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主持《星座》副刊期间，戴望舒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星座》迅速成了抗日文学的阵地。郁达夫、萧乾、沈从文、卞之琳、艾青等许多作家都把作品交给了《星座》，以至于戴望舒可以骄傲地宣称：“稿子方面一点也没有困难，文友们从四面八方寄了稿子来，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们，也不断地给供稿件，我们竟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老板胡好也根据大家的意愿，把具有投降倾向的总编辑樊仲云解聘了，任命了新的总编，理顺了内部的问题。既宣传抗日，且又有众多作家支撑，《星座》在香港影响日深，连带着令《星岛日报》也增加了许多订户。
但戴望舒等人也时常感到无奈。那时英国和日本外交关系良好，英国人不愿意得罪日本人，便祭出了绥靖政策，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姑息观望的态度，在香港，更是严格控制中国人的抗日言行。《星座》因为积极宣传抗日，成了重点检查对象，许多文章在排版之后的审查中被拿掉，这使戴望舒非常愤怒。他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他和《大公报》副刊的负责人萧乾约好，如果有文章因为涉及抗日被拿下，便不再像以往一样补上新的文章，而是就让被拿掉的那个板块空着，“好让读者领教一下香港有多么民主”。到后来，这种“开天窗”的无声的反抗也被禁止了。因为刊登过激的言论，戴望舒多次被香港当局传召，有一次收到内地寄来的一包宣传抗战的材料，他又被警署传唤警告，这令他十分沮丧，“现在还没有亡国，就尝到了亡国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国奴，这寄人篱下的生活，那就更难过了。”
“文协”和《顶点》
在戴望舒主持《星座》副刊的过程中，他还参与了两件大事。一是加入“文协”并成为领导，二是与艾青共同创办了《顶点》诗刊。
“文协”全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后来因为要适应环境，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文协”成立于1939年3月，由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担任负责人，戴望舒当选为首届干事，兼任研究部及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周刊编委。根据徐迟后来的回忆，这段时间的“文协”，许地山似乎更多的是挂个名而已，实际上的领导人却是戴望舒，因为“他的手上有个《星岛日报》副刊，其名曰《星座》，是一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他”。在“文协”，戴望舒宣传抗日之余，尤其重视培养文学青年，“从来不吝惜他的精力”（冯亦代语）。戴望舒曾经以“文协”的名义，开办过青年文艺讲习班，请了施蛰存来组建和管理，此外还请了冯亦代、徐迟、袁水拍等人来讲课、作报告，为“文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扩大了“文协”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为香港文化界培育了新生力量。此后，戴望舒又组织了纪念鲁迅逝世，以及纪念鲁迅诞辰的活动等，这些活动都是以纪念之名宣传抗日，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协》周刊的发行，也使戴望舒绞尽脑汁，他不得不求助香港的各家报社，恳请他们轮流帮着出刊。
戴望舒也和艾青取得了联系。这时，他曾经在《新诗》月刊上重磅推出的青年诗人艾青在诗坛已经颇具影响了。艾青也离开了上海，辗转杭州、武汉等地，最后到了桂林，主持《广西日报》的副刊《南方》。戴望舒一手创办的《新诗》毁于战火，不能不说是一件莫大的憾事，与艾青联系上之后，戴望舒心里又升腾起办一份诗歌刊物的想法。他与艾青商议，“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用这笔作者们献出来的稿费作为启动资金，让《新诗》复刊。但最终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最后两位大诗人通力合作，一在香港，一在桂林，经过大量书信往来，终于在1939年7月，创办了诗刊《顶点》。这是一本高水平的诗刊，在诗坛引起了关注。在这期《顶点》上，戴望舒发表了自己翻译的《西班牙抗战谣曲钞》中的八首，包括阿尔倍谛的《保卫马德里？保卫加达鲁涅》、阿莱克桑德雷？梅洛的《就义者》等，意在借西班牙抗战来激励国人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在《编后杂记》中，编者说：“《顶点》是一个抗战时期的刊物。它不能离开抗战，而应该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这里可以看出戴望舒抗日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当然，戴望舒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这正是他最令人敬仰之处，他接着说道：“但同时我们也得声明，我们所说的不离开抗战的作品并不是狭义的战争诗。”他认为，《顶点》作为一本诗歌刊物，除了抗战的使命，还应该有更重要的意义，任重道远，“使中国的新诗有更深远一点的内容，更完善一点的表现方式”。
