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宝长到6岁以后，郑板桥就把儿子带在自己身边，他亲自教导儿子读书，要求每天必须背诵一定的诗文，并且经常给小宝讲述吃饭穿衣的艰险，并让他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学洗碗，必须洗干净。到小宝12岁时，他又叫儿子用小桶挑水，天热天冷都要挑满，不能间断。由于父亲言传身教，小宝的进步很快。
当时潍县灾荒十分严重，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
一天，小宝哭着说：“母亲，我饿了，肚子一直叫唤呢！”
郑板桥的妻子拿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这是你爹中午节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走到门外去了。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这个用饥饿眼光看的小女孩，立刻将手中的窝头分一半给了小女孩。郑板桥知道后，非常高兴夸奖了儿子。
郑板桥对于女儿也非常关心。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女儿在诗画方面的水平也不低。眼看女儿就到出嫁年龄了还未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主动为女儿选择了对象，并且一反婚事大操大办的传统，而是自己亲自将女儿送到男方家里，让男方家人做了几个小菜，以示庆贺。当他要返回时，才告听子读书百病消
蒋士铨是清代诗人、戏曲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九年（1764）辞官后主持蕺山、崇文、安定三书院讲席。
乾隆称蒋士铨与彭元瑞为“江右两名士”。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并称为“乾隆三大家”。蒋士铨所著《忠雅堂诗集》存诗2569首，存于稿本的未刊诗达数千首，其戏曲创作存《红雪楼九种曲》等49种。
蒋士铨的父亲蒋坚是位秀才，性好任侠，擅长刑名之学，有古烈士遗风，曾长期佐幕于山西泽州，屡雪疑案，为当世所重，著有《求生录》四卷，《晋昌纪狱》二卷，《铁案》《剑旁诗》《书法指南辑说》各一卷。他的母亲钟令嘉也知书识礼，工诗善文，著有《柴车倦游集》。
蒋士铨出生时，家境清寒，但父母的知书识礼，却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蒋士铨4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读四书，因年幼不会拿笔，母亲便把竹枝削成条，然后折断，做成书中的撇、捺、点、横、竖等笔画，用来组合成字。抱着孩子在膝盖上识字。蒋士铨6岁的时候母亲教他练习拿笔写字。9岁的时候，母亲教蒋士铨习《礼记》《诗经》《周易》，和别家的孩子一起背诵。
蒋士铨10岁的时候，父亲担心他读书膝下，难免为平常儿，他日为文，亦不免书生态，便将他缚于马背，随他历游燕、赵、秦、魏、齐、梁、吴、楚间，让他目睹崤函、雁门的壮丽，历览太行、王屋的胜景，随后安排他就读于泽州凤台秋木山庄之王氏楼中。
凤台王氏是富甲一方的大户，楼接百栋，书连十楹，家藏图书非常丰富，蒋士铨在这里可以尽阅所藏，打下深厚的文学根底。蒋士铨15岁的时候，就修习完成了《诗》《易》《三礼》《三传》等九经，同时开始学习做诗。
蒋士铨15岁学诗，是从李商隐开始的。李商隐之诗格调浓艳，文字华美，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迎合了蒋士铨的需求，他爱之读之，数年中积下了不少的模仿之作。19岁这年的秋天，蒋士铨于病中咳嗽不能卧，一天晚上独坐绳床，见皎月穿窗，戚然而思，忽有所悟。于是强撑病体，起床点燃残烛，检出屉中所藏淫靡绮丽之书数十册，并所作艳诗四百余首，尽焚于庭中。又向天泥首悔过，发誓断除妄念。第二天买回《朱子语类》，细加研读，安排好日程自学。经过三个月的自我反思，他的病居然痊愈了。
1744年9月，蒋坚举家南下，为蒋士铨聘南昌张氏女，第二年冬天，他们结了婚。婚后，蒋士铨随父归铅山老家，就读于永平北门张氏塾中。
这年，正值殿撰金德瑛督学江西，来铅山，他读到蒋士铨诗卷，深以为奇，拔补他为弟子员，对他的试卷给了这样的评语：“喧啾百鸟群，见此孤凤凰，将来未可量也。”
此后，蒋士铨便从学于金师，“船窗署斋，一灯侍侧，凡修己待人之道，诗古文词所以及于古，孜孜诲迪，未尝少倦”，一年中他随金师游历了抚州、建昌、吉安、赣州、南安、瑞州等地，广结江西名士，学识大长，诗名浙著。金德瑛曾作诗赞誉他：“蒋生下笔妙天下，万马痦避骅骝前。老夫搜罗士如鲫，得尔少隽喜成颠。”
因为家境贫穷，蒋母在教儿子学习时，自己纺织，十分辛苦，但毫无怨言。蒋母有时烦闷或身体不好时，只要一听到儿子的朗朗读书声，百病就会全消。如此努力地培养孩子，终于把蒋士铨培养成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
由于慈母的逝世，蒋士铨离开了扬州，奉母归葬于铅山之鹅湖山下。
家居服丧期间，他积极向铅山县邑宰建议，修文峰塔，开焦溪坝，兴修紫溪黄柏坂水利，润田六千亩，建试院，开县东两耳门以利群众来往，皆被采纳实施。后蒋士铨病逝于南昌藏同，终年6l岁，归葬于江西省铅山县永平镇文家桥。
姚母吃香蛋试子办紊
清中期时的姚梁，字甸之，号佃芝，浙江庆元人，世居县城东隅的姚家村（今浙江庆元县松源镇姚家村。
