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类历史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类历史的动力为其研究对象的《易传》历史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启迪和影响。探讨《易传》的历史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准确体悟《易传》的历史哲学智慧。
一、《易传》历史哲学的理论前提——揭示人类历史起源
《易传》把人类历史看成自然史的有机整体，认为人类历史是自然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自然史的延伸和提升。《易传》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以《说卦》之意“乾为天，坤为地”看，《易传》的乾坤生物亦即天地生物。故有“天以大生”、“地以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之语。很显然，在《易传》看来，是天地化生了万物，创造了人类，始建了国家，即“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没有天地化生万物，也就没有人类历史的起源。可以看出，人类历史是自然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历史是自然史的有机整体。
正因为如此，《易传》将宇宙自然万物的演化与人类历史的起源作了逻辑的展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再一次表明，天地是宇宙万物的始生之源，人及人类社会是宇宙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没有天地万物的产生，也就没有人及人类历史的产生，人类史是自然史的有机整体，是自然史的延伸和提升。《易传》把人及人类历史看作自然宇宙发展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把人类史看成自然史的有机整体，从自然史的发展演化来揭示人类历史的起源，否定了人类历史起源问题上的天命史观。
纵观《易传》关于人类历史的起源学说，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如下启示：
其一，天地万物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易传》看来，没有天地，也就没有万物，没有万物，也就没有人类。故“天地养万物”，“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因为如此，《易传》充分表达了天地万物的存在对于人类历史的极端重要性：“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意谓天地是万物化生的总根源，而人及人类与万物一样，是天地自然而然的产物，因而，人类作为万物之一物，其产生的根源同属于天地。
正因为如此，人与天地万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可见，天地使人生，万物使人成。人生始于天地，人成依于万物，天地万物者，人类始生之本也。故人应以顺天为行，以爱物为性，“辅相天地之宜，裁成天地之道。”从而促使天地之道更加完满，协调万物之情更加合宜。
有鉴于此，《易传》又把人从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之中区别了出来，认定万物之中唯人能够成就天地之大德，全成万物之通宜，从而为人赋予了特殊的价值使命。《易传》言：与天地万物相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与宇宙自然状态相比，人能“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故言：“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可以看出，在《易传》看来，人类出现之后，天地始生万物的德性有赖于人类去成就。正因为人类能够成就天地之道，全成万物之性，因而，人便高出于宇宙万物之上，具有了与天地同样的德性。为因如此，《易传》把人提升到与天地同等重要的位置来看待：“易之为书也，广大悉者，有天道焉，在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突出了人类在天地间的重要地位，肯定了人类自身的价值存在。
其二，男女分别是人类历史的起点。《易传》认为，“乾为天，坤为地，”“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故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肯定男女阴阳的交感、互动和流转是自然宇宙万物的生命本质。男女阴阳变化不止，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易传》之所以运用男女比附阴阳，就在于在《易传》看来，乾阳刚健，坤阴柔顺，只有运用人类男女之特征才能恰当地表示自然宇宙阴阳之特征。故乾阳称呼男，坤阴语之女，“一阴一阳之谓道。”而人类对男女之性的认知则意味着人类的启蒙。
《易传》正是基于人类对男女特性的认知，才使用了以男女表示阴阳的比附，它表明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在《易传》中得到充分体现。事实上，在人类未达到自觉意识的觉醒之前，自然状态下的性行为分工已经存在，但那个时代只有无差别的群体意识，而没有男女之概念，人们也并不知道男女的真正含义为何物。而人类对男女含义的自觉认知，是原始氏族解体之后的事，它标志着人类已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动物人，而已经是具有了自觉意识和自觉理性的社会人，于是便出现了被赋予特定社会角色意义的男女之名。
正因为如此，《易传》把男女之别纳入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序列进行考察，并将人类的两性区别命之以男女，其旨在于把人类社会的男女之别与自然状态下的性行为分工区别开来。可以看出，《易传》的“有男女然后有夫妇”之男女并不是指自然状态下的性行为分工，而是指社会角色意义上的男女之别，从而把人类历史的起点牢牢地建立在了人类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
其三，夫妇之伦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在《易传》看来，人类历史的起源不只是表现于人与天的分别以及男与女的分别，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夫妇之道的确立。夫妇之道的确立，标志着人类已经告别了群婚杂处，只识其母不知其父的蒙昧时代而进入了婚姻家庭的文明社会。正因为有了夫妇之道的人伦关系，才有了人类社会的父子之别、兄弟姊妹之别、君臣上下之别，而这种人伦之分正是在夫妇之道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可见，夫妇之伦是全部人伦关系的基础。
事实上，夫妇之道的确立，是人类社会由蒙昧步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此，也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没有真正意义的人的存在，也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人类历史。而唯有夫妇之道的确立，才有了人的社会角色以及人的社会职责的定位，人类才开始了各安其位、各守其职、各尽其责的社会生活。从此，也才有了人类认知自身、认知社会的人类社会历史。
正因为如此，《易传》言：“刚柔相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为如此，《易传》对夫妇之道的确立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高度的评价：“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地暌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故“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事实上，男女之分、夫妇之别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易传》以天人之别、男女之别、夫妇之别揭示人类历史的起源，体现了《易传》对人类历史的终极认知。
二、《易传》历史哲学的根本主题——揭示人类历史发展
