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刘邓野战军打了多少仗啊！
要是连同抗日战争的八年一起算，这仗，是数也数不清的。
指挥的战斗越来越多，指挥的战斗越来越大，可是，刘邓，却只有一个非常之小的指挥统帅机关，而且小得令人吃惊。
刘邓要求司令部要组织精干，要人员素质高，要工作效率高。
在黄河以北的时候，刘邓野战军共十余万人。刘邓的野战军司令部，下设作战、机要、情报、通信、军政等几个处级单位。每个处少者十来人，多也不过二十几个人。电台、警卫、通信、汽车分队也很精干。刘邓司令部从来不编设办公室，不设秘书处，刘邓二人也不编设个人秘书。
刘邓每天办公的地点，就是作战科。他们每天上午，吃过早饭，必到作战科去。在这里，刘邓实施作战指挥与处理其他工作。
作战科，就是刘邓的办公室。
在战争情况下，刘邓日夜处理军政大事，工作极其繁忙，精神高度紧张。可想而知，每日在刘邓身边的作战科的任务，也是极其繁忙紧张而又艰巨的。
刘邓要求作战科人员工作质量高，效率高，但却要求组织精干。
说来也许你都不相信，到了1946年9月，作战处只有一个处长，作战科只有作战参谋二人。到了1947年春，才扩充至四个人。
到大别山后，李先念到野战军任副司令员，他带来了四位作战参谋，不久，作战科扩大至九人。这时作战科的人员，一下子增长了一倍还多，可真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1948年5月，陈毅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又带来一人到作战科工作，这下子，作战科的人员凑了一个整数，共有十员大将。
1948年下半年，陈赓的兵团归回刘邓野战军建制，华东野战军的一个兵团也划归刘邓野战军指挥，加上刘邓野战军原有的六个野战纵队、一个军、七个军区，共计数十万大军，还要加上拥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的解放区，这时，仗也越打越大，作战科的任务简直是成倍地增加。
作战科长张生华两次去找李达参谋长，要求增加人员。
有一天，邓政委在作战科办完公后，对张生华说：“听说作战科还想增人，我看你们科现在人够多的了。连正副科长共十人。十个人都努力工作，是个很大的力量呀！在冀鲁豫和豫北战场，你科只三四人，那时人少，工作多，担子重，迫使你们兢兢业业，紧张勤奋，团结一致，拼命努力，一心一意地工作。兵贵精，不贵多。现在还是要从提高人员素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问题。不能再增加人了。”
十个人，真可算是一个袖珍作战科了。那么，凭着这么一个小小的作战指挥系统，刘邓，是怎样指挥千军万马去进行游击战、运动战和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的呢？
张生华每日在刘邓身边工作，他最了解。
他说：刘邓是直接指挥作战，亲自处理重大问题，坚持当天的事当天办完。所有来往电报和各类情报材料，均送作战科，由参谋人员分类放好，由刘邓来时阅读和处理。这样做，保证了工作的及时性和高效率。
他说：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是刘邓的代理人。李达能够正确理解刘邓意图，主动承担了许多作战的具体指挥工作，而且发挥作战科每一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在首长到来之前，即起草好电报复电文稿，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他说：刘邓及其他首长，坚持重大工作亲自动手、动笔、动口。刘邓从来坚持自己起草文件和报告，从不让人给他们写讲话稿子。刘邓有个共同的特点，讲话从来不拿讲话稿，但一篇讲话，洋洋洒洒数小时，竟然十分精彩，真可谓“胸有成竹”、“腹稿在怀”。刘邓野战军对每次战役都要写出总结和报告，这些基本上都是刘伯承、李达亲自写成。淮海战役歼灭黄维的初步总结，是由邓亲自主持完成的。邓亲自撰写的文件电报数量是很大的，仅上报中央的，每年就有几十份之多。作战科的人都说：“邓政委写文电报告又多、又快、又好。许多需要的有关数据，也记得非常准确。”
他说：刘邓对司令部工作要求极其严格，邓经常说：“你们的工作，是贯彻我们的作战计划和决心。你们工作得好与坏，成功与失误，是关系着千军万马的行动，关系着战役战斗胜败的大事。”邓极其郑重地告诫作战科人员：“你们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
刘邓要求参谋人员：第一，工作上做到快速，也就是快速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敌情、我情，并能及时上报，即刘伯承所说的“了如指掌”。同时，办事要快，“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这一格言，在战争上表现得最明显、最现实、最深刻。
第二，参谋人员报告情况要准确，写出的材料要真实，不能有差错，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作战问题上，一个问题，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的差错，都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作战科的工作一定要精益求精，准确无误。
第三，要求参谋人员要精通业务，熟悉情况，要熟知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诸多问题。邓是熟悉敌情的模范，对敌情比作战参谋记得还熟还准，他还经常出其不意地考参谋人员，如答不上，他就会笑道：“怎么你们青年人还记不过我们上年纪的人呀！”刘邓还要求参谋人员会写、会画，并要大事小事都会做。
刘邓直接到现场办公，参谋人员效率高，这就是刘邓作战指挥的基本特点。
在刘邓司令部里，没有繁文，没有缛节，大事小事一齐处理，作战命令当场可下，战略决心及时可定，战役指挥现场即可下达。
这就是刘邓的作战指挥风格。
张生华感切至深地写道：刘邓李三首长，感情异常融洽，亲密无间，工作十分协调，配合默契。在战役过程中，李达参谋长一向埋头苦干，自觉担负起许多具体工作。李处理不了的问题，邓政委就亲自主动找各纵队首长讲话，实施指挥。只有在战役发展遇到困难时，刘司令员才亲自出马。刘邓李作战指挥这种特点，各纵队领导都很熟悉。
对于刘邓，张生华的感触就更多更深了。他写道：刘邓两位首长互相尊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团结得像一个人，对人教育极深。邓常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刘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而刘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不只是张生华，刘邓野战军中所有的人，都对刘邓二人之间的亲密感受至深，也受益至深。
有人说，二野是最团结的。
这句话是对的。
二野的团结，始自于刘邓的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自从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经过半年的时间，我三路南下大军已在长江、淮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站住了脚跟。在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其他各战场，我军实行的进攻和反攻，也大量地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
中国的战争形势，已进一步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战争，已主要在国民党控制区域内进行了。
1947年底，毛泽东在陕北豪迈地指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1948年初，在南线的中原战场，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
国民党方面：国防部长白崇禧、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三员大将，率军三个整编军、三十七个整编师、八十六个旅，共六十六万人，占国民党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其下属计有胡琏、邱清泉、张轸、孙元良、斐昌会、张淦等诸多要员。
放下这六十六万的兵力且不用说，单说这白崇禧、顾祝同、胡宗南三人，也都来历不凡。
白崇禧乃桂系旧底，为人多谋狡黠，素有“小诸葛”之称。顾祝同出身黄埔，先后任过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要职，几十年来追随蒋介石，是蒋“剿共”的心腹干将。这胡宗南，乃蒋校长黄埔一期的得意门生，不但是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仗的一员军中上将，还是蒋的同乡，据说甚至曾被宋氏家族的爱女孔二小姐看中过。若非胡宗南本人不乐意，他早已当上宋氏家族的乘龙快婿了。
以上部署，可见蒋介石对中原战场之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