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是唐代中晚期最著名诗人之一，有“诗豪”之称。他在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在此期间他以乐观的精神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采菱行》等仿民歌体诗歌。奉诏还京后，他又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触怒新贵再度被贬。在任江州刺史期间，他创作了著名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为后世认为是含蕴无穷的唐诗杰作。后来，刘禹锡被派往苏州任刺史。当时苏州发生水灾，饥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济，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为此，苏州人民把他和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为“三杰”，还建立了三贤堂。刘禹锡的诗现存800余首，词作40余首。《忆江南》词牌就是刘禹锡与白居易共创。
柳宗元的诗歌成就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一起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他的遭遇比刘禹锡更不幸，当唐宪宗因裴度的请求召回他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年仅47岁。柳宗元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但历来评价很高。苏轼认为他的诗歌在陶渊明之下，在韦应物之上。确如苏轼所说，柳宗元的诗兼有简洁、含蓄之长，在自然、朴实的语言中蕴含着幽远的情思。
柳宗元的著名散文作品
柳宗元的散文语言以“峻洁”著称，文字准确而简洁有力，体现出孤高脱俗的人生情调，是一种与人格相统一的散文风格。这为新体散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柳宗元的议论文、传记、寓言都有佳作。议论文佳作有《封建论》《捕蛇者说》等。传记佳作有《段太尉逸事状》，寓言有著名的《蝜蝂传》《三戒·黔之驴》《罴说》等。但柳宗元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山水游记，在这些文章里，他并不单纯地描摹景物，而是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著名的有《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汲取了骈文的长处，多用短句，节奏明快并且富于变化。
韩愈的著名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但韩愈的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和《送董邵南序》等。韩愈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锐利尖刻、一针见血，如著名的《说马》等。在他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
晚唐杰出诗人杜牧
杜牧人号“小杜”，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杜牧出身于诗书之家，他的祖父杜佑不仅官至宰相，而且著有二百卷的《通典》。早在杜牧参加科举考试之际，就曾以一篇《阿房宫赋》传诵于文士之间。杜牧政治才华出众，他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他还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方略。杜牧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是咏史与七绝。杜牧的咏史，充满着幽默与调侃，饱含借古鉴今之意，代表作如《过华清宫三绝句》等。杜牧的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代表作有《江南春》《泊秦淮》《山行》等。
“七律圣手”李商隐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有七律圣手之称。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只短期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约600首，其中，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感情诗”，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
韩愈、白居易的追随者皮日休
皮日休曾在黄巢入长安称帝后任翰林学士，关于他的死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因故为黄巢所杀，有的说黄巢兵败后他被唐王朝所杀。皮日休是晚唐时期最积极的重振儒家文化的呼吁者，他曾要求将韩愈也供奉于孔子庙堂。从皮日休的散文中可以看出韩愈对他的影响，语言犀利，注意层次和节奏的变化。尤其是短文，常写得简洁而有力。皮日休有《七爱诗》，其中之一写白居易，从为人、为官、为诗、为文各方面都对白居易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诗歌自然受白居易影响较深。他曾仿照白居易的新乐府作《正乐府十首》，其中如《橡媪叹》写农妇的苦辛，《贪官怨》写贪官污吏的狠毒与无能，矛头都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一类诗有白居易诗的那种简朴的语言和平易的形式，但由于偏重政治议论，较缺乏艺术趣味。
