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士绅魏掞之率先在福建招贤里创建社仓，稍后，魏掞之的好友朱熹也在福建的五夫里设立社仓，并订立了一套完备的社仓结保制度：社仓由士绅组织并管理，官方不得插手其中，不过社仓的贷本先由地方官府垫付，富家如果愿意出米支持社仓，当然也非常欢迎；每年的五月份，社仓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等收到的息米达到本米的十倍之数时，社仓则将贷本还给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户，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持社仓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此后社仓只用息米维持借贷敛散，不再收息，只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弥补仓米的损耗，这样，既可以维持社仓的长久运作，也显示了社仓的公益性质；人户是否参加结保也采取自愿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抑勒，就是强制、摊派的意思。
宋儒之所以创设社仓，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官方的救济系统（如常平仓）不尽可靠，因此，民间社会应该建立自我救济体系，使乡人在遇到凶岁饥荒时，不必全然依赖不尽可靠的官方救济。
将朱子社仓跟王安石“青苗法”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社仓的可贵之处。首先，从立意上看，王安石设青苗法，与其说是为“济民困”，不如说是为“富国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要收取高达20%的年息。社仓虽然在开始时也收息，但息米一旦达到足以清偿贷本及维持自主运转的目的之后，即免息放贷，而青苗法不但没有免息之期，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年息被提高到40%。其次，从操作上看，青苗法由官府推行，官吏不仅品行不如士君子，且手握权柄，而权力是可以用来压榨民脂的，因此，官吏在放货时常常强行摊派，将青苗法搞成了典型的“害民之法”。朱子社仓则显然具有NGO的性质，其运作独立于官方权力系统之外，地方官员只在放贷及还贷时应邀前往监督，对社仓的运作并不能干预。朱熹相信，只要“官司不得抑勒，则（社仓）亦不至搔扰”。
然而，在朝廷采纳朱熹之议，下诏推广社仓之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社仓这一NGO组织也慢慢变质，最后居然成了“领以县官，主以案吏”的官办机构，并且跟青苗法一样暴露出“害民”的弊病：“非蠧于官吏，则蠧于豪家”。需要指出的是，“蠧于官吏”的危害无疑更甚于“蠧于豪家”，因为官吏掌握着“豪家”所没有的国家权力。时人俞文豹描述了南宋晚期社仓“蠧于官吏”的情形：一方面官府强制征收仓米，另一方面又将仓米挪作他用，即使遇到荒年，也没有散米救灾。所以，朱熹的再传弟子们在反省与改革社仓之弊时，都提出要恢复朱子遗意，将社仓还给民间，由地方士绅打理。
乡约、社仓只是宋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结社之一。宋代的社会发育程度远超之前的任何朝代，以书院为代表的私学，以义约为代表的民间慈善，以义役为代表的经济合作组织，以弓箭社为代表的民间自卫武装，等等，均发端或兴盛于两宋。
在传统社会，政府无意也无力供应足够的公共服务，甚至习惯于趁火打劫，比如老百姓若进了衙门打官司，几乎免不了要受胥吏差役盘剥，那么至少从这个意义而言，正是有了宋儒再造的宗族组织、创建的乡约与社仓，有了这些自发性组织构建的自治秩序，民间社会才可能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才可能享有“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
许多人不承认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自由”，但如果我们将“自由”界定为“强制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状态，我们就会发现，先秦民谣《击壤歌》所描述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正是自由状态的最佳注脚。帝力，即是对人构成最大强制的国家权力，而社会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与礼俗秩序，则形成了阻隔国家权力之强制的屏障。
伶人讽政的自由度
一个王朝的政治是否开明、宽容，我觉得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去评判，比如看看当时的文娱节目在讽刺什么，是敢讥讽达官权贵，还是只敢嘲弄底层人群、弱势群体。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脱口秀演员最喜欢拿白宫、总统开涮，这也被许多人视为是美国式自由的体现。不过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将当朝高官拿出来开涮，其实也是中国曲艺的悠久传统。而且，即使伶人们拿高官来调笑，通常也不会获罪，这又是中国伶人文化的一项古老传统——“优言无邮”，“邮”为“尤”的假借字，指过错，整个句的意思，即优伶不管说了些什么话，都没有过错。
如果我们穿越至宋朝，到当时的瓦舍勾栏转转，就会发现，讽谏时政、取笑官员乃是宋代滑稽戏的常见节目。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也说：“俳优侏儒，固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所谓“蒙诵”、“工谏”，指的便是曲艺讽政的古老传统，典故来自先秦《国语》：“瞍赋，蒙诵，百工谏。”意思是说，乐师、盲人诵读讽谏的诗歌，百工纷纷进谏。
