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波
1938年4月中旬，天气忽冷忽热，我和刘洪两位女同志穿着长了虱子的棉袄，背着小破背包，经过辗转奔波，从山西“龙王涎”渡口过了黄河，到了陕西宜川县境。老乡告诉我们，山路上狼多，我们一人拿一根打狼棍子，步行了三天多，才到达久已向往的延安城。
到了啊！我们望着那延河的潺潺流水，山峦上层屋楼阁似的窑洞，又惊又喜！可找到党中央所在地了！
这一瞬间，我们把渡黄河前备受的困苦，在友军中工作的惊险……似乎全丢在脑后了！
那时山西的党组织已给中央组织部去信了，我们住在延安城里招待所。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就找我们谈话了。
中央组织部分配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那天，正巧是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央党校当时在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这教堂就成了我们红色高校的所在地。
一进门最醒目的就是那教堂墙壁上贴的马、恩、列、斯像，我第一次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半身像，十分激动！心想：太好了！这可解放了！如果在白区，看到这几张像，就有杀头的危险。我对着像片看了又看，久久不愿离去。
中央党校的学员有地方党的负责干部，有长征过来的工农干部，还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我被分配在21班，这个班里有40余人，有少数长征干部，大部分是敌占区来的干部学生，我是学生，被党组织分配在山西工作了一段，也算干部。
同志们一见如故，问寒问暖，都说：“难得相聚啊！”真巧，在山西介绍我入党的岳峰同志（女，全国解放后任北京市委纪委书记）也在这个班里，在山东抗敌后援会约我参加民先队的小壮也来了，我们高兴极了！互相问候着，跳着说：“还以为你被敌人抓去了呢！”
教堂里有几间平房，我们几个女同志睡在平房里的一盘土炕上，房后就是高山，有些同志就住在山上的窑洞里。岳峰同志把她仅有的旧褥子给我铺上，我怎么推辞，她还是硬要给我。
因为庆祝马克思诞辰，那天我们吃的“二米饭”——大米和小米混合做的干饭，菜是土豆烧猪肉，大块的肉我吃着香极了，因为好长时间都没有吃上这样的美餐。
我们21班班主任是刘芝明同志，他是老地下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全国解放后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他找我亲切地谈话，问了山西那边的一些情况，向我介绍了来党校学习的要求和规定。
我们的学习是一年的计划，因为战争的需要，不允许长期在后方学习。学习的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等，还学习和演习游击战术等，教员多是有名的学者，有王思华、何培元、杨松等。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常来作报告。
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十七八岁。虽然同志们有着不同的年龄、文化，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习惯，但都遭受过共同的灾难困苦，大部分同志都已家破人亡，有着共同的民族恨、阶级仇，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志向，要誓雪国耻，解放劳苦大众，共同追求那真理的实现。我们都是中共党员，要同生死共患难，所以彼此之间坦率赤诚，互相亲切关怀。
我们在学习中记笔记的能力不同、领会深浅快慢不同，但互相帮助共同切磋极为融洽。
课余时间，年纪大的给我们讲长征经历，摆“龙门阵”或谈心倾诉身世遭遇，彼此互相鼓励、期望：“要珍惜这一年的聚会啊！将来要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和这些同志在一起，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同志”二字的可贵，“同志”意味着共赴国难，相依为命，同仇敌忾，共同牺牲，共同追求那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