姚梁自幼好学，23岁的时候保举优贡，清乾隆三十年（1765）顺天乡试考取举人，三十四（1769）年登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历任礼部主事、刑部员外郎、顺天乡试会试同考官、山东学政、饶州知府、川东分巡备道、江广按察司、河间府知府等职，所至皆有政绩。三十五年后封奉直大夫、中宪大夫、通议大夫，世称“三大夫”。
姚梁为官清廉，政绩累累，备受尊敬。这得益于姚梁从小受家庭诚信教育，至今在庆元地方上仍流传着姚母教子的故事。
有一年，朝庭赐封姚梁为察司，要他去各州府查办贪官污吏。这事被他母亲知道了，母亲深怕儿子胜任不了这桩大事，决定要试试他。
一日黄昏，姚梁刚从外面回家，母亲劈头便问他：“梁儿，我中午煮了一大碗香蛋，好端端地放在橱内，晚上打开橱门一看，竟少了三个，莫非是给媳妇偷吃了，你要替我查一查，我要对家贼施行家教！”
姚梁听了不觉好笑，心想家人吃几个香蛋，也值得这么认真。于是便对母亲说：“几个香蛋吃了便算，不必追究吧。”
不料他母亲却认真地说：“你连家中小事都分不清，还敢上州下府去查案？”姚梁一听明白了母亲的用意，随即找来几个脸盆、牙杯，盛上清水，叫拢母亲、妻儿等全家人，分给每人一个脸盆、一只牙杯，吩咐大家一齐漱口。并把口水吐入各自面前的脸盆水中。
姚梁一个个地观察过去，别人脸盆的口水都清清的，唯有母亲脸盆的口水漂着一些蛋黄碎。姚梁发觉吃蛋的不是别人正是母亲自己，他正在犯难时，而他母亲却在旁一味催促，问他：“查到了吗？”
姚梁说：“查是查着了，不过……”
他母亲紧逼着说：“不过要徇私对否。”
这时，姚梁实在无法只得壮着胆指出：
“蛋是母亲吃的。”
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能遇事细心，判事无私，我便放心了。”
不久，姚梁奉旨到各州府明查暗访，根据查到的实情，严办了一批贪官污吏。传说姚梁“为官清廉耿直，毫不徇私”，取信于民，这是母亲严格家教的结果。
张英教子“做人立品”
清朝时的张英，字敦复，号乐圃，是著名大臣张廷玉的父亲。张英敬信神佛，乐善好施，为官清正，对民生疾苦、四方水旱知无不言，深获康熙的信任。他写的家训《聪训斋语》中屡次提及做人要“立品”
“读经书、修善德、慎威仪、谨言语”。
张英在家教中从来不主张疾言厉色，而是使用日常的浅白语言，细致耐心。他教导儿子张廷玉如何为人处世时，说：“与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若鸾凤，宝之如参苓，必为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
有一件事情，父亲的处理让使儿子张廷玉也深受感动。清朝康熙年间，安徽桐城县发生了一件当朝宰相张英与邻居叶秀才为了墙基争地界打官司的奇闻。因为张英家要盖房子，地界紧靠叶家。叶秀才提出要张家留出中间一条路以便出入。但张家提出，他家的地契上写明“至叶姓墙”，现按地契打墙有什么不对，即使要留条路，也应该两家都后退几尺才行。
这时张英在北京为官，其子张廷玉也考中进士，在朝为官，老家具体事务就由老管家操办。俗语说：“宰相家人七品官”，这位老管家觉得自己是堂堂宰相家总管，况且这样建墙也有理有据，叶家一个穷秀才的意见不值得答理。于是沿着叶家墙根砌起了新墙。这个叶秀才脾气倔犟，一看张家把墙砌上了，咽不下这口气，秀才自己动笔，一纸状文告到了县衙，打起了官司。
一个穷秀才与当朝宰相打官司，而且理由也不十分充分，亲朋好友都为叶秀才担心，怕他吃亏，劝他早点撤诉，但叶秀才就是不听，坚持把官司打下去。张家管家一看事情闹大了，就连忙写了封信，把这事禀告了北京的张英。
不久，就接到了张英的回信。信中没有多话，只有四句诗：
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管家看了这首诗，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就来到叶家，告诉叶秀才，张家准备明天拆墙，后退三尺让路。叶秀才以为是戏弄他，根本不相信这是真话。管家就把张英这首诗给叶秀才看。叶秀才看了这首诗，十分感动，连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张宰相真是好肚量。”
第二天早上，张家就动手拆墙，后退了三尺。叶秀才见了心中也很激动，就把自家的墙拆了也后退了三尺。
于是张、叶两家之间就形成了一条百来米长六尺宽的巷子，被称为“六尺巷”。据说，这里成了桐城县一处历史名胜，一直保存下来。
张廷玉牢记父亲的教导，从小就熟读经书，待人宽厚恭俭，后任职大学士、军机大臣。后来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参加殿试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后，提出“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认为儿子还年轻，还该努力学习、磨砺，积攒福德，这样才踏实可靠，恳请将其子列为二甲，雍正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
张若霭后来在南书房、军机处任职，尽职尽责，谦虚自处，颇有其父的遗风。
人们都称赞张家家风淳厚，谦卑公允之心昭昭可鉴日月，祖孙三代都是为官清廉、人品端方、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
彭踹淑：从聪明和敏捷谈学习上的难与易
清朝官员、文学家彭端淑，字乐斋，号仪一，四川人，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lO岁能文，12岁入县学，与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在丹棱萃龙山的紫云寺读书。