北宋神宗年间，京师教坊（内廷戏曲班子）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伶官，叫丁仙现，就经常在表演节目时拿当朝宰相开涮。当时是王安石当宰相，以专制、铁腕手段推行新法，“一切委听，号令骤出”，其中许多政令“于人情适有所离合”，“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即提出反对意见，但“多被黜降”，“后来者乃寖结其舌矣”，都闭嘴不说话了。但丁仙现偏不买王宰相的账，屡屡在戏场中嘲诨王安石，“辄有为人笑传”，搞得王安石狼狈不堪，“然无如之何也”，拿他没办法。后来王宰相还是老羞成怒了，“遂发怒，必欲斩之”。但最终还是杀不成，因为宋神宗暗中叫人保护了丁仙现。所以当时有谚语说：“台官不如伶官。”
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是，在宋代，敢于讽刺宰相的伶人，并非只有丁仙现一人，被伶人嘲谑的宰相，也绝不止是王安石。有学者统计过，两宋史有明载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
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积极扩张“国家福利”，贫民的“生老病老”均有国家提供优厚的救济，但也因此造成了平民税负沉重。有伶人在演滑稽戏时，便讥讽这些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这是后来的明清时期难以想象的。
南宋初秦桧当政，权焰熏天，有一年省试，秦桧的儿子秦熺，侄儿秦昌时、秦昌龄都榜上有名。毫无疑问，如果这不是秦桧自己授意，便是主考官在逢迎秦相爷。一时间“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百官不敢言，但伶人敢言。一日，有两个伶人说起了“对口相声”“你说今年的主考官会是谁？”“一定是彭越（西汉开国功臣）。”“胡说八道！彭越死已千年，如何来得？”“因为上次省试是韩信主考，所以可知今年是彭越主考。”“胡说！胡说！”“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这显然是拿“秦门三子”齐齐中试一事开涮嘛。当时“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但秦桧知道后，“亦不敢明行谴罚”。
伶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低贱，但宋代的伶人却可以大胆讽刺时政，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曲艺行业中一直就有讽谏的传统，前面提到的伶人丁仙现曾经自言：“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另一个原因当然是，宋代有着相对开明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
而一旦王朝的政治氛围从宽松转向严酷，伶人讥讽时政的自由度则无疑会直线下降。还是秦桧专权之时，绍兴十五年（1145年），秦桧获高宗赏赐新第，在新第庆典的演出中，有伶人讥刺秦桧“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把迎回“二圣”（徽宗、钦宗）之事忘到脑后了。这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嘛。结果秦桧大怒，将伶人抓进监狱，其中有伶人还死于狱中，“于是语禁始益繁”。这是政治不正常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种政治不正常的情况，即伶人突破了基于表达自由的谏政，恃着受到皇权的宠幸，开始僭越地介入、干涉政治运作。最典型者莫如五代的后唐——由于皇帝李存勖纵情声色，宠信乐工，当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籓镇，货赂交行”。伶人居然成了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最后，伶人郭从谦指挥禁卫军造反作乱，李存勖也在混战中中流矢而死。如果说伶人谏政体现了宋朝政治的宽容，伶人干政则显示了后唐政治的失控。谏政不等于干政，两者的分际需要区分清楚，谏政是一种表达的自由，干政则是一种危险的越界。
到了清代，随着皇权专制程度达至历代最高峰，伶人问政又变成致命的政治大忌。雍正朝时，内廷戏班演了一出《郑儋打子》，因为伶人演得很卖力，“曲伎俱佳”，获皇帝赏赐酒食。席间，有一名伶人无意问及当今常州长官是谁（因戏中郑儋为常州刺史），雍正立即变脸，勃然大怒说：“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竟命人将那倒霉的优伶拉下去，活活杖死。宋朝伶人的谏政权利，于此不复见。
宋朝也有城管与拆迁
如果我们有机会鸟瞰隋唐的长安与北宋的汴梁，将会发现，这两座城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与气质。长安城方正、规整，街道笔直如削，以直角交错，将城郭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区）与东西二市（商业区），宛如一个个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全城的坊、市、道路、城墙均呈左右对称。白居易形容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很传神。毫无疑问，这是严格按照图纸，凭借权力的巨大动员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来的。为追求恢宏大气、整齐划一的审美效果，长安城的规划甚至宁可与平民的生活脱节，以致到了盛唐之时，长安城内南部各坊，居然还“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相比之下，北宋的汴梁就显得不怎么规整了，不但城墙不是很端正，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斜街、斜巷可见。汴河斜斜穿过城郭，借着汴河所带着的交通便利、货物往来与人烟凑聚，沿河一带慢慢演变成汴梁城最繁华的街市之一。所有的街市看起来是那么拥挤、喧闹、嘈杂，但又富有生气。城墙之外，也自发形成热闹的市镇，与城内连成一片，所谓“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这样的城市格局，与其说是行政权力“规划”出来的，不如说是民间社会“生长”出来的。