《易传》把人类历史看作人的历史，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的生产活动史。《易传》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家氏作，斲木为耜，木柔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噬》。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析，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上古穴居而杂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这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在《易传》看来，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一开始便同生产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按照《易传》的逻辑思路，人类远在包牺氏时代就开始了渔业和畜牧业的生产，神农氏时代出现了农业和商业，黄帝、尧、舜时代有了更为复杂多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易传》是《易经》的释文，为了突出和强调《易经》“尚象制器”的精神，故加入了诸多“盖取诸……”之辞，如若从中去掉这些“盖取诸……”之辞，就可完全清晰地解读《易传》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它明确地展现了人类从远古跚跚而来的历史事实，而这一历史进步的内在根据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正是由于人类的生存需要，人类便从事着不间断的生产活动。而正由于人类不间断的生产活动，把人类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文明，推向了进步。可见，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史。《易传》从人类的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透视出了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这样一个永恒真理。
归纳《易传》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学说，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如下观点。
其一，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从《易传》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与生产活动紧密联系，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不断深化和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推动了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包牺氏时代的渔业牧业生产，神农氏时代的农业生产及商业活动，黄帝尧舜氏时代的更大范围的生产活动，都说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人类的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的标志则是生产工具的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日新月异，表征了人类生产活动内容的丰富和形式的多样。诸如网罟，用之于捕鱼；耒耨，用之于农耕；舟辑、车马用之于交通；弧矢用之于防御；杵臼、服饰、房屋用之于生活等，可见各种生产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广泛使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
而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创造，在《易传》看来，则为“尚象制器”。诸如“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何以取《涣》？这是因为舟楫之器的制造得益于《涣》卦之象。《涣》卦下坎上巽，根据《说卦》“坎为水，巽为木”可知，《涣》卦之象为木浮水上，于是创造了舟楫之器。又如“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这是由于《小过》卦由震艮组成，震为雷，艮为山，雷动而山静，下稳而上动，从而创制出了杵臼之器。再如“斲木为耜，木柔木为耒，……盖取诸《益》。”这是由于《益》卦下震上巽，下雷上风，雷为动，风为木，木犁地动，于是创制了耒耨之器，如此等等。因而，“尚象制器”反映和体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开展及其生产工具的制造。故《易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之语。意谓“道”用之于明理，“器”用之于生活和生产。将道理转化为制器并用之于生产，从而使人民受益便谓之“事业”。可以看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
其二，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是人类生产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易传》看来，没有人类的生产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因而，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以生产活动亦即经济生活为其前提和基础。故《易传》将文字书契的出现和“百官以治”的开始置之于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氏之历史阶段之后，亦即置之于人类生产活动发展的基础之上。民众有衣穿、有饭吃、有室居，且具有一定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和防御工具，于是人类才真正结束了“上古结绳而治”、“穴居而杂处”的时代，开始了“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
既使是在包牺氏之时，人类的生产能力还十分低下，但人类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仍然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联。“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知幽明之故”，而从这些仰观俯察所得到的结论看，都与人类的生产活动有关。诸如，仰观天文，看到的是四时日月，寒暑交替：“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而岁成焉。”故“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俯察地理，看到的是春耕夏播，秋收冬藏，故“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熟亨。”天地共观，看到的是“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故“广大配天地”，日月象阴阳，如此等等。
为什么这些仰观俯察总离不开天地、日月、四时、寒暑？这是因为在《易传》看来，天地、日月、四时、寒暑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中华民族是以农耕文明为其基本特征的民族，观天观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其目的是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服务。以文字的形式将其记载保存便是《易传》所言之“易之以书契。”而国家现象的出现、社会政治生活的开始则相比于精神生活的出现更晚。社会政治生活用《易传》的话说即“经伦政体”。《周易》有六十四卦，其第一卦为《乾》，第二卦为《坤》，《乾》《坤》两卦称之为父母卦。第三卦即为《屯》，何谓《屯》？《易传》言：“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屯》卦卦辞言：“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传屯》言：“雷风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象传屯》言：“云雨，屯。君子以经伦。”见其屯卦是喻示国家现象的出现。《周易》将国家现象的出现置之于《乾》《坤》之后，表明国家现象，亦即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故《易传》在“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后再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并言：“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反复强调国家现象、社会政治生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这个一定历史阶段就是人类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正因为如此，《易传》同样把“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置之于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氏之后，明确表达了国家政治生活是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