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柏
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国民党为了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不顾大局，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他们把重点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为了迎接胜利，党中央从延安抽调了大批干部奔向解放区各根据地，我也整装待发，准备奔赴前线，把刚生下不久的第三个男孩送给了延安边区政府办事员。但就在这时，组织上却分配我到刚成立的延安第二保育院工作，任命我为该院的政治协理员兼保教科科长。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我思想不通，原来打算和爱人朱士焕上前线和敌人拼搏，现在一下成了泡影，而且还要去干自己从来没有干过的保教工作。
虽然心里有想法，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分配。
我们的保育院，是为了收留、培养、教育上前线的干部后代而成立的，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第二保育院设在一条叫“小砭沟”的山沟沟里，有几排大窑洞，这就是革命后代的摇篮。
保育院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位30岁上下、非常精明强悍的男同志，叫张炽昌，贵州大学毕业，1935年入党，像他这样有能力、身体又好的知识分子都没上前线反而跑来和孩子们打交道，我心里自然感到我的想法不对了。不过我还是问他：“你怎么也来了？”他笑眯眯地说：“怎么，我就不能来吗？这是革命的需要啊！”然后他主动详细地介绍情况：很多同志上前线去了，组织上为了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才成立了第二保育院。党中央和军委首长对孩子们十分关怀，吃、穿、用所需物资都由八路军总后勤部直属供应站供给，还选派傅录铬、姚淑萍、吴真、李林等红军老战士和知识分子干部协作，还特地从大后方调来了一位在幼儿园工作过的有丰富育儿经验的瞿大姐。他接着说：“你来可好了，咱们一块儿好好干吧！”我听了介绍后，深感保育院工作责任重大，并不亚于上前线打仗。
中秋节来了康妈妈
我到保育院还没几天就有些招架不住了。保育员大都是刚从晋察冀边区调来的姑娘，她们中有党员、团员、县区武装部和村妇女干部，每个人都有一段光荣的历史，有的还是文武双全威震敌胆的巾帼英雄，干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些姑娘被选送到延安，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分配给她们的工作却是平凡的保育员，成天和小孩打交道，有的姑娘就闹情绪，有的姑娘还生了一场病，整天又哭又笑，有人背地里说她们是“精神病患者”。她们不适应这种环境和这份工作，思想上暂时想不通。
1945年中秋节的晚上，有几个姑娘首先哭了起来，其他保育员一个接一个地哭起来，当阿姨的这么一哭，孩子们也不知所措，一个个都哇哇地叫开了，一时间，空旷的山沟哭声一片，给人以悲怆的感觉。这天晚上，我们手忙脚乱，顾了姑娘阿姨就顾不了小孩，十分狼狈。
保育员不安心本职工作，自然就带不好孩子。第二天，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忽然听到孩子们喊道：“康妈妈来了，康妈妈来了！”我出去一看，孩子们欢呼、雀跃，被簇拥在中间的正是康克清同志。我们见到康克清同志如释重负，立刻向她汇报了工作，也讲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康克清听取汇报后，深思了一会，然后温和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奇怪，姑娘中有的想来延安进学校深造，有的认为当保姆不是革命工作，低人一等，这就要靠你们去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把延安保育工作的重要性讲清楚。让她们知道，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正在前方出生入死，为民族解放而战斗，他们不能带着孩子上前线打仗，只好把孩子留在后方。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带好孩子，就是用实际行动支援前方，同样是在为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工作，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康克清同志还指出：这些同志哭，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有的想回前方打仗；有的人没出过远门，到这里生活不习惯，赶上中秋节，想家了；有的因为工作没经验，感到困难太多。她们毕竟是一些还未结婚的姑娘嘛。她还要求我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自己思想实际，针对不同情况既做好她们的思想工作，又要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不能对她们光讲大道理。
康克清同志讲后，我们心里亮堂多了，于是，便加强了思想教育工作，大会小会上讲解，经常找她们谈心，为她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抓典型表扬先进，特别对病人耐心地体贴、照顾她们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她们都陆续恢复了健康，对保育工作也有了兴趣。大家的认识提高了，工作起色很大。
在孩子出水痘的时候
那年秋冬之交，由于季节变化，传染病流行。有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开始发烧，后经医生确诊，是出水痘。水痘是一种急性传染病，若不及时控制就会迅速传播。由于医疗条件和我们缺乏经验，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立即召开了会议，研究防治措施。就在这个时候，康克清同志陪同朱总司令来了。我们望着总司令慈祥的面孔，心里平静多了。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自然是对我们极大的支持与鼓舞，也是最大的安慰。总司令的工作那么繁忙，戎马倥偬，日理万机，可还挂记着孩子们。我们十分敬佩，立即汇报孩子们正出水痘，请他到窑洞去看看。他知道这时不能到孩子那里去，于是连忙摆着手说：“不去了，不去了，外面正在流行传染病，我再把别的病菌带给孩子就不好了。”总司令教导我们：“水痘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治疗是一个方面，关键是要加强护理，一定要昼夜值班。水痘出来后痒，注意不要让孩子们用手乱抓乱挠，防止留下后遗症。”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有的怕出岔子担风险，总司令鼓励我们说：“没有经验不怕，这也和打仗一样，谁天生就会？在战争中学习打仗，打一仗进一步就是胜利，你们也要不断总结经验，这样才能搞好工作。”
