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在大林那里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失踪了。他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大林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还去了街上的许多网吧寻找，却都没有发现小林的任何踪迹。我在电话里劝大林：随他去吧，他那么大了，上天入地由他自己好了。但大林就是放心不下，他怕小林惹事。小林就像刺在他心头的一枚钢针，那枚钢针颤抖一下，他的心就能疼痛半天。他干什么都心不在焉，惶惶不可终日，弄得李甜甜非常不高兴。
三个月后，小林才有了消息。三妈和富贵来到省城，找到了大林所在的餐馆。三妈一见到大林，就眼泪哗哗的；她颤颤抖抖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有红印章的纸让大林看。大林看了这张纸，两腿发软，面色青紫，半天无言——这是一张劳改决定通知书，上面印有如下的文字：田小林因为妨碍公务、威胁公安人员等，已经触犯了刑法，现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云云。
三妈坐在大厅里哭了起来。她哭得很伤悲，眼泪若冒气泡一般，一滴一滴地往外冒；鼻涕也在鼻孔里探头探脑，时刻都准备奔流而下。三妈一边啜泣一边诉说，声称如果小林不被救出来，她也就不活了！儿子在监狱里受罪，她活着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地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小林坐进监狱，还不是大林的错？大林不把他往省城里勾引，他能被公安收拾吗？
三妈的哭声招来许多人围观。那些正在用餐的客人，纷纷离开自己的包间，跑到大厅里来打探究竟；不少人误以为饭店的管理人员，在欺负一个从乡下来的老太婆，于是有人指责大林，有人在劝解三妈。三妈一看有那么多人在关注自己，就从怀里掏出一个获奖证书让大家看。这个获奖证书是小林还在部队时寄回家的，它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小林在抗洪救灾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荣获二等功。证书在众人手里传递着，三妈却依然在哭诉：一个立了功的模范士兵，怎么说进监狱就进了监狱呢？
人们普遍呈现出懵懵懂懂的神情：证书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谁坐监狱也不知道，证书和坐监狱与这个饭店有什么关系也弄不明白。就在这个时候，李甜甜从外面回来了。她从那辆新买的丰田轿车里下来，听见大厅里一片嚷嚷声。李甜甜疾步走入大厅，一看到三妈坐在喷水池的台阶上哭鼻子抹泪，就满肚子的火焰在熊熊燃烧。她脸上堆积起了厚厚的乌云，目光里流露着轻蔑和不屑。她凶里凶气地质问大林这是干什么？是不是想砸掉她饭店的生意？居心何在？良心何在？如果不想在这里干了，马上从这里滚出去！
大林先是没怎么理睬李甜甜，但听到李甜甜叫他“滚出去”的吼叫后，脸色变得像烙铁一样通红。他强行把三妈从喷水池的台阶上拽起来，拉着三妈的手，走出餐馆的大门。富贵一直没有说话，他跟在三妈的后面，像个影子似的：三妈走，他亦走；三妈停，他亦停；三妈哭嚎，他的脸亦随哭嚎的节奏而抽搐。
离开餐馆，富贵突然想起来自己来的时候还拎着个蛇皮袋，袋子里有一本算命的书和三个馒头。富贵掉头去取，但回来时却两手空空。服务员说蛇皮袋已经被一个收破烂的拿走了。富贵不高兴，他嘟嘟囔囔地，说馒头不要了就不要了，但那本书对他来说等同于命根子；他原打算在城里摆个摊算命的，没了那本书，他如何去蒙人？他的记性不好，书里面的东西他并没有吃进肚里装进脑里，到时候让他丢人现眼不成？他和三妈来，就是想让三妈给大林说说，让他在大林处落脚；吃饭不用大林操心，主要是晚上睡觉，能让他和大林挤在一张床上；大林别嫌弃他，应该以和他同床共寝为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是的，他深深感觉到自己的了不起。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要发大财了，正像他曾经做的一个梦那样：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像雪片在他眼前飞舞。他若拥有一大锅饭，大林还能饿肚子吗？他富贵不是吝啬鬼，他舍得给大林舀一瓢的。他早就测算过了，大林命运不好，尤其是碰不到好女人。瞧瞧，这不是灵验了吗？家里有个淘气，横眉立目的，像条毒蛇；这儿呢，又有那个女老板，尽管她被三妈渲染得对大林如何如何慷慨，但刚才看见了吧，她长相怪异，一看就知道是头母老虎。