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总是由一些地点构成。某几个地名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经历，或许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地名终将成为某一个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背景和坐标，成为他自己的地理。对于诗人戴望舒，留下他生命印记的地点主要有--杭州、上海、松江、巴黎、里昂、香港和北京。
北京之一：朝晖或夕照
1950年2月28日，北京，南池子。
室外的光线透过狭长的窗子，照进室内，经过玻璃折射的光线照到屋里一个高大男子的身上，又把他的影子投射向远端的墙壁。灰尘在光线中飞舞，使整个场景显得十分宁静。但这宁静随即便被一阵剧烈的喘息声和咳嗽声打破，就像一场暴雨终于挣脱了厚重的乌云的束缚，雨水突然倾泻下来，波澜不惊的场景顿时变得波涛汹涌，那高大男子的身影便如风浪中的一条小船，颠簸浮沉，不由自主，直至这一轮的风浪过去，这一轮的喘息和咳嗽才停止。
高大男子的脸庞因痛苦而扭曲，他看来只不过是中年，面容依旧年轻，但他魁梧的身体却显得说不出的苍老，摇摇欲坠，仿佛疾风中挂在枝头等待最终飘落的树叶。他蹒跚着走到书桌前，每一步似乎都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迈得出去。他清楚自己的症状，喷雾剂已经无法再带给他安慰，他决定再给自己来上一针麻黄碱，把这可恶的哮喘平息一下，以便换得片刻的安宁。他加大了剂量，随着药水流进静脉，又随着静脉流经全身，他感到那双撕扯着他的肺和气管的无形的手渐渐放松下来，他想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突然，他的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像一阵密集的鼓点，他刚刚松弛下来的身体随之颤抖起来。他伸出手，似乎想在眼前的光线中抓住点什么，但最终他什么也没能抓住，意识逐渐模糊，如潮水退去。他终于倒了下去，最后的时间变得缓慢，许多影像又重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杭州：成长和烦恼
时间退回到1905年。
像别的任何时候一样，世界按照自己的步伐，在时间的旷野上，平静地前行。
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要说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诗人、翻译家、文学家戴望舒就诞生在这一年。
戴望舒的具体出生日期，不同的资料有着不同的说法，有说生于3月5日的，有说生于10月23日的，有说生于11月5日的。但其实，不论出生于哪一天，都不会影响戴望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1905年，杭州。
这座古老的城市名列中国“七大古都”之一，人杰地灵，醇厚的文化底蕴从它的内部散发出来，从容地浸润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纪初的人们并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世纪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经历着时代变化的动荡，但生活依然平静。
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四周的宁静，孩子的出世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让这户姓戴的人家顿时充满了喜气。
这个婴儿，正是戴望舒。
他的父亲戴立诚，字修甫，是一名职员。母亲卓文临，字佩芝，出身于书香门第。他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姐姐，名叫戴瑛。
儿子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父母满怀希望地给新生儿子取名为戴丞，表字朝寀。“丞”和“寀”都有“官”的意思，这意味着，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顺利地走上仕途，平步青云，而这正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期盼。
戴望舒的童年生活本应该是波澜不惊的，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也足以自给。严父慈母的关爱使他的童年在安定的环境中度过，尤其是母亲卓佩芝女士，因为出身于读书人家，常常给年幼的戴望舒说一些文学典故，这或许正是戴望舒的文学启蒙课。
不幸的是，一场天花给戴望舒的童年乃至整个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经过细心调理和治疗，侥幸自病魔的手中逃脱，但这场可怕的疾病终究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瘢痕，这终生伴随着他的印记，使敏感的他陷入到一种莫名的自卑之中。年幼时，戴望舒便常被一同玩耍的小伙伴们戏称为“麻子”，直至成年后，也常被朋友们善意地取笑。一次和杜衡、纪弦、张天翼等朋友在酒楼吃饭，戴望舒说：“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身材最高的纪弦答道：“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听不明白，杜衡解释道：“不就是麻子吗！”戴望舒虽不因此生气，但这些玩笑终于在他的内心形成了无法化开的块垒，随之而来的自卑笼罩了他整整一生。
