉:长江是你的一种给养,你直接从这里面提取了很丰富的元素。
虹影:不管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压力,遭遇到什么样的劫难,只要我回到长江边,我就能拿起笔来写作,我的原创力就在于此。
许戈辉:在18岁以前,在你离开家之前,你就已经很爱写作了?
虹影:那个时候就写日记,后来一步一步写诗,之后才是写小说。
许戈辉:什么时候写小说的呢?
虹影:1983年的时候写得比较正规,老用第三人称写,现在正好20年。
许戈辉:真的?你觉得小说和诗歌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虹影:诗在我的生命中很特别,我把诗比喻成我的血肉,把小说看成我的骨头,这两者谁也离不了谁。当我用诗歌表达我自己时,很难有人能读懂,能理解我的心,当我用小说表达我自己时,更多人能明白我想说什么。
许戈辉:你的小说因为把它标明是自传体,所以很多人当然就会从这里面读到你真正的生活,可是中国人有一种文化习惯叫家丑不外扬,你的小说里面却把自己的身世,从父亲到母亲,到哥哥、姐姐、弟弟什么的,都写到了。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写这些揭伤疤的东西,还不怕告诉人家说这就是我自己?
虹影:我想这需要一种勇气。在我18岁那年,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私生女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心都震裂开了,从小迷惑着我的许多谜,周围的人都知道,包括我的姐姐、哥哥和亲戚,就我一个人不知道,他们与我之间一直有着隔膜,我的邻居也因此而欺负我。
当所有的谜底都被揭开时,我就特别想写,如果那个时候我写这本书,最多不过写成伤痕文学中的一本,或者说跟其他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控诉别人之罪的书差不多。这类书有一个特点——非常缺少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忏悔的精神,认为所有的错都是别人做的。
18岁时我没写,一直等到16年后,我才拿起笔来写。这有两种原因。一是我已经心平气和了,不再带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当我记述过去的一切时,我觉得就像做一个黑白的电视纪录片一样,把每一个场景,当年发生的一切都忠实地展现出来,我的笔就是一把手术刀,它把我自己毫无保留地划开。作为一个作家,很少人具有这种勇气。每一个人都会说,你不能这样做,首先我的家人肯定最反对。但我这么做了后,我非常非常地释然,我觉得这本书达到了一种目的,就是让我的家人更了解我,更理解我。我的母亲非常地骄傲,再也不觉得因生下了我,就像霍桑的“红字”一样是一个耻辱在她的脸上印着。她当年抵制了一切把我生下来,把我养大,她觉得非常值得。另外,我想我也是为了最下层、最普通的不识字的妇女,为她们说话。她们有她们的情感,但是她们根本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她们的命运、她们的痛苦没有任何人能代她们表达。我觉得既然命运或者是上帝选择了我,我就有责任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我有责任为她们说话。
许戈辉:这种责任感你是怎么意识到的?你18岁是怎么离家出走的?
虹影:18岁时我特别恐惧,每天都处在恐惧当中,因为我经常发现有一个男人跟着我。那天我终于忍不住跟母亲说了,我母亲的反应马上特别激烈。母亲在我的追问下,讲了我是如何出生的,我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于是我对母亲提出,我必须见这个人。
我跟他只见过一面,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特别希望我叫他一声爸爸,但是我没有,我觉得我非常残忍。我写书的时候,也算是一种自我忏悔。他实际上也是为了我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作了非常大的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许戈辉:在那个时候没有叫他爸爸是因为你恨他?
虹影:对,我觉得我所受的所有的痛苦,经历的一切都是因为他,那时我根本不理解他,也不理解我母亲,觉得我母亲对我特别不好。现在我明白了,我写了这本书,并且把这本书献给她。实际上母亲是没有办法,她很爱我的生父,但是我们家里有五个小孩,我父亲眼睛又瞎了,她没有办法跟我的生父走,只能靠她的体力来养活这个家。
带着生父攒给她的微薄的盘缠,虹影离开了家乡重庆,开始流浪于各个城市之间。她考上了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作家班,告别了过去的世界,开始了新的生活。
许戈辉:能不能告诉我,18岁时你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虹影:当时我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自杀了,那是我第一次恋爱,这一切突然发生在我知道自己身世的那几天,很多偶然性你根本无法去解释,但偶然性就是必然性,我决定离家出走。
之后我有十年的时间在路上。你知道80年代,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文化艺术界出现了一个非常灿烂的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我们称之为黄金时代。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诗歌绘画,都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出现了很多很优秀的人,
许戈辉:在那一段时间里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思想在影响着你呢?
虹影:有很多的人,我无法一一说他们的名字,这完全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在80年代,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走得非常远,和西方的60年代有些相似。我们爱上谁,当天就跟这个人在一起了,不管他的身份,他有钱没钱,不在乎他做什么,我们只是喜欢这一个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历的,不管是情感的还是性,都是到了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对我的整个生命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跳跃。
许戈辉:你觉得那个阶段是一种从封闭突然间走向开放的状态,那是一种特别不成熟的表现吗?还是特别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