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水流，渭水流，清浊自古难分流，枉事几时休！冤悠悠，恨悠悠，何得明月挂神州，冤情鉴中收。这首《长相思》词，恰是对古人关于冤事心情的描述。自古以来，人们常以自然的“泾渭分明”来比喻人间的“是非分明”，其实，看来清浊似乎有别的泾渭合流，并不可能截然分明；至于人间的是非，又怎易分明！在中国古代封建体制之下，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冤案发生，常见的冤事大凡有：尽忠而受谗者，如屈原、伍子胥；爱国而有罪者，如李刚、岳飞；革新而殒命者，如商鞅、李斯；敢谏而受辱者，如寇准、海瑞；持正而罹刑者，如司马迁；除弊而遭祸者，如晁错；以忠而为叛者，如于谦；勤政而得惩者，如刘晏，等等。中国古代的臣子们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蒙冤而死的。这并不奇怪，极权的封建制度本身就是反人性的，就是滋生冤案的肥沃土壤。更何况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儿常常喜怒无常，草菅人命。因此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满了无数忠臣义士的血与泪。他们的被冤杀，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封建体制的必然消亡。
晁错——皇帝老儿的“替罪羊”
晁错是汉景帝时的名臣，由于向皇帝提出“削藩”的合理化建议，触及皇族的要害。七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叛乱。汉景帝是个很昏庸的皇帝，他为了安抚这些想抢班夺权的“皇兄”“皇弟”，竟然昧着良心，把忠心耿耿的晁错腰斩了。可叹晁错稀里糊涂地就做了刀下之鬼。否则，他一定会告诉天下的人们：不是什么样的领导都值得侍候的！
晁错是颖川（今河南省禹州）人，小的时候就很聪明，学什么像什么。他老爸看他是块材料，就让他去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这老晁头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学谁不好，偏要学他们，不说申不害，就那个商鞅，最后死得多惨呀！结果，晁错的命运也没比商鞅强多少。当然了，他老爸当时也是望子成龙心切，后来当他看出儿子要惹祸上身时，说什么都没用了，只好先自我了断，眼不见心不烦啊！也许他觉得是自己引错了路，要不就是给儿子的名儿起得不好，叫什么晁错啊，跟错主子了吧！
前边说了，晁错聪明好学，那个时候主要体现在写文章上。晁错的文章写得棒极了，总得满分不说，还常惹得那些教书先生摇着脑袋说“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胜于蓝”之类的酸话。成年之后，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晁错先是做了一个负责祭祀的小芝麻官。由于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随后又是多年战乱，导致原来的许多学说都失传了。汉文帝得天下的时候，想找一个精通《尚书》的人，来帮助其治理天下，但普天之下，能人难寻。后来终于寻访到齐国的伏生，他是原秦国的博士。据说，他对《尚书》很有研究，可惜已经90多岁了，走路扶着墙不说，撒尿还总尿鞋上。汉文帝咬着手指头想了半天，总觉得让这样的人出来辅佐他，太丢大汉朝的脸了。于是，他想了一个主意，决定派一个人去向扶生学习《尚书》。
晁错很荣幸地被汉文帝选中。不久，伏生那点儿学问就都让晁错学会了。他回来向汉文帝汇报学习成绩，汉文帝虽然有很多地方听不明白，但还是装作很内行地说：“很好，人才难得，前程远大！”晁错听了这话心里这个乐啊。晁错从那之后真的就官运亨通，先后担任了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等职务。
在任博士官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名为《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的作文，这时候的晁错已经是个有身份的人了，他写的文章不应当再叫作文了。可晁错谦虚呀，他坚持要叫作文，遇着谁还很客气地让人家帮助改改什么的。当然了，他心里清楚，没有人能改得了他的文章。
他在《言太子宜知术数疏》这篇文章中指出：君主作为天下之主要想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也就是通晓治国的方法和策略。
他认为，君主必须懂得领导艺术，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的汇报，不要被一些假话、套话、空话给“忽悠”了；懂得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兜里总有银子，那样天下才会长治久安，社会风气才会好，钱包掉地下都没人捡；懂得怎样使子、子女尽忠尽孝，讲文明懂礼貌，那样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完美了，缺德的人就少了，老奶奶过马路就有人扶了。
晁错认为朝臣中关于“皇太子不必研究国家大事”的说法是一种谬论，以前的君主治理不好国家而被权臣杀害，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术数”。现在太子书读得不少，但如果只知死背书本，不知如何治理国家，那也是没有什么大用的。他建议文帝不仅要选择切实可用的“圣人之术”让皇太子学习，而且要经常让太子陈述对问题的看法。
汉文帝看了晁错的文章，又听了晁错说得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主管太子府内庶务的，相当于太子府的总管）。由于晁错口才好，肚子里的“点子”又多，太子很敬重他，称他为“智囊”。