富贵说自己和大林挤在一张床上，可以给大林冲冲晦气；只要他和大林睡那么三五年，那些妖魔鬼怪谁还敢纠缠大林？他是妖魔鬼怪的克星，那些兴风作浪的家伙们，一听他富贵的名字，都吓得瑟瑟发抖呢！他在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但在魔鬼群里，却是大名鼎鼎；那些鬼怪们见了他都要向他下跪，还请他喝酒，甚至要给他送钱。对了，得声明清楚，他是一个廉洁的人，那些送钱给他的鬼怪，不但讨不到他的欢心，而且轻则被他一顿臭骂，重则遭到他的拳打脚踢。它们想玷污他的一世清名，没门！那些张牙舞爪的鬼怪，个个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大林未给我打电话，就把三妈和富贵给我领来了。大林一有事，就没有了主意，他要解决问题，拿手好戏就是把他的难题转化成我的难题。我刚刚和编辑部主任薛雨露发生了争执，此时正坐在木格子里思忖要不要辞职。薛雨露是一个心胸比酒盅还要小的女人，她年龄不过三十出头，但已经是一个官场老手了。她和孙社长形似父女，但其实呢，谁都不把他们当父女看待。在报社里，她成了没人敢挨的烙铁。谁要是言语不慎，一句玩笑没开好，就会给自己带来祸害。早上一句无意中冒出的话，连午饭时间还没到，就已飘进了孙社长的耳朵。薛雨露向孙社长打小报告，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抄袭，而是总要添油加醋，把一个弹弓能夸张成一个射程万里的导弹。
活该倒霉，不偏不倚，薛雨露恰巧就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她就像个女皇一样，那些女记者女编辑舌头甜甜的，嘴唇油油的，都姐呀姐呀地称呼她，有的明显比她年龄大；她们都用小恩小惠孝敬她，或给她买一件流行的高档披肩，或送她香水呀手镯呀之类的玩意儿，或请她喝茶请她看演出。参加新闻发布会，红包也免不了给她索要一份。只有一位名叫罗宵的女记者是个直肠子，看不惯薛雨露的做派，常常冲着薛雨露吼叫，结果呢，吃亏的只能是她自己：她连续三个月完不成任务，每月的考核表上都填着“不合格”三个字。罗宵眼看自己在报社呆不下去了，就和薛雨露大吵一顿，然后辞职而去。不过罗宵确实也有自己的本领，她办了个美容院，自己做了老板。罗宵离开报社后，和我一直有电话联系，她很少和我再聊报社的事了，而是煽动我给她的美容院介绍客人；介绍成功一个，回扣二百；介绍成功两个，回扣就变成了五百。
社会新闻部里只有我和另一个小伙子两个男的。这个小伙子叫项文化，大家都称呼他小项。小项是个稀里糊涂的人，成天迷迷糊糊的，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整整一天，办公室里都看不到小项的踪影。只是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小项扑扑踏踏地走了进来。他一来，就展开一份外地的报纸，抄起了新闻。成都报纸上有篇“成都老鼠街头咬伤人”，他只需改动两个字，变为“越北老鼠街头咬伤人”；一份安徽报纸上刊登“合肥野广告泛滥成灾”，他就抄成“越北野广告泛滥成灾”。但小项不但不受批评，还年年是先进。这倒不是小项在巴结薛雨露，而是因为小项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父亲。他父亲是省上的领导，薛雨露通过小项的父亲，把他从部队复员的弟弟薛力含，安排进了省政府。薛力含经常到报社找小项，他的身后总是跟随着浓妆艳抹的女郎；据人家说，薛力含在闹市区开了个歌舞厅，那些女郎就是歌舞厅里的坐台小姐。
罗宵离开报社，无疑是我的一个损失。曾经的倒数第二，立刻就成了倒数第一，我成了部里惟一的一个异类。一个四十岁的大男人，头上蹲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心里本身就已经别扭。何况这个女孩子没有丁点孩子气，很有点女光棍的脾气。她不刁难我，仿佛显示不出来她是个领导似的。我辛辛苦苦采来的新闻，她瞥一眼就在它上面打上大大的一个叉，而且没有任何理由。我也尝试过跟她搞好关系，但她却误以为我比较好色，在打她的主意。于是她变本加厉地给我难堪。就在大林和三妈、富贵来之前，我写了一篇城市打工者自杀状况的长篇通讯，递交到她的手里，结果被她以影响社会安定团结为由枪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和她吵了几句嘴；我知道，她会立刻把我告发到孙社长那里。我在孙社长那里，早已经是声名狼藉。孙社长见了我，眼皮耷拉着，头摆向一旁，他那西葫芦状的秃头上，飘摇着两三根枯发，看起来颇为滑稽。
就在我闷坐在办公桌前，琢磨着要不要写辞职报告的时候，一个刚从外面走进来的女记者对我说，门口有人找我，保安拦住了他们，不让进来。我走出去，就看见大林等人。大林一见我，就劈头盖脑地说，他下决心不在李甜甜那里干了；李甜甜给他母亲发凶，也让他当众丢尽脸面，他坚决不干了，坚坚决决不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