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诗》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一切都能够按部就班地操作时，戴望舒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以“新诗社”的名义，为《新诗》上推介的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出版诗集。1937年2月，《新诗》第1卷第5期预告了“新诗社丛书”不日即将出版，他们打算每月推出一位诗人的集子。最终，赵梦蕤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南星的《石像辞》、玲君的《绿》、纪弦的《火灾的城》、周煦良翻译的霍思曼的《西洛波州少年》得以出版，而徐迟的《明丽之歌》、李白凤的《凤之歌》、施蛰存的《纨扇集》和戴望舒翻译的《现代西班牙诗钞》、林徽因的诗集等，也都发布了预告。
徐迟后来回忆--
“创刊号在十月十日出版，头条是卞之琳的《尺八》。下一期又发了他的《鱼化石》，也是头条。这两期有金克木的《情诗》和第三期的《鸠唤雨》等。一批现代风格的新诗人玲君、侯汝华和南星、陈江帆和史卫斯、陈雨门出场了。路易士发表了《海之歌》、《诗四首》、《云及其他》、《时间之歌》、《诗二首》。他每期都有诗发表。我也是：创刊号上的《念奴娇》，我总以为是不像个样子的，但没想到其中还有些至今被人记得的句子；接着的一首《一天的彩绘》就像样些。接着是《六幻想》和《静的雪，神秘的雪》等，可以看出我不断进步的轨迹；最后还发过我的《假面跳舞会》一个试验性质的诗剧，这个试验不用说是很失败的了。
新诗社推出的女诗人，除方令孺和林徽因外，还有几位都是我去约来的稿子：严文庄在创刊号上的《弹肖邦作品二十八之十五后》和后来的《一串珍珠似的幻想》及《时光外两首》以及沈旭春在新人专号中的《恋如斯》也都是我经手约来发表的佳作。孙大雨译了勃莱克，梁宗岱也译了勃莱克和歌德，冯至译了里尔克，周煦良译了霍思曼的七首诗和艾略特的几篇论文，陈占元译了赫富曼斯塔尔的信。戴望舒自己，除了一首《赠克木》，一首《眼之魔法》，一首《夜蛾》外，还译了法国诗人希柏维艾尔和沙里纳思，俄国的普希金和西班牙的阿尔拉季雷，并写了评价他们的文章。《新诗》发表了莪茄即艾青的《夜的街》、《老人》、《马槽》和《晨歌》。名家和学者，如陈梦家、陆志韦、罗念生、罗莫辰都给了诗作。”
徐迟始终怀念着那个激越的年代，数十年后，他依然为《新诗》而兴奋不已：“在《新诗》这个刊物上，摆开了很强的阵容，展现了蓬勃的气势。半个世纪后，我协助编辑的《诗刊》，编辑的路子太狭窄，不尴不尬，根本不能比。”
纪弦也说，《新诗》广告中所说的“聚全国诗人于一堂，促进新诗坛之繁荣”，并非空洞的宣传，而是最终落到了实处，“1936年10月，《新诗》月刊的创刊号出来了，这是中国新诗史上自五四以来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纪弦对《新诗》推崇备至，后来他到了台湾，创办《现代诗》杂志，发起“台湾现代诗运动”，也可看作是《新诗》的某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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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戴望舒只是兢兢业业地完成着《新诗》的每一道工序，那么他或许可以被称为称职的编辑，或者优秀的编辑，但还算不上“伟大”。但他展现了他的伟大，因为他在编这本刊物的时候，始终坚持自己的个性和诗观，给刊物注入了生命。
戴望舒创办《新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能够真正做到南北融合，让每一种写法的诗人，都获得自己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当“好好先生”。他对诗歌的创作方式、诗人的流派，一向都是不拘一格的，但是对他认为明显有悖诗歌发展规律的作品，他批驳起来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
《新诗》第二期，戴望舒发表了《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批评了诗人林庚的创作。
林庚，1910年生于北京。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年轻时曾创作许多讲究格律音韵的“四行诗”，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戴望舒认为，“那是很坏的影响”；纪弦说得更具体，“在他写了不少自由诗之后，忽又开起倒车来，发明了所谓的‘四行诗’，而竟回到旧诗的天地里去了……”。新诗之所以发展起来，正是因为“旧诗”的束缚太多，已经不足以表现新的情感和思想，而林庚却在新诗渐趋成熟、影响日深的时候，转过头去捡起了“旧诗”，这自然让戴望舒很担忧，因为他看见诗坛可能出现的不良趋势，“虚荣的青年”、“大量地产生一些拿古体诗来改头换面的新诗”。因此，他感到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林庚先生并没有带了什么东西给现代的新诗；反之，旧诗倒是给了林庚先生许多帮助。”戴望舒甚至还把被他称为“新瓶装旧酒”的林庚的“四行诗”翻译成绝句，来为他的批评佐证。如林庚的《古城》：
西北风吹散了秋深一片云
古城中的梦寐一散更难寻
屋背上蓝天时悠悠无限意
黄昏来的冻意惆怅已无穷
便被戴望舒翻译成：
西风吹得秋云散
断梦荒城不易寻
瓦上青天无限远
宵来寒意恨当深
又把古人的诗作，如李商隐的《日日》：
日日春光斗目光
山城斜路杏花香
几时心绪浑无事
及得游丝百尺长
翻译成林庚的“四行诗”：
春光与日光争斗着每一天
杏花吐香在山城的斜坡间
什么时候闲着闲着的心绪
得及上百尺千尺的游丝线
戴望舒一向认为，“现代诗歌之所以与旧诗词不同者，是在于它们的形式，更在于它们的内容”。通过古诗和“四行诗”可以相互改写，戴望舒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因此他试图用严厉的批评阻止这种“坏的影响”，让诗人们真正认识“新诗”，并“把握住它的现在”。