在任太子家令的时候，晁错经常上书给汉文帝，提出一些抗御匈奴的建议，汉文帝很重视，大部分都采纳了。文帝十五年（前165年），皇帝下令全国上下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为国所用，晁错也成为被推荐之一。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参加策问的100多人中，晁错的回答是最好的，被判定为第一名。晁错写的《举贤良对策》一文成为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在回答“通于人事终始”的问题时，晁错以历史上三王的处事原则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三王时代，君主与臣子的关系很融洽，他们共同研究国家大事，决定天下安定的大计，都以人的本能为根据。人在本能都是想长寿、富裕、安定、闲逸，只有保护、扶持、爱惜民众的利益，做合乎民情的事，保障了人的本能，天下才能安定。三王制订各种法令，并坚持要求别人像要求自己一样，宽恕别人像宽恕自己一样。人之本能所憎恶的，不要强加于人，人之本能所向往的，不要强令禁止。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和睦相亲，国家太平安宁，君王地位巩固。这是领导者都应效仿的！
在回答“直言极谏”的问题时，晁错以五伯的例子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五伯坐天下时，深知自己才学浅薄，所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大臣去处理。辅佐五伯的大臣们，经常检点自己而不敢欺骗君主，制订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苦民伤众”。一切按法令办事而不徇私情，克服困难不怕牺牲，见有才能的人而不压制，不让没有能力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实行奖赏，表彰忠君孝亲的人，而不是把老百姓的财物随便给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的人。施行刑罚，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国家的人，定罪量刑得当，犯了罪的人对自己受到的刑罚也会从内心里感到服气。如此法治，可以说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请君主更正，不使老百姓受到伤害；对君主的暴虐行为，不应顺从，而要帮助纠正，不使国家受到损害。纠正和补救君主的过失，显扬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内无邪恶的行为，外无污浊的坏名声。这样来辅佐君主，就可以说是直言极谏之士。
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以秦朝的教训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秦开始统一天下时，君主的贤明不及三王，他们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统一事业完成得很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形有利，山川富饶，财用充足，百姓善战，而六国的君臣大部分都是酒囊饭袋，意见不一致，百姓也不为他们卖力。本国富强而且安定，邻国贫弱而且混乱，正是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大业。在那时，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秦始皇。”
“但是后来秦很快就衰弱下来了，那是因为任用了没安好心的臣相和听信了不利于国家安定的谗言；大造宫殿，贪得无厌，民力疲尽，征收赋税没有节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献媚求存，骄横放纵，不顾祸患；凭着高兴而随便赏赐，发泄怒气而胡乱杀人，法令繁多残酷，刑罚严厉残暴，草菅人命，秦二世这个刽子手甚至以亲自射杀百姓取乐；贪官污吏乘法令混乱之际，擅作威势，独断专行，各自为政。”
“秦末始乱，官吏首先侵害的是平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官吏也受到了损害，最后，连皇族和朝廷大臣们也受到侵害了。因此，闹得人人都没有有安全感了，很多人晚上总做噩梦。因此，陈胜带头一造反，天下很多人就都一哄而起，秦朝转眼之间就被灭亡了。”
晁错的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中肯而切实的。汉文帝看完之后，一个劲地喊“精辟”，差点跟晁错拍肩膀论哥们了。
最后，晁错拐弯抹角地批评自己的主子：陛下您上台十六年了，可是老百姓还过着以前那样的穷日子，不到过年想吃顿饺子都挺费劲；拦路抢劫的，占山为王的，半夜偷盗的，也就是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还不到位；边境上也不消停，那些不服天朝管的少数民族抢咱们的美女和大米、白面什么的。之所以会这样，想来是陛下您没有亲自管理国家大事，只是一味依靠臣下的缘故。那些大臣们我还不了解呀，那两把刷子怎么能跟陛下您相提并论呢？还是陛下您英明啊，快让他们都靠边站吧，您还是亲自出来主持工作吧。
汉文帝看了以上的内容，心说，你小子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但是他转念一想，管他是夸还是骂呢，这小子说得还真对。虽然话有些不太中听，也比那些整天说我是“贤明君主”的人强多了。这样的人才是忠臣啊！得提拔提拔。文帝下令把晁错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