当时也有个别同志不爱说话，爱呆在一边想家或想心事，但同志之间关系好，互相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利害之争，更没有什么“猜忌”“嫉妒”之类的情况出现。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地点就在我们党校礼堂，我们也跟着听了大会的许多报告：关于抗日前方情况，敌占区情况，大后方情况，统战工作的报告等，使我们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增长了知识。晚上看电影，有苏联的《夏伯阳》等，是俄语原片，由杨松同志做翻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苏联片子。开文娱晚会时，我还参加了演出，清唱了一段京剧《借东风》。
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就到班上来和学生们交谈，他们非常亲切自然，人们就像孩子一样围在他们身旁问长问短，特别是朱总司令，真像老妈妈一样关心青年人，他谆谆嘱告我们：学习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啊，不要崇尚空谈啊，要注意把身体锻炼好等。
由于日寇和蒋介石对我们边区的封锁，学校的生活自然困难，平日一天两顿小米饭，每周一两次馒头，过年过节吃一两次肉菜，但大家都一样，谁也没有叫过苦，冬天棉衣每班发几套，大家调剂着穿，同志们都是互相推让，谁也不要新的，拆了旧的，到延河洗干净，缝缝补补又穿上了。
我们每月只发一张马莲纸，笔是用细高粱秆上一个钢笔尖，小瓶里放点蓝颜料冲水当墨水，但很多同志的笔记都写得整齐秀美，学校还给展览过呢。
时光流逝，一年的时间到了，1939年春天我们就要毕业分配了，难得相聚的同志们要分别了！举行毕业典礼时，毛主席给我们作报告：“毕业后要当学生、当先生、当战斗领导者。”我坐在讲台旁边做记录（这篇记录稿我又抄了一篇带到自己身边，后来到山东遇上敌人失落了）。报告深入浅出，鲜明生动，同学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同学们只有一种想法，学习为了抗战，要把学到的东西用到战争工作中去，争取胜利的到来。
当时对毕业分配很少有同学提出什么个人要求，因为外面环境恶劣，我们都是党员，分配去向很注意保密，常常是头一天晚上组织找同学谈话，交代了任务，第二天就走了，并不和其他同学道别。大家都有思想准备，彼此遵守规定，也不打听谁去哪里。因为我被分配留校当教导员，大家都知道教二十四班（长征老干部班）文化政治课（现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扎西旺堆就在这个班里，当时还要我教他写剧本，他喜欢藏族舞蹈）。
看着其他同学要走，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矛盾，思想斗争非常的激烈。多么亲切的同志，难得相逢在党中央所在地，同窗一年了，如今就要分散，他们又要去和敌人拼命去了！到敌占区，到大后方，到白区……谁知什么时候再相聚，谁知会遇到什么战争情况！
毕业典礼的那天晚上，有几位同志来看我，郑重地对我说：“你学习不错，身体又单薄，安心留校教课吧。”
我问：“你们走后能来信吗？”
“可能很少啊！记着吧，要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的！”……
那天我一夜未能入睡，天蒙蒙亮时，我爬到山坡上，俯瞰那山下的路途……
不一会儿，看到了人影，同学们三三两两地离开窑洞，下山的队伍出现了，他们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往大路走去。多么熟悉的身影啊！他们身上只有极其简单的背包，那是叠得方方正正的背包，隐约看出背包后面挂着一双鞋子。看样子是准备走长路的了！有的同志还回头望望山坡上，似在望着住惯了的就要离别的窑洞啊！出发的步子却又迈得那么疾速，很快就不见人影了！
我躲在一块山墙后面，瞅着瞅着，不禁心里喊：“再见了！我的好同志们！”不觉眼前有些模糊起来。
我蹲下来一会儿，心想：不叫送他们也好，如果去送，我哭了出来，岂不太懦弱了！服从分配啊！自己努力教课去吧！
回到我住的房间里，学校的一位工作同志推门进来，送来了一捆书。他说：“这是你们同班同学留给你的，收着吧！”
我几乎扑了上去，把书接过来，珍视地抚摸它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此后，我在学校教课过程中，从未收到过他们的信，也无从打听他们的下落。
十年之后，1949年秋初，全国解放了，大地回春！在北京，蓦然遇见了我的同班同学！彼此多么狂喜！小刘啊，小王啊，老葛啊！互相抱在一起雀跃啊，欢呼啊，叙别啊！……
然而，有几位同志却永远找不到了！十年前我在延安山坡上窥送他们，却是永远离别了他们！
他们啊，已英勇地光荣地牺牲在我们民族解放的战斗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