四岁时戴望舒随父亲移居北戴河，回到杭州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那时，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新式的学堂正在兴起，但传统的学堂依然占据着主流的位置。戴望舒的父母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讨论，最终在返回杭州一年之后，即戴望舒八岁的时候，做出了决定。戴望舒根据父母的意愿，进入杭州鹾务小学学习。鹾务小学是杭州当时教学质量最好、管理最严格的学校，校长是一位典型的守旧派老夫子，对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十分偏爱，同时又是一位书法家，对学生的教育有着旧式私塾先生的古板和严谨，学生们在学校除了学习国学，还要练习书法和太极拳等。小学时代的学习，为戴望舒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化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同年，十四岁的戴望舒考入了杭州宗文中学。这是一所只招收男性学生的私立中学，在当地享有极好的口碑。宗文中学的校长同样是一位旧派的先生，思想保守，对新文学嗤之以鼻。但正是在这里，戴望舒开启了他一生的文学之路。当人在一个领域中的工作得到别人积极回应的时候，这无疑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动力。人们总是需要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尤其是在人们刚刚走进某一领域的时候，更需要来自伙伴们的激励和批评。在宗文中学，他认识了戴克崇（杜衡）、张原定（张天翼）、叶为耽（叶秋原）等人，并成为好朋友。
而在1921年，十六岁的戴望舒结识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人物--施蛰存。施蛰存祖籍也在杭州，八岁时全家迁到松江。他们因为各自对文学的热爱而结交，互相钦佩，一见如故，但最开始他们只把对方当成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相识对各自的一生将会产生如何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也完全无法预知，他们的相识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相识之一。
此后，戴望舒与朋友们成立了文学社团“兰社”，并创办了社团刊物《兰友》旬刊，戴望舒自己担任编辑部主任，而编辑部也设在他的家中。“兰社”虽然并不是一个成熟和成功的文学社团，社刊《兰友》更是把内容定位在以旧体诗词和小说为主，但这却是戴望舒和他的朋友们进入文学的第一个脚印。戴望舒本人也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向上海的刊物投稿，他甚至尝试了翻译欧美文学作品。
杭州，这座充满浓郁人文气息的城市，见证了戴望舒从呱呱坠地到成为文学青年的成长历程。这个时期，他和朋友们创办了自己的文学刊物，他的小说《债》、《卖艺童子》、《母爱》等以及一些短文和译作先后在《半月》、《星期》等刊物上发表。杭州把江南的灵秀之气注入戴望舒的灵魂，江南的烟雨和缠绵注定要陪伴他一生。尽管戴望舒还没有真正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而仅仅是表现出了对文学的向往，并尝试着向文学之路迈出了第一步，但这对于他今后的整个文学生涯无疑是重要的。没有这个开端，就不会有后面随之而来的丰硕成果。在这里，年少的戴望舒，犹如一只渴望飞翔但却羽翼未丰的幼鸟，尝试着向文学的天空发出了自己青涩的声音，尝试着张开自己幼小的翅膀。
上海之一：激情年代
1923年，戴望舒结束了四年的中学时光。从宗文中学毕业后，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五四运动虽然过去几年了，但这场运动传达出来的启蒙思想却越来越深入人心。小学和中学都是父母做主替他选择的，多年来僵化的传统教学模式，让他越发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现在，十八岁的戴望舒将要根据自己的志愿，为自己选择一所大学。
刚好，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的好友施蛰存因为思想激进，受到学校的排挤，自动辍学，两个好朋友于是同时考进了上海大学。
上海早在1842年便在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被指定为通商口岸。几十年来，各国人士多从此经过或在此停留，上海成为了一个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集散地。外国人带来的西方的民主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座充满张力的城市，使它散发出诱人的气息。
当时的上海大学，创办时间并不长，规模不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也只能说一般，但却像上海这座城市一样，充满青春的激情。上海大学的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但其骨干力量却是由共产党人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构成，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陈望道、萧楚女、茅盾、田汉、任弼时、俞平伯等当时都在上海大学任教，他们传达给学生的，无疑是在那个时代看来充满活力，甚至显得有些激进和危险的思想。而这正是上海大学最符合青年学生心理需求、最能吸引青年的地方。戴望舒和施蛰存两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年轻人，无疑感受到了这种来自内心的召唤。
大学让戴望舒进入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体验。他和茅盾、田汉等教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常在课后交流，这在由老派读书人主持的学校是不可想象的。在大学，戴望舒也结交了不少新同学，丁玲、孔另境等都在其中。老师们上课的内容也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田汉在课堂上介绍的法国诗人魏尔伦，更是成为青年戴望舒心中的偶像，成为他毕生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除了主修的文学课程，戴望舒还经常去社会学系旁听，这也有助于他接受更系统和深刻的革命理论，同时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