陆龟蒙和他的《记稻鼠》、《野庙碑》
陆龟蒙是皮日休的好友，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都与皮日休相近，讽刺性短文写得十分犀利，如《记稻鼠》一文把官吏比作老鼠，说二者一样为害百姓。《记稻鼠》二百来字的小品文，写得情绪激愤、锋芒锐利、结构严密、语言简洁有力。又如《野庙碑》一文，从无名土木神鬼受人供品祭享写起，笔锋一转，说到当今官吏以暴力驱迫百姓奉侍自己，而一旦天下有事，他们却束手无策，所以，他们比土木的鬼神更有害而无用，文章写得淋漓痛快而且生动流畅。
晚唐讽刺性短文第一人罗隐
晚唐讽刺性短文写得最好的是罗隐。罗隐曾十次应试都没能考中进士，只好浪迹天涯。他的代表作是诗集《甲乙集》和散文集《谗书》等。因为心中常有愤愤不平之气，他的作品对社会持有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他的《谗书》里的短文，大多数是以借古讽今、借物喻人的方式来抒写心中激愤，批评时俗弊端的。如《秋虫赋》全文仅数十字就勾勒了一幅黑暗的社会图景，也表现了他绝望灰暗的心境。又如《说天鸡》仅百余字，说徂氏父子养鸡，儿子不像父亲那样重视鸡的实际本领，养出的鸡全然无用，以此影射唐王朝的用人政策，含蓄而又不失锐利。
聂夷中和他的《咏田家》
聂夷中的诗，语言朴实，辞浅意哀。他的不少诗作对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进行了深刻揭露，对广大田家农户的疾苦则寄予极为深切的同情。代表作有《咏田家》《田家二首》《短歌》《早发邺北经古城》《杂怨》等，其中以《咏田家》最为著名。《咏田家》写农家不停地劳作种收，但只不过是以“剜却心头肉”的代价来“医得眼前疮”，虽勤勉不息，但终究是为他人作嫁衣，自己仍过着朝虑夕食的生活。所以诗人大声疾呼：“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读来令人不禁心弦叩响，产生发自心灵深处的极强共鸣。
晚唐现实主义诗人杜荀鹤
杜荀鹤才华横溢、仕途坎坷，是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提倡诗歌要继承风雅传统，反对浮华，其诗作平易自然、朴实明畅、清新秀逸，后人称“杜荀鹤体”。他的部分作品反映唐末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较有名，而他的宫词也很有名。因长期身处九华山，吟咏九华山面貌的诗篇甚多，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他客居他乡时写的《秋日怀九华旧居》流露出弃官归隐九华的心情和身在异地恋乡之苦。在《自江西归九华有感》《题所居村舍》和《山中寡妇》等诗篇中揭露了社会政治昏暗、酷吏残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呼声，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工诗擅词”的韦庄
韦庄曾任前蜀的宰相，他的诗既不重字面的精心雕琢，很少有突出的个别字眼，也不用绮艳的色彩，而是以自然流畅为宗，以浅近而明丽的语言，表现淡远的意境，似乎较多取法于白居易的近体诗。同时他也是晚唐五代杰出的词人，诗风与其词风颇为相近。韦庄的许多诗篇抒发了对唐末王朝衰亡、社会动乱的感慨，如《忆昔》《与东吴生相遇》等。他的长篇歌行《秦妇吟》写一个上层妇女在黄巢军队攻入长安以后的遭遇，曾传诵一时，后世失传，直到近代才又从敦煌遗文中发现。诗中固然表现了作者的阶级意识和对黄巢军队的仇视态度，但也确实反映了那种历史大震荡中的不少真实情形。
司空图和他的《二十四诗品》
司空图的诗并不十分出色，但在诗歌理论方面，他却提出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看法。他的诗论著作《二十四诗品》把诗歌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品，此书的长处是善于运用形象的语言来形容本不易说的诗境，给人以感性的体会。
唐代的“词人”
词兴盛于宋代，但盛唐文人如唐玄宗、李白都曾写过词，真正认真地倚声填词，则是在中唐才开始，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五首》，据说这是他在湖州一次由颜真卿主持的宴会上所作的，其中最被人传诵的是第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白居易、刘禹锡二人也写了不少小词，最有代表性的是白居易的《忆江南》和刘禹锡的《潇湘神》。晚唐温庭筠的词，可以说是文人词成熟的一个标志。温庭筠同时代的诗人杜牧、皇甫松都填过词。
晚唐“词人”温庭筠
在晚唐时期真正热心于填词而又对后世文人词的语言、题材、风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首推温庭筠，他的词可以说是文人词成熟的一个标志。据记载，温庭筠不修边幅，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他在仕途上并不顺利，却与当时的年轻文人和歌妓打得火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促使他大量地倚声填词。他现存有六七十首词作，所含曲调达十九种，其中一部分句式变化大，节奏转换快，与诗的音律特点差别很大，必须熟悉音乐才能创作。因为温庭筠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文人，也是晚唐一个重要的诗人，所以他常常把晚唐诗歌的特色移植到词里来，开拓了词的一个新境界。温庭筠的词主要风格是音乐节奏韵律感强、语言华丽、结构紧凑曲折，但题材内容单一，所写几乎都是男女思慕或离愁别恨之情。
南唐的著名词人