戴望舒对林庚的严厉批评更多是出于对诗坛风气的担忧，并试图让林庚们回到正确的方向上，虽然尖刻却不乏劝诫的意味，在与左翼作家的争论中，他却选择了针锋相对，不留一点情面。梁宗岱曾说“我们的诗坛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论战，所谓‘纯诗’与‘国防诗歌’”，说的便是此事。
细心的研究者注意到，身为左联的一员，且对革命文学充满感情的戴望舒，在《新诗》中，并未给左翼作家多少展示的机会。
其实，戴望舒是有革命情结的，在上海读书时，便参加过游行，还加入了共青团，做一些发放传单和联络之类的工作，后来认识了冯雪峰，在冯的影响下更是大量接触了无产阶级文艺，在早先办的刊物上，也大量刊登了革命文学作品和理论。但他同时又对革命保持着距离，尽管革命的激情让他热血澎湃，但革命的残酷却是他不愿意接受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的创作是自由的，不被政治所左右，因此，他加入左联后又自觉地疏离左联，也正是因此，他在《新诗》上明确提出：“本刊是不谈政治无关党国的。”冯雪峰理解他的想法，把他当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但别人就未必愿意容忍他了。
《新诗》在全国诗坛掀起新浪潮的时候，左联的刊物《新诗歌》也正好势头强劲。左联以《新诗歌》为阵地，发起了“国防诗歌”运动，在当时的诗坛，也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国防诗歌”的概念是周扬从苏联引入的，很快便在左联倡导下发展起来。它有两个要求：“以反帝及组织民众鼓吹民众锻炼民众为内容”，“以大众文化为惟一条件，作为形式去传达内容”（蒲风语）。这样的创作观，自然和艺术至上，主张“纯诗”的戴望舒背道而驰。在戴望舒看来，诗歌可以承载抗争、国防、唤醒民众等使命，但这“诗”却首先必须具备诗的品质。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戴望舒和左翼作家们的想法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戴望舒虽然是左联成员，其实那里却没有他的位置。一些左翼作家甚至开始攻击戴望舒。蒲风就曾对戴望舒冷嘲热讽，“要想在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里找到大众的怒吼，前进的讴歌，我们定会得到百二十分的失望”，“好像一些落魄的地主贵族永远不忘怀昔日的光荣豪华一样”，“轻轻地唱出他的虚无，写出他的古旧的回忆，他诚有没落后投到都市里来了的地主的悲哀啊”。这实际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文学批评的范畴。而柳倩、江漓、一钟、方殷等，也先后发表针对戴望舒的文章。
戴望舒并未退缩，他正面回应了左翼作家的指责：
“这些人的意思，一切文学都是宣传，他们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盲目的工具，便以为新诗具有一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了。”
对于“国防诗歌”，他也丝毫不假辞色：
“反观现在的所谓‘国防诗歌’呢，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脚韵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辞而已。”
“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是能够写出好诗来。”
“‘国防诗歌’……所采取的形式，它的表现方法，它的词汇等等，都是不能和大众接近的……”
值得称道的是，即便和左翼作家们激烈交锋时，戴望舒依然坚持自己的编辑原则，以诗歌的质量为准。《新诗》排除了大多数左翼作家，是因为诗学观点存在根本的分歧，更因为戴望舒认为“国防诗人”们文学素养太差，完全是业余的水准。但戴望舒并未刻意地对左翼诗人关上大门，艾青就是典型的例子。与戴望舒同为浙江人的艾青，是左翼诗人中的一员猛将，他的诗观符合“国防诗歌”的基本要求，认为诗歌就应该大众化、为国家民族服务，但他的作品却打动了戴望舒。戴望舒在《新诗》第三期上，编发了艾青的诗歌，并激动地带着刊物，去造访艾青。不巧，艾青有事外出了，他只好留下名片而去。艾青回来看到名片，兴奋异常，立即回访。两位诗人的友情便由此开始。戴望舒对艾青颇为器重，后来在《新诗》上，多次发表了艾青的诗歌，极力把他推向了诗坛的更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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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10月创刊，到1937年8月停刊，《新诗》一共发行了十期，发表了中外诗人的诗作四十余首，译介了许拜维艾尔、里尔克、普希金、歌德、叶赛林等十位欧美重要诗人的作品，同时也发表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正如创刊时所说的，《新诗》在这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真正做到了“使这枯萎的中国诗坛繁荣起来”。《新诗》集结了活跃在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为他们建造了一个大气的、共同的舞台，使他们得到了相对良好的交流环境，不同派别逐渐开始交融。《新诗》的作者，不少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本刊物的重要地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开始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在炮火中，《新诗》被迫停刊。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歌刊物，在1937年8月，被战火终结。