在这段时间，戴望舒开始了他的新诗写作，这意味着他逐渐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他最初只是为了纯粹的表达的需求而写作，这部分作品他几乎从不示人，似乎只是写给自己看看，直到后来他办了第二个文学刊物《璎珞》，才陆续发表出来。这些作品以抒写个人的情绪、情感为主，并未与令他热血澎湃的革命互相交叠。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残酷压迫和血腥镇压激怒了国人，学生、工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上街游行抗议，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上海大学自然也在其中。戴望舒也参加这次游行，这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如此沸腾的激情和风云变幻的局势。人们的抗争换来更疯狂的血腥镇压，而表现激进的上海大学也不得不面临被查封的结局。
失学的戴望舒只好转而进入震旦大学，他在这里结识了后来成为“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的刘呐鸥。不久杜衡和施蛰存也来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终于又聚首了。
震旦大学由法国教会主办，设有特别班，招收中国学生学习，一年期满达到要求便可推荐到法国留学。年轻的戴望舒自然是对法国充满向往的--或许所有的文学青年都梦想着深深散发艺术气息的法国。但造化弄人，数年后，当他正式踏上前往法国的旅程，他却并不觉得高兴。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在震旦大学，戴望舒的老师是一位名叫樊国栋的保守的法国神甫。这个神甫对学生非常严厉，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记下学过的法语课文，不能背诵的学生将遭受惩罚。这种教学方式当然很枯燥，与戴望舒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似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樊神甫严厉的要求之下，戴望舒的法语基础也打得极为扎实。有扎实的基础，可以轻松阅读原文的戴望舒不再满足于樊神甫要求学习的课文，对文学的敏感，使他的关注点从被奉为经典的浪漫派转向了象征派，乃至新兴的后期象征派。
这段时间，戴望舒和施蛰存等一起自费创办了《璎珞》杂志，编辑部设在松江施蛰存的家中，刊登他们自己的作品和译作。办这份刊物，起因是李思纯在吴宓主编的《学衡》上发表了一部翻译的法语诗集《仙河集》，戴望舒一读之下，发现错误百出，便写了评论，就此展开探讨，但因为李思纯是当时法语翻译界的权威，备受推崇，戴望舒这篇“负面”的文章根本找不到发表的渠道。为了发表自己的文章，戴望舒创办了《璎珞》。《读〈仙河集〉》发表出来，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李思纯看见后，就此不再发表译诗。戴望舒早期的新诗也得以第一次公开，尽管只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公开。《璎珞》仅仅办了四期，为时一个月，便告停刊。
因为家里一时凑不出留学的费用，戴望舒没能前往法国，而是升入本科班继续学习。这时，革命再次向他招手。
1926年年底，二十一岁的戴望舒和施蛰存、杜衡一起经上海大学的老同学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共同加入国民党左派--其时，国民党左派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也即“跨党分子”。戴望舒等人通过一位神秘的交通员和组织联系，并参加了一些秘密的政治活动。在一次前往一个团组织驻地时，戴望舒和杜衡终于被捕。警察连夜审讯后，将两人监禁起来。幸得一位陈姓同学的父亲搭救，两人第二天便被放了出来。但那寒冷的夜晚和阴郁的狭小的空间，使戴望舒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革命的残酷和内心的恐慌。次月，也就是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上海一时间阴云密布，戴望舒等只得各自回乡。
第一次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亲密接触，戴望舒或许曾吃惊于它的繁华及夜夜笙歌，但却从未涉足其间。在这里，他大量接触了法国新文学，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同时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冲击，并参与了革命实践，真正见识到了革命的慷慨激昂和惨烈残酷。他激昂的热血开始逐渐收缩，深深的沮丧和失望使他渐渐疏远党组织和共青团。革命似乎离他已远，他完全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这一切，影响着他的整个人生。
松江：“文学工场”与天青色的爱情
回到家乡的戴望舒对杭州的生活渐渐无法忍受，与上海同样的政治高压，使得这座古都如黑云压城，令人喘不过气来。而且，这种远离文学的庸常生活，并非是戴望舒所期望的。他和杜衡终于逃离了杭州，前往松江，投奔施蛰存。
松江是一座文化名城，古代的松江府其实就管辖上海一带，称得上是上海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名人辈出，陆机、陆云、赵孟頫等便是其中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