遵照总司令的指示，我们立即把有病的孩子隔离起来，加强了医务工作，还把原来的大、中、小三个班分成六个班。班次多了加上昼夜值班，人手就不够用了，不少同志连轴转，好几天都得不到休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咬着牙坚持过来了。
初冬的陕北，夜里很冷，总司令还给我们调拨了十几件崭新的军大衣，值夜班的同志穿在身上，就像有股暖流涌进心头。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许多同志没有睡过一次好觉，有的工作人员，自己的孩子近在咫尺，却也顾不上去看一眼。全院上下紧张战斗，终于战胜了这场传染病，没有一个孩子留下其他毛病，保育院又恢复了当初活泼的气氛。
总司令给西红柿打杈子
朱总司令是闻名中外的我党我军的领袖，战场上使敌人闻风丧胆。然而在总司令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生活上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很早以前，我们都听说过“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亲眼见到的也确是一位活生生的令人敬服的伟人、全军将士的楷模。
有一个星期天，我去找康克清主任，到室内没见人，却听到有人在叫我名字：“蔡柏，你来啦！”我顺着喊声看去，原来是朱总司令正卷着衣袖、裤脚在后园给西红柿打杈子呢。
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更不懂得打什么杈子。我就问道：“总司令，为什么要打杈子，怎么打呀？”他一边给我做示范，一边和蔼地说道：“西红柿要是不打杈子就会长出许多小杈子来，分散主干枝吸收的养分，柿子就长不好。我们人也一样，对头脑中那些不对头的‘小杈子’，也要像打西红柿的杈子一样，不断地‘打掉’，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蔡柏，你说对不对呀！”他还从打杈子谈到保育院的工作，他教导说：“孩子们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革命战士的后代，要把棵棵苗苗都培养长大成材，你们就像园丁一样，要精心栽培啊！”听了总司令这些亲切的教导，我对面前这位伟人肃然起敬了。
西红柿丰收了。总司令首先挑了一些个大的西红柿送给孩子们吃，还给我们一些尝鲜。有一次，我到他家，我们一起品尝他的劳动果实。我问他：“总司令，我们吃西红柿喜欢沾点糖，你放不放糖？”他笑着说：“哎，你们吃西红柿还放糖呀，我吃西红柿从来不放糖，这样吃既是西红柿的原味，而且还节约了糖。”
多少年来，朱总司令的音容笑貌时刻留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谆谆教诲始终铭刻在我心上，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的光辉形象在每时每刻鼓励我勇往直前。
一粒西瓜子
战争年代的延安，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是，由于党和首长的关怀，总务部门千方百计的努力，孩子们的伙食还是办得不错。除了一日三餐精心调配外，每天午睡起来后，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些点心和新鲜水果。
1946年夏天，西瓜刚刚下来，孩子们当年第一次吃西瓜，一个个都十分高兴。有一个胖乎乎的小朋友吃得特别快，可是他不小心，把一粒西瓜子呛到气管里了。保育员马上把医生找来，并立即向院领导作了报告。大家七手八脚，想了很多办法，西瓜子就是出不来，可爱的小家伙憋得满脸通红，快说不出话来了。我们急得束手无策，怎么办？“找康主任去！”我和张副院长一口气跑到枣园。
到那里，正好总司令也在家。他看见我们心急火燎的样子，却微笑道：“看你们急的，今天又不是星期天，跑来做什么？准是有什么急事。”我们迫不及待地向他汇报了情况，总司令听说后立即严肃起来，说：“事不宜迟，要赶紧抢救！”他匆匆写了一封信，吩咐警卫员立刻骑上他的马，飞奔中央医院去请最好的苏联专家阿乐夫大夫。康主任和我们一起也赶到保育院。
根据孩子的病情和当时的条件，阿乐夫大夫决定采用“空气疗法”。我们在山脚下石窑洞外的空地上支起了一张小床，日夜守护，让孩子沐浴在新鲜空气中，康大姐回家送来了奶粉、炼乳、罐头，还特地挑了一些他们种的西红柿，叮咛喂西红柿时一定要用纱布把皮和籽滤掉。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孩子恢复正常。这个小朋友在延安撤退时，和其他小朋友一样，辗转千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安全转移，顺利到达了东北解放区，见到了他的父母。
送礼物
1946年7月，蔡畅大姐找张院长和我到她那里去。蔡大姐经常关心了解情况。当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延安时，蔡大姐就叮嘱我们请画家为斯特朗画两套画作为礼物赠送给她。一套反映保育院孩子们的生活情况，吃、穿、住及医疗、卫生、教育、健康状况，还有保育员的生活、学习、工作等情况；另一套介绍保育院的行政机构、组织管理及其工作职能以及领导成员，包括朱总司令、刘少奇等中央首长对保育院儿童的关怀。我们另外还送了两个绣有“和平”二字的荷包，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新一代成长的情况。
在我去延安保育院工作的日子里，深深感到：中央首长对革命后代极为重视。一到延安后就建立第一保育院和保育小学；保育院直接隶属中央组织部领导，生活再困难也不让苦了孩子。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就注重新一代的培养教育，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希望寄予下一代，所以中央领导都在关心着新一代的成长，把无限的深情赋予在孩子们身上，延安精神在浇灌祖国的花朵，而这些可爱的花朵也点缀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我非常留恋那段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日子，也非常难忘和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老首长、老同事、小姐妹们一起战斗的那段历史。作为一个老保育工作者，希望全国的同仁志士，发扬延安精神，说实话、办实事、做老实人，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四化建设，为祖国的兴旺发达，为振兴中华民族，努力把孩子们的乐园办得更好，使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一代一代花开不败，直至永远、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