在为官期间，彭端淑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已进入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
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但是，彭端淑经常写信给他的侄子们。他曾写过一篇《为学》的短文，是教育孩子要热爱学习的，将古文翻译过来的内容大致如下：
天下事有难易的区别吗？去做，难的事情也会变得容易；不做，容易的事也会变得难。学习有没有难和容易的区别呢？去学，难的也会变得容易；不容易的也会变得难。
即使我的天资愚钝，才能平庸，不如别人；但是我每天坚持学习，毫不懈怠，总会有成功的一天，到那时候，也就不觉得愚钝和平庸了。即使我的天资聪明，才能敏捷，加倍地高于别人；但是我把这些天资和才能都丢弃不用，那么，我和那愚钝平庸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孔子的学生当中，曾参是以钝拙出名的。可是孔子的学业最后却靠曾参传了下来。这样说来，聪明和愚钝的作用，哪里是一成不变的呢！
四川有个偏僻的地方，有两个和尚：一个穷，一个富。有一天，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去，你看怎样？”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去呢？”
穷和尚说：“我就靠一个水瓶、一个饭钵。”富和尚说：“我几年来都想雇船去一直没有办成。你凭什么能去得了？”过了一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告诉富和尚，富和尚感到很惭愧。南海就是浙江的普陀山，是佛教的圣地。
从四川到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远。
富的和尚去不了，穷和尚却去成了。
人的立志，难道可以不如四川这个穷和尚吗？所以，聪明和敏捷，是又可靠又不可靠的东西，自以为聪明和敏捷而不认真学习，那就会自取失败。愚钝和平庸对人的发展有限制作用，但是又不能完全把人的发现限制住。不为天生的才能所限制努力不倦地学习，才是真正求上进的人。
彭端淑的这篇短文是很有名的。
它不但鼓舞和激励了彭家的子侄，而且也鼓舞和激励了后来的许多青年人。
因为这封信写得感情真挚，分析透彻，实事求是，又举出生动的事例，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
戴荪和有问必答教戴震
戴震是我国清朝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他在哲学上留下了《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等著述，在对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在天文、数学、历史、地理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并且精通古音，对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也有重要贡献。
戴震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幼年家境比较贫闲。戴震聪明过人，私塾老师是他的族叔戴荪和。平日，族叔教书耐心，百问不厌，使童年的戴震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断地得到激发和鼓励。
一次，族叔给戴震讲《大学》章句，讲到“右经一章”以下时，戴震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族叔，你怎么知道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的呢？又怎么知道是‘曾子之意，门人记之’的呢？”
族叔便耐心地告诉他，这是现代大儒朱熹在注解上讲的。戴震又问朱熹是什么时候的人。孔子又是什么时候的人，当他得知朱熹和孔子生活的朝代相距将近两千年的时候，眨巴着两眼，突然提出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
“宋和周相距年代既然这么遥远，朱熹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呢？”
戴震的这个问题，使60多岁的族叔张口结舌。此时，这位老先生没有恼羞成怒，摆“师道尊严”的架子，训斥戴震，反而表扬了戴震追根求源、勤学好问的精神。
戴震在族叔的私塾里整整读了7年，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书本中每个字的意义都要弄得一清二楚。一次，族叔讲解杜甫的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戴震觉得族叔的“含”字讲得不够清楚，自己仔细琢磨以后认为：
“含，嵌也。窗外之岭，本来离窗很远，可是待人一到窗口，西岭之雪峰便进入眼帘，像画中雪景，当窗供人赏玩。”
戴震这种严肃的学习态度一直保持到后来，并且扩展到治学的各个方面。他受命纂修与农水有关的《河渠书》时，并不满足于已有的资料，多次走访农民，参加劳动，仔细观察灌田蓄水的工作，确实“胸有成竹”以后，方才下笔。由此可以看出，戴震的成就和族叔的教育有很密切的关系。
梁启超教育有道“满庭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