两种不同的城市风貌下面，隐藏着两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唐代的长安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有坊墙相隔离。街道是不准摆摊开店的，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中；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散市后即关闭市门；而且“居必求其类”，官民分居，秩序森然；又有“夜禁”之制，城门“昏而闭，五更而启”，禁止市民夜行，“诸犯夜者，笞二十”。
而在北宋的汴梁，坊墙已不知什么时候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官民杂处，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兴起。今天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长卷，那种繁华气息仍能扑面而来：东京城内外，店铺鳞次栉比，商贩旅人云集，酒楼歌馆遍设，商业广告满街，瓦舍勾栏布于闹市。
今时，有网友PS出来的一组恶搞图片《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画面中，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队如狼似虎的“城管”，商贩抱头鼠窜，原来繁花似锦的汴梁街头，立即变得空荡荡，只留下一地狼藉，以及涂在墙壁上的刺眼的“拆”字。这组在网上流传甚广的PS图片戏谑地讽刺了一把当前社会的“城管现象”，令人拍案叫绝，在会心一笑之余，有心人大概也可以想一想，城市的秩序当如何维持。这个问题不是今日才有，也困扰过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宋代社会。
其实，宋代是有“城管”的——当然那时候不叫“城管”，叫“街道司”。他们的工作是维持城市街道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清明上河图》中的护城河平桥处，就画有一个小贩，在路边支了一把遮阳伞，摆了一个小摊子卖西瓜，没有什么“大盖帽”来干涉他。不过，如果汴梁的商贩占道经营，严重妨碍了交通，街道司还是要管的。
宋朝也有“拆迁”。作为一个具有“自发成长”性质的商业城市，拥挤与喧哗似乎是汴梁城与生俱来的性格，因为坊市制所代表的严厉管制已经失效，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往热闹的地方汇聚，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无穷，在当时，这叫做“侵街”。因为侵街严重，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
面对商业城市发育初期的秩序混乱，宋政府专门设立“街道司”，介入对城市秩序的维护，乃至动用强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筑物，都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北宋汴梁的拆迁记录在文献资料中并不鲜见。比如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
根据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北宋政府“搞拆迁”的几个特点，这对今日的城市治理也不无启示。
首先，对侵街的权贵并不姑息。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七月，八作使（相当于城建局局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处以杖刑）”。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因为“京城衢巷狭隘”，宋真宗诏令谢德权“广之”，即负责拆迁工程。谢德权“先毁贵要邸舍”，以致“群议纷然”，连皇帝都顶不住了，下诏叫停，谢德权却坚决不从，说：“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租金）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碰上这种牛脾气，宋真宗也拿他没办法，只能“从之”。于是谢德权将权贵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然后恢复“禁鼓昏晓之制”。禁鼓，即街鼓，是从前坊市制的配套设施，昏晓各敲响一次，提示坊墙城门的闭启时刻。
其次，对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他们的生计。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又如元祐五年（1090年），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为适应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街市，宋政府还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我们现在看《清明上河图》，在虹桥两头，就树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了公共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