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字摩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精通音乐、书法和绘画，他的绘画水平甚至被推举为南宗画派之祖。在诗歌方面，王维各种诗体无所不长，被人称为“五言宗匠”。其中五古如《渭川田家》，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终南山》《汉江临眺》等，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外，王维的三十余首边塞诗也为人称道，但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惊人才华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苏轼曾评价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正是在诗情和画意的互相渗透和生发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
“位卑而名高”的大诗人
在盛唐诗坛上，有一批位卑而名高的诗人，他们在仕途上落拓不遇，但却都文采飞扬。王之涣、王昌龄、李颀、崔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王之涣今存诗仅六首，但都是绝句精品，如《登鹳雀楼》以及边塞诗精品《凉州词二首》。李颀擅长七古，今存的边塞诗数量不多，但境界高远、格调悲壮，代表作品有《古意》《古从军行》等。崔颢在当时享有盛名，甚至能和王维相提并论。他的《黄鹤楼》一诗被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被誉为“唐人七绝第一”的王昌龄
王昌龄家境贫寒，一生曾两次被贬谪到蛮荒之地。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避乱至江淮一带，被当地官吏杀害。王昌龄和当时著名的诗人几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参、常建等都存有他的诗篇，可见他当时在诗坛上的地位。王昌龄的诗以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这三类题材的居多。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边塞诗《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被后人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将王昌龄与李白的七绝并列为“神品”，清代的王夫之推其为“唐人七绝第一”。
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岑参
唐宋以来，高适和岑参是经常被人们并称的两位诗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风骨”著称，他们都擅长以古诗尤其是七古的形式来写边塞题材。高适一生经历丰富，早年生活困顿，晚年做了大官。这种经历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诗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具有豪杰气概，他的代表作有《别董大二首》等。岑参年轻时曾到长安求仕不成，做了小官后终于弃官从戎。他的代表作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中国诗坛巨匠李白的传奇一生
李白“十岁观百家”、“十五好剑术”，20岁时就得到了“朝廷大手笔”苏颋的赞赏。后来他娶已故唐朝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三年后，30岁的李白入长安在终南山隐居三年。在出游过程中，他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来李白被唐玄宗招入宫中任翰林供奉，由于无法实现大志，同时李白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三年后他就离开长安沿商州大道东行，在洛阳认识了杜甫，后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之子永王李磷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磷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磷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流放。这时他已年近60，但仍壮心未已，761年，李白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次年，李白病死于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显赫的家族史对杜甫文学创作的影响
杜甫出身于一个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官职。所以杜甫曾说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先祖杜预是西晋的开国功臣，是消灭东吴时的西线总指挥，官至镇南大将军。只是到了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家庭已呈衰落之象。另外，杜甫的祖父正是武后时代最著名的诗人杜审言，因而杜甫也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所以杜甫当时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
从“求仕”转而“作诗”的杜甫
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最终只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放弃了官职进入了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此后，《春望》《月夜》《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陆续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喷涌而出。
“成都草堂”与“杜工部”称号的由来
到成都以后，杜甫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称“成都草堂”。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流传至今的有240余首，他的草堂故居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后来，杜甫的老朋友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推荐杜甫做了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严武去世后，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只好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在杜甫57岁那年，他乘舟出三峡，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59岁时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结束了艰难漂泊的一生。
杜甫的“诗史”
杜甫用诗笔写出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现实，所以在当时就已经被称之为“诗史”。如著名的叙事组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饱蘸着深切同情的笔触，揭示了这一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深沉感情。
杜甫因何被称为“诗圣”
杜甫人称“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诗歌的艺术特征是他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沉郁顿挫”。所谓“沉郁”就是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就是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而且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从杜甫以后，七律真正成为了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另外，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并勇于创造，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杜甫之后的唐代诗人韩愈、李贺、刘禹锡、杜牧、刘长卿、温庭筠、李商隐以至宋、金、元、明的很多诗人的诗风特点大都是对杜甫的继承。
中唐诗人刘长卿、顾况、韦应物