南唐是建立在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带的小朝廷。南唐词人中以冯延巳、李璟和李煜最为出色。冯延巳当过南唐宰相。他的词以写恋情为主，也写一些别愁离恨和个人伤感。李璟是南唐第二代国君，他治国无能，词却写得很好，他传世的作品很少，《浣溪沙》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李璟的儿子李煜即李后主，他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也是整个词史上一流的大家。他通晓音律，工书善画，尤擅于作词。李煜25岁当了国君以后，在年年向宋朝称臣纳贡的情况下，苟安于一隅之地。当他39岁时，南唐终于为宋所灭，李煜被押到汴京，过了两年多被宋太宗毒死。李煜的词采用了唐五代词人少用的白描手法，以清新的语言写情，因而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代表作有《相见欢》《虞美人》等。
宋诗的开山祖师“梅苏”
梅尧臣一生沉沦下僚，但对于国家、政治却抱有强烈的关切。他反对诗歌中的娱乐、游戏倾向，写了不少反映现实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梅尧臣的这一类创作，对于恢复诗歌的严肃性、转向重大题材，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梅尧臣的诗，有时“古硬”得难以咀嚼，有时“平淡”得缺乏韵味，而且他的诗有明显的散文化特点，句子有时写得完全不像诗，但他毕竟在众多方向上开启了宋诗的道路，在诗史上仍然有较大的影响。苏舜钦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作为一个关切时政、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苏舜钦的诗在反映时弊、揭露社会矛盾方面往往比梅尧臣更尖锐直截。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苏舜钦也同梅尧臣一样，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和怪异奇丽的意象。
北宋文学变革领袖欧阳修
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权要职位时，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得到他的帮助，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一开始名位不显，欧阳修却以诗坛宗主相视，使他们声誉大张；曾巩落第，欧阳修为他写序饯行，后又把他录为进士；两次推荐王安石而且在赠诗中给予他极高的称评；苏洵以布衣身份经欧阳修的推荐而名动海内；苏轼、苏辙则是被欧阳修直接在科举中选拔于前列。此外，欧阳修不但在诗歌、散文、词的创作方面有特殊成就，而且他还有着在当时比较合理，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
欧阳修的诗、词、文、赋
欧阳修的一些古体长篇诗，好发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非常严重。他的短篇诗作，常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景抒情，但琢磨很细，是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如著名的《戏答元珍》等。欧阳修散文的成就比诗歌更高，他的散文文体多样，有各种类型的议论文、叙事及抒情散文，而且他的散文还兼有“古文”与骈文之长，形成了一种新的散文风格。欧阳修的政论性的文章如《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论》是传统“古文”中的名篇。他的记事兼抒情散文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也都表现出了他的散文风格。另外，欧阳修用骈体写作的抒情小赋保持着骈文鲜明的特点而且也掺杂了散体句法，如《鸣蝉赋》《秋声赋》等。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文笔清丽而劲健，蕴意深沉，是词中名篇。
“自成一体”的王安石
王安石在许多地方担任过地方官，也曾在中央部门任职，在仕途上几起几落，后期退居江宁忧愤而卒。在王安石诗歌中，一部分作品是直接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如《感事》《兼并》等；另一部分作品则借古喻今、借题发挥，表明作者的政治观念或人生观念，如《汉武帝》《明妃曲》等。王安石非常敬重杜甫，对语言的锤炼十分讲究，并善于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词汇和意象。例如《泊船瓜洲》和《暮春》中的著名诗句都是受杜甫诗句的启发而来的。王安石以其广博的学识、自然含蓄而又精巧凝炼的风格，建立了宋诗的一体，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们以才学为诗的偏向，也与王安石有关。
父子词人晏殊、晏几道
晏殊、晏几道是一对父子，在北宋中期均以词负盛名，合称“二晏”。晏殊少年时即以神童应召，后一直官运亨通，做到宰相。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突出成就，对文学却格外关心。晏殊词的题材比较狭窄，写伤春感时、在寂寞中流连光景之情怀的作品最能反映他的特色。晏殊的词，语言技巧很高，而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境界。把宋词语言进一步推向了文人化、典雅化。晏几道虽出于相门，但少年时代父亲已去世，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仅做过下层官吏。晏几道的词作，词彩华丽，意象也比较密集，但他处理得相当流动，绝无平板凝滞之病，而词句的精巧新颖，也是明显的长处。
“奉旨填词”柳三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