抗战的灵魂
南渡香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打响了全国抗日战争第一枪。
很快，日本人就开始进攻他们垂涎已久的上海--远东第一大都市，贪婪的日本人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个都市？
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尽管中国守军浴血奋战，却最终没能抵挡住日军的炮火，坚守三个月之后，上海终于在11月12日沦陷。
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给了当时定居上海的戴望舒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时戴望舒刚与穆丽娟结婚不久，感情稳定美好。他们所居住的亨利路永利村30号也成了当时上海文艺界名人们的重要集散地，这里的沙龙和舞会，同样令人着迷。也是在这个时期，戴望舒创办了一本重要的刊物《新诗》。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日本人的疯狂进攻使一切都成为了泡影。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在舆论宣传方面采取了高压政策，一切与日军意愿不合拍的言论，均被禁止。许多出版社、杂志社被整顿或撤销，文人们失去了往昔的园地，更是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在高压之下，许多文人选择了封笔，也有不少文人改写一些风花雪月、无关痛痒的文章来谋生，自然也有一些人自甘堕落，做起了日本人的鼓吹手，歌颂起了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戴望舒则靠翻译来养家糊口。这段时间，他编译的《现代土耳其政治》，其实是带着借土耳其来影射中国的意思，“土耳其之引起我们之研究的兴趣，实在是因为它和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土地的丧失，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内政的腐败，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侵略，种种国权的丧失，还有不平等条约的缔结等等”。甚至发出“与其受人宰割，不如起来拼一死战”的呐喊。这自然是日本人不愿意见到的。挑战日本人的底线，展现了戴望舒的勇气，但也使他察觉到了危险和压力。最终，他决定带上妻子穆丽娟和出生不久的女儿戴咏素南渡香港。
当时，香港在英国的管辖之下，而英国和日本在外交上尚属友邦，因此，香港得以偏安一隅，国内的许多文人都纷纷前往那里避难。此前，戴望舒曾经把自己的诗歌翻译成法语发表出来，香港大学的法国教师马尔蒂女士读到之后，非常欣赏，又得知了诗人的处境，便写信邀请诗人移居香港。这样，香港便自然成了戴望舒逃离上海之后的第一选择。1938年5月，戴望舒携带妻女，与徐迟一家、叶灵凤夫妇等共同搭乘“芝沙丹尼”号邮轮，前往香港。
《星座》副刊：抗日的阵地
到了香港之后，戴望舒一家先是居住在学士台。当时从内地到香港的文人，如丁聪、穆时英、杜衡、徐迟、袁水拍、纪弦、胡兰成、叶浅予等，大都住在附近，往来频繁。
不久后，马尔蒂女士邀请戴望舒一家搬到自己管理的洋房居住，这是一栋三层楼的花园洋房，背山面海，旁边又有树林小溪，自然是诗人所喜爱的，诗人把这房子的名字翻译为“林泉居”（英文原文是Woodbrook Villa）。戴望舒一家住在二楼东侧。他在这里曾经度过幸福的时光，“这带露台，这扇窗，后面有幸福在窥望”（《过旧居》），他可以潜心写作和翻译，安心阅读，也可以和朋友们自由地交流、聚会。
但在这样的幸福安宁中，戴望舒并没有忘记战火纷飞的内地，并没有忘记在民族危亡面前，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他甚至曾打算在妻儿安顿好后，只身返回内地，参加抗日活动，但最终未能成行。或许在他最擅长的领域，来发出抗日的呼声，才是最好的选择。
来到香港后不久，戴望舒便找到了工作。那时，“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儿子胡好正在筹办《星岛日报》，打算办一个文艺副刊，戴望舒经人推荐，便去与胡好见了面。胡好虽然年仅十九岁，但老成干练、处事果断，令戴望舒非常欣赏；而戴望舒的才华，也很快征服了年轻的胡好。这样，《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就交给戴望舒来做了。
副刊的名字之所以叫“星座”，“取义无非是希望它如一系列灿烂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着”。
在创刊词中，戴望舒写道：“《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上。编者和读者当然都盼望着这阴霾的气候早日终结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得比目下痛快些。但是，若果不幸还得在这阴霾气候中再挣扎下去，那么，编者唯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能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让《星座》成为“阴霾”中的“希望”，这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其实已经不仅是暗喻了。
在元旦专号上，他又发表了自己的诗作《元旦祝福》，向读者们传达着呼之欲出的战斗激情和坚定的信心：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