但《顶点》的创刊号却成了它的绝响。本来第一期已经开了个好头，后面的工作应该水到渠成，戴望舒和艾青也都开始着手编辑第二期了，刊物却在这好势头中突然被迫停止。“《顶点》的出版是很好的起点，可惜这个名字不好，也难怪这起点就是顶点，再也无法往前了，自然只出了一期，就得寿终正寝了。”（徐迟语）
出于对外宣传中国抗战的需要，老舍代表“文协”重庆总会出面授权戴望舒办起“文协”总会的对外宣传抗战的英文刊物：CHINESE WRITERS（即《中国作家》）。戴望舒精通法语，但对这本英语刊物却有劲无处使，不过作为主要负责人，他还是尽力做好了自己的工作。
抗战中的友情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香港“文协”，使“文协”声誉日隆。国民党政府便支持简又文在香港筹建了“中国文化促进会”，想把戴望舒拉拢进去，靠他的名声赚取影响力，戴望舒很快便和他们划清了界限。汪精卫政府也在香港组建了“中华全国和平救国文艺作家协会”，网罗了被《星岛日报》解聘的樊仲云来管理。一时间，香港文艺界呈现出鼎足而三的格局。一些原来“文协”的会员，在诱惑之下，转而投向亲日的“中华全国和平救国文艺作家协会”，其中便包括了戴望舒的多年好友杜衡。杜衡的变节使戴望舒既震惊又痛心，他当即宣布开除杜衡“文协”会籍，并从此与杜衡绝交。不久，纪弦也依附了樊仲云一方，戴望舒得知后，极为愤怒，他在给艾青的信中写道：“路易士（纪弦）已跟杜衡做汪派走狗，以前我已怀疑，不对你明言，犹冀其悔改也。”
戴望舒对穆时英的态度也是如此，并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大舅子而稍有缓和。1940年春天，穆时英受汪派汉奸头目丁默邨的邀请，回到上海办报纸。在香港有人向戴望舒问起怎么好久不见穆时英了，戴望舒答道：“不必想到他了。走了，不在了，到上海去了。这是他留给我老婆的信。真是糟糕得很！”到了6月，穆时英被暗杀。他被认为是汉奸，尽管后来有人试图为他翻案，但至今尚未有定论。在当时，他的汉奸身份，却是很明确的。穆丽娟因为自己的哥哥身亡而悲伤，戴望舒竟然冷漠地说：“哭什么，他是汉奸！”这话确实已没有任何感情和温度可言，对穆丽娟自然是极大的伤害，甚至可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这样一句话，是缺乏人性的。但这句话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戴望舒对汉奸的痛恨之情。
有人离去，就会有人到来。戴望舒的身边并不缺少朋友，除了老友施蛰存、徐迟、叶灵凤等，在香港，他又交了袁水拍、冯亦代等新朋友。他与冯亦代的相识颇有戏剧性：一天冯亦代到《星岛日报》社找朋友，戴望舒见到了，觉得面熟，便攀谈起来，原来是杭州老乡，在亲戚家里见过，但从未打过交道，竟在香港相遇，并结成了朋友。
此外，他还交了两个朋友，是一对夫妻--萧红和端木蕻良。
萧红原名张乃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1911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她与第一任丈夫萧军相遇之后，走上了写作之路，就连鲁迅，对她的才华也是很看重的。她在短短三十一年的生命中，留下了《呼兰河传》、《生死场》这样的杰作。她曾是左翼作家，但后期的作品如《呼兰河传》等显示出对人性和个性的坚决追求，因而偏离了左联的要求，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点和戴望舒是很相似的。1938年，萧红和萧军分手，随后她与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结婚。
端木蕻良生于1912年，小萧红一岁，是辽宁省昌图县人，主要作品有《科尔沁旗草原》、《曹雪芹》等。
戴望舒在编《星座》的时候，曾向当时居住在重庆北碚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约稿，萧红把《旷野的呼喊》交给戴望舒连载，而手中没有现成稿子的端木蕻良，也把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大江》以随写随发的形式交了出来。
1940年，日军频繁地对重庆实施轰炸，刚好香港大时代书局打算邀请端木蕻良去做《大时代文艺丛书》的编辑，萧红和端木蕻良便决定前往香港。
虽然从未谋面，但戴望舒的热情，远远超出了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想象。他热忱地为二人介绍朋友，让他们能够更快地熟悉香港，适应这里的生活，并快速融入到从香港文艺界中来。他还多次邀请二人去家中做客，甚至提出让他们搬来同住，此事因为二人已经租定了房子而作罢，但他们因此深为感动。萧红把她的杰作《呼兰河传》也交给了《星座》连载，这既是出于对戴望舒的感激，也是源于对戴望舒艺术眼光的信任。端木蕻良则因为和戴望舒职业同为编辑，有了更多的话题，加上对文学和抗战事业的热情，往来也很密切。
1942年初，萧红这位饱经沧桑的女作家虚弱的身体再也无法维系她的生命，便在三十一岁的年华匆匆离去。两年后，戴望舒在凭吊萧红时，作了《萧红墓畔口占》一诗，这首诗堪称杰作：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留守香港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发动太平洋战争。作为美国的盟友，英国立即对日宣战，两国关系破裂，日本也开始无忌惮地进攻香港。
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摹琦正式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这一天成为香港历史上的“黑色圣诞节”。
那时的港岛，人心惶惶。中共东江纵队在1942年初组织了营救行动，把宋庆龄、茅盾、丁玲、邹韬奋、梁漱溟、何香凝等八百余名各界名人从香港转移到了内地大后方。以戴望舒在文坛的声望，他必然会出现在营救名单上，但他却坚决选择了留守。