西汉的诸侯王问题由来已久了，汉高祖刘邦当皇帝时，对外姓人不放心，便封了一堆同姓王到各地去，齐国有七十余座城，吴国有五十余座城，楚国有四十余座城，差不多占了天下一半。而且这些诸侯王基本上自治，自己设置官署，自己建立军队，国内的租税也都归自己，就和当年周朝天子下面的诸侯国一样。当初的设想是假如遇到外敌或是朝中有奸臣作乱，这些诸侯王便可以带领自己的部队保卫中央。可是后来这些祸患都被摆平了，诸侯王的势力反倒对汉朝的中央政权构成了最大威胁。
汉文帝时，已经有诸侯王不服天朝管了，虽然汉文帝给各诸侯王发去了“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最高指示，很快就摆平了。但汉成帝心里清楚：表面上是摆平了，有野心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当时曾很有名气的大臣贾谊在一篇奏折中就提出过合理化建议，让汉文帝把大的诸侯国分成一个个小的诸侯国，分给诸侯王嫡子嫡孙以外的子孙，如果子孙没有这么多，就先把没封的国土空着，这样中央不侵夺各诸侯王的一寸土地，而诸侯王的势力却无形中被削弱了。
应该说贾谊这个点子还是不错的，可惜汉文帝这个人总是犹犹豫豫，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不愿意因为削藩得罪他的那些亲戚们，再加上有很多大臣也反对这样做，所以贾谊的合理化建议没被采纳。
晁错在诸侯王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贾谊差不多，也可能他是受了贾谊的启发。继贾谊之后，晁错再一次提出削藩，太子刘启是举双手赞成的，汉文帝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还是拉着官腔说：“此事从长计议。”
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接了班，即汉景帝。晁错因为过去就是太子党的人，这回当年的太子成了国家的主子，他当然要官运亨通了。先是被任命为内史，主管首都长安的行政管理工作。晁错多次请求景帝单独召见自己，和景帝商议国家大事，当然了，要是能在一起喝点小酒就更好了。景帝对他是非常信任的，几乎晁错说什么是什么，晁错因此将国家的法令制度该改的也都改了一遍。这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有的人背后说晃错是“装疯”，但是这些人看到晁错现在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暂时还没有谁敢当着他的面翻眼皮。
最感到心里别扭的是丞相申屠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侵犯，总想找茬儿收拾晁错，却一直找不到晁错的毛病。晁错的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外面的空地上，从东门出入极不方便，晁错便在南边开了一扇门，凿通了太子庙外面的围墙。申屠嘉以为这下子抓住晁错的小辫子了，便要到景帝面前去告晁错的状。晁错也不是好整的人呀，他知道丞相要拍他的黑砖，就抢先一步先向景帝说明了情况。
等到申屠嘉向景帝告状，说晁错私自开凿太上皇的庙墙为门，应送廷尉治罪时。景帝却说：“老申你不要小题大做，你说的那不是什么庙墙，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这不算犯法。”申屠嘉知道皇帝这是有意护着晁错，心里一生气，竟然气出病来，不长时间就死了。别人见好好的一个丞相就因为和晁错斗气死了，谁也不敢再给晁错小鞋穿了，有好酒都找晁错一起喝，晁错也就更牛了，不过他表面上还是挺谦虚的，做人也挺低调。
丞相申屠嘉死了不长时间，晁错又升官了，当上了御史大夫，也就是副丞相。他就是在这时向景帝上《削藩策》的，建议凡是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晁错特别指出危险性最大的是那个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王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也就是现在的景帝）下棋时无端被打死，吴王就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法律本应处死，文帝一想都是自家兄弟，不忍心治罪，只是轻描淡写地处分了他一下就拉倒了。
但吴王这个人蹬鼻子上脸，从那之后更不像话了，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招募了一些“打砸抢分子”，阴谋发动叛乱。晁错认为，对于吴王刘濞这样的野心家，削他的封地要反，不削他的封地也要反。削他的封地，反得快，祸害小，不削他的封地，反得迟，祸害大。晁错断定吴国必反没错，但他强行削藩，势必会引起其他诸侯王的不满和反抗，这就不是一个吴王的问题了。而且他把削去的郡县收归朝廷，而不是如贾谊所建议的那样分给诸侯王的子孙，朝廷是得到了利益，而诸侯王的最大利益就被剥夺了，这样他就把自己置于了风口浪尖上了。
这个《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议论，大多数人知道景帝是晁错的总后台，因此大家在开会时都乱哄哄地伸大拇指，当然也有的人一个劲地点头，意思是“领导永远都是对的”。但是同样后台很硬的人站出来反对了，那就是窦婴窦太后的亲戚，他们同晁错当场就吵起来了，当然是文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此就结下了怨仇。最后，景帝拍板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部。随后晁错又修改了关于诸侯王的法令三十条。这一下诸侯王都被惹火了，联合在一起准备用武力抗拒削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