“安史之乱”后，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相继去世，中唐大历、贞元年间，是唐代诗史上的低潮期，这个时期没有出现大诗人，刘长卿、顾况、韦应物是当时诗坛上的佼佼者。刘长卿性格傲岸耿直，他常被诬谤，屡遭贬谪，身世坎坷。所以他诗里常常流露出一种痛苦与彷徨。此外，他的笔下有不少很有艺术魅力的诗篇，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顾况也是一个性格傲岸的诗人，屡遭贬谪后，晚年定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顾况的诗语言独特，给人以奇异的印象，这一风格启迪了唐诗第二个高潮中的一些诗人去开拓新的境界。韦应物出身贵族，一生仕途比较顺利，身居高位。他写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社会治乱及下层百姓疾苦的诗篇，显示了一个诗人的正义感和责任感。韦应物的诗有陶渊明的清新朴素，也有谢灵运、谢朓的精巧华美。如《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诗囚”孟郊
孟郊是“韩孟诗派”诗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个。他早年屡次参加科举而不得中，直到46岁才进士及第，又过了四年才当上一个小小的溧阳尉。在孟郊的诗里经常精心选用“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钻心的动词与“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感觉上属于暗、冷、枯、硬的意象的词相配，构成了一组组险怪、生硬、艰涩的句子，表达了他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对于孟郊的诗风，历来的评价相去甚远。如韩愈、李翱对他褒扬有加，而后世如元好问却称之为“诗囚”，苏轼更将其诗譬喻为外壳坚硬而嚼之无味的“空螯”。当然，孟郊也有平易朴素、自然流畅的诗作，如《游子吟》就是一首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小诗。
韩愈诗的显著特点
韩愈是中唐时期文坛、诗坛的领袖，韩愈的诗大都气势磅礴，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此外，韩愈还经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韩愈这种气势宏大，尚险好奇，瑰丽奇崛的诗风使唐诗乃至宋以后的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宋代的文坛巨匠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韩愈对后代诗人产生的坏影响
韩愈的诗歌一是喜用生僻字和冷涩词，把诗当成了炫耀知识广博的工具而忽视了表达情感的功能，后代有些诗人因此形成了以学问为诗的陋习。二是韩愈过分地刻意求新，甚至写拉肚子、写牙齿豁落等，想象是很奇特但并不美，这对宋代一些诗人如梅尧臣也曾带来不好的影响。三是韩愈有意变化句式，好发议论，完全不顾语言的节奏使诗失去了音乐美。宋代有的诗人“以文为诗”，写得干瘪枯燥，这不能说没有韩愈的影响。
一生不得志的贾岛
贾岛早年为僧，后还俗应试进士，但一直未中。贾岛有两个故事，一是他曾在京城骑驴苦吟，为琢磨“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敲”字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不觉冲撞了韩愈的节仗队伍。这当然是传说，却说明了贾岛爱好苦吟的习惯。二是据说他屡试不中，因而写了几首愤激的讽刺诗对怀才不遇大发感慨并讥斥当权者不公，结果在考试时被主司逐出考场，落了个举场“十恶”的坏名声。这也是传说之事，但他一辈子很不得志却是事实。
苏轼为什么用“瘦”来评价贾岛的诗
由于贾岛一生贫困不得志。因此，苦吟与苦境形成了他诗歌内容和语言的两大特色。他的诗时时透出一种萧瑟之气，悲愁苦闷之辞比比皆是，贾岛当过和尚，当和尚就得在清寒的生活中保持空寂宁静的心灵境界，并以此为高雅。因此贾岛的诗在叹息愁穷困顿之余，又不免要寻找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于是要借山水来顾影自怜，而这山水林泉在他笔下也变得寂寞、衰飒与清冷。苏轼曾用一个“瘦”字评价贾岛。所谓“瘦”，是指形式上拘谨而不开阖，气势上收敛而不恣肆，美感上清寒而不瑰丽，内容上狭窄而不宽广。
“韩孟诗派”的杰出代表李贺
在韩愈周围的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李贺。李贺是个早熟的天才，也是个不幸的诗人。据说李贺是皇家宗室，但谱系已远，沾不上皇恩了。他父亲当过县令，而他却由于父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只当上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体弱多病的李贺27岁就怏怏而死。李贺仕途不顺，但很早便在诗坛扬名，传说他18岁时就以一首《雁门太守行》使大诗人韩愈刮目相看。在李贺短暂的一生中，浪漫的理想和困顿的现实使李贺心中充满忧郁，所以感叹怀才不遇以及人生短促，光阴易逝成了他诗歌的两大主题，他较前人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以及幻觉，打乱了人们所习惯的思维程式，由此，给中国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
“诗鬼”李贺
李贺历来为后人推崇，甚至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三李”，而且被人称为“诗鬼”。李贺有时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著名的《天上谣》《梦天》及《瑶华乐》《上云乐》中，都曾描绘了他心中虚构的欢乐、神奇、美丽的世界。李贺的“鬼”诗，总共只有十来首，不到他全部作品的二十分之一。然而“鬼”字却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李贺是通过写“鬼”来写人，写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情。这些“鬼”绝不是那些让人谈而色变的恶物。《苏小小墓》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
“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成员张籍、王建
张籍、王建是新诗潮的重要成员。张籍为人热情诚恳，与以韩愈为首的诗人群体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群体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既有像《城南》这样颇似韩孟诗派的作品，也有像《宿江店》《霅溪西亭晚望》这样近似大历十才子诗风的作品，还有像《野老歌》《废宅行》这样反映现实、通俗晓畅的乐府诗。张籍的乐府诗带有很强的民歌风味，十分生动有趣、轻松自然。王建是张籍的朋友，年岁相仿，经历也大体相同，诗风也与张籍相似，他的乐府诗也常针砭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而且善于在平直朴素的叙述之后加上一两句看似平常的句子使意蕴加深，在不动声色中突出主题。
元稹的诗歌成就
元稹基本上算是一个仕途顺达的著名诗人，甚至还担任过短时期的宰相。他早年因一些艳丽的小诗传唱宫中而被宫中人称为“元才子”，这类诗在情感表达的细腻、意象色彩的明丽上很有特色。此外，元稹还写了不少长篇排律。因为这种诗可以显示博学强记及铺排的本领，所以在当时颇有影响，造成了一种玩弄文字游戏的风气。艳丽而浅近的小诗和铺张的长律，当时曾风靡一时，被称为“元和体”诗。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他在位期间唐朝出现短暂的统一，史称“元和中兴”。
白居易的代表作
白居易是与元稹一道开始仕宦生涯的，曾在长安任翰林学士，在任左拾遗的三年里，白居易创作了最为人称道的，包括《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在内的大量政治讽喻诗。后来白居易因越职言事获罪，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次打击，使他向佛道思想靠近，走向了独善其身式的闲适自娱，闲适生活成了白居易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此后，他又任过一些官职，但越到晚年，他心中受佛教的浸染就越深，最后他闲居洛阳，在香山寺捐钱修寺，自号香山居士。在讽喻、闲适之外，白居易还把自己的诗歌分出“感伤”一类，其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他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可惜这首长诗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琵琶行》是白居易叙事兼抒情的感伤诗代表作，抒情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语言也很明白易懂，这也是白居易大多数诗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
“诗豪”刘禹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