对于戴望舒的选择，徐迟给出了两个解释，一是诗人舍不得他的书，又无法带走，所以甘愿留下。
“还在林泉居住着的诗人，每天盘弄他的藏书。……一天天的就这样给书搬家，他是六神无主了。
我们则每天出去奔走，看能怎么走出香港，回到内地去。我们约他一块儿走，他说：‘我的书怎么办？’”
诗人是爱书的，舍不得书因而不愿离开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说这是诗人选择留下的主要因素，则是缺乏说服力的。
徐迟又提出了第二种可能：“看样子他不会走了”，“也许他是在等丽娟到香港来吧，他是下不来面子的，不愿去上海乞求丽娟的，他只好在这里等着事态的发展”。
那时戴望舒和穆丽娟感情已经破裂，穆丽娟带了女儿回到上海。爱人的弃他而去，使戴望舒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对她的爱情。但这时为时已晚，穆丽娟已经决定要离开戴望舒。
戴望舒曾前往上海，试图挽回，遭到拒绝。这时，汪精卫政府的汉奸头目李士群想要笼络戴望舒，他许诺如果戴望舒为他们办事，他保证让穆丽娟回到戴望舒身边。戴望舒并不受他诱惑，明确答复：“我还是不能那样做。”
返回香港后，戴望舒一直在无望地期待穆丽娟重回他的身边。他必须留在香港，在渺茫的希望中等待一位对他而言极为重要的人，这或许才是促使他留下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对于他的留守，还有第三种说法。冯亦代晚年时续弦的夫人黄宗英曾写道--
我问亦代：“东江纵队从香港搬出进步文化人士是有组织的，为什么要留下戴望舒？”
“需要。”简单的回答并不因为冯大病后语迟。
“解放后也没说明白？”
“不了了之。”
“那望舒的心情……”
“看得很淡。”我深知“看淡”中已回肠百转。
“究竟谁让他留下？”
“小开。”
小开即是潘汉年，当时的营救工作便由他负责，他要求戴望舒留下，自然是因为有任务要交给戴望舒，或许是希望在文艺界保留住自己的旗帜，不至于全部是亲日的声音。
黄宗英的这个说法，尚没有得到更明确的佐证。但冯亦代与戴望舒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也没必要对自己的老伴说谎，所以还是有可信的一面。其实，戴望舒作于1944年的《等待（其二）》，似乎也可以作为一种证明：
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
看血污的铺石上徘徊着鬼影，
……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
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
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练，
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
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后面。
谁走了？谁把诗人独自留下？诗人感觉被谁遗忘？他要成为证人来做谁的耳和眼去看去听，做谁的心去经历磨难？诗人没有言明，但其中的辛酸，从字句间流淌出来。
被囚禁的诗人
早在青年时代，还在震旦大学读书的戴望舒就曾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拘捕并关押了一夜。如果说那只是一次过于严厉的教训，令戴望舒开始认识到革命残酷的一面，那么，他在沦陷后的香港所遭遇的，则是大得多的磨难和考验。
1942年3月，戴望舒正在理发，两个黑衣人突然走近他，说道：“戴先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这两个人是日本特务，他们终于把手伸向了诗人。
日本人最初的打算是，通过诱惑和胁迫，使戴望舒答应与他们合作，提供“文协”会员的名单，以便让他们按照这份抗日文人的名单，逐个消灭，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戴望舒作为“文协”的领导人，对此自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知道。”
诗人的好友端木蕻良也是日本人急于对付的目标。端木蕻良一向在抗日活动中表现突出，大大触怒了日本人。日本人知道戴望舒和端木蕻良关系密切，便想从他口中了解端木蕻良的行踪，甚至提出让他出面指控端木蕻良的抗日言行。戴望舒依然平静地回答：“不知道。”
反复的拒绝使日本人恼羞成怒，他们以“宣传抗日罪”把戴望舒关进了监狱。
阴森潮湿的牢房大大损害了戴望舒的健康，原本已有哮喘病的他，病情越发严重，身体渐渐变得虚弱不堪。更要命的是，他不得不时常面对日本人的审讯。日本人在审讯过程中，动辄对戴望舒施以拳脚，甚至施以种种酷刑，戴望舒一一咬牙承受了下来，坚决不向日本人吐露一个字。
这段噩梦般的牢狱生涯，深深印在戴望舒的心中，令他无法忘却。两年后，他在《等待（二）》中写道：
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
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
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
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
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
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
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这或许便是他在狱中经历的种种非人的折磨投射到了文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