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要我给他作出保证，那就是他在劳改场里所受到的虐待，不要告诉他的妈妈，不要告诉他的哥哥，不要告诉任何的人。小林问我能不能做到这些？我说我能做到。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追问他为什么不能告诉？三妈年龄大了，恐怕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不告诉情有可原；可他的哥哥大林，对他关爱有加，不告诉他又是为何呢？
小林说他还是怕伤害哥哥。因为他的不懂事，给哥哥大林带来了很多很多麻烦。大林现在已经成为李甜甜的性奴隶了。李甜甜掏了十万块钱，还请那些捏着小林脖子的各式人物喝茶洗脚甚至嫖娼，才把他从劳改场里赎了回来。但李甜甜不是傻子，她凭什么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十几万块钱呢？她脑子里自然在拨打着自己的算盘。她逼迫大林和她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大林必须在半年之内和淘气离婚，然后和她结婚；如果这些能做到，十几万元就一风吹散；如果大林不遵守诺言，十几万元则逐年加倍偿还——也就是说，第二年得还她二十万，依此类推，第三年则还她四十万，第四年则还她八十万……大林对这样的协议当然难以接受，但他救弟弟心切，也就在这个协议上签了字。
对小林的讲述，我做了简单的记录。作为一个记者，我打算调查这件事情。我有义务给小林讨回公道，我也有责任让我们置身的世界更加洁净和清明。记者嘛，就是要弃恶扬善，就是要有点“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气概。再说了，小林所受的伤害，不仅仅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社会法律体系和法律尊严的。
小林嘲笑我，突然一副老成的语调，说我在社会上浪荡了这么多年，竟然还相信这个社会有法律？法律有没有都是个疑问，却还谈什么法律体系和尊严？我说小林你太偏激了，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切事物。小林说他也不想戴有色眼镜，可派出所的韩所长和劳改场的秃头硬是把有色眼镜捂在他的眼睛上，他有什么办法？从劳改场出来后，他看到的一切都变了颜色，就连天上的太阳，也暗淡无光，甚至在隐隐地发黑。
小林劝我不要去调查，调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要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我问你有什么能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小林说他在我家里好几天都没有睡着，他就是在考虑有什么办法去复仇。他设想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黑市上买两包炸药，一包用来炸派出所，一包用来炸劳改场，他将模仿巴勒斯坦人对付以色列的办法，搞自杀性爆炸；第二套方案就是杀了秃头的全家，在杀秃头前，先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来，拿去喂狗；当然实施这套方案，有几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买一把锋利的刀子；他当兵时曾买过西藏产的藏刀送人，他若实施这套方案，他就从西藏再邮购一把藏刀；藏刀要那种弯月形又带锯齿的，那样的话，一刀就可致命；还有，他得弄清楚秃头的家住在哪里，他所居住的小区有没有保安，有没有看门的狗；保安也好，狼狗也罢，都难不倒他；他在部队里练习过擒拿格斗，对付两三个保安，就像对付两三个麦桩子，玩儿一般；狗也不在话下，给狗扔一块涂毒的肉，几分钟狗就会翻白眼；秃头和家里人并没有在一块儿住，秃头经常住在看守所的宿舍里，这给杀他造成了障碍；不过不要紧，他想好了，那就是先潜入看守所解决掉秃头，再回头去让他的家庭灰飞烟灭。
我听着小林的话感到周身的寒冷。我看着小林，有点不认识他了。一个单纯而又可爱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魔鬼？他说起杀人来头头是道，神情是那么地冷漠，没有恐惧，也没有良心的忏悔。
我说小林你能不能理智地思考问题？你的脑子现在钻了牛角尖，如果不赶快从中退出来，是要犯大错的！我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作为一个记者去调查采访，如果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你再说杀人也不迟，这样好不好？能和平解决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动用武力呢？杀人难道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杀人的后果你想过没有？你可以走了，眼睛一闭什么也不知道了，可你的妈妈会怎样？是不是痛不欲生呢？你的哥哥又会怎样？他会不会受到你的株连，一辈子抬不起头呢？你到世界上来这么一遭的价值，就是杀了几个人，然后就离开？悲哀不悲哀呀？
小林垂下头，一言不发；但我能感受得到他的内心正在经历殊死的搏斗。
一阵沉默之后，小林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他用手使劲揪着自己的头发，脸庞扭曲，冲着我怒吼——你不让我死？你说说我怎么活呀？我都被人那样了，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他妈的活得就像一头猪——小林举起茶几上的水杯，手在不住地颤抖，似乎犹豫着，要不要把它摔下去？我鼓励他摔了那个杯子，我知道他满腔的冤仇需要发泄；如果牺牲一只杯子能平复他脑子里的皱褶，也是值得的。但小林最终还是放弃了将杯子摔在地上的想法，而是把杯子轻轻地搁在了茶几上——这个细节至少告诉我，小林没有彻头彻尾地疯狂，他内心的道德并没有完全崩溃。
我忽然想到要带小林去基督教堂。小林的灵魂正在下坠，必须找到一个阻止它继续下坠的支点。他正处于迷茫期，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朝一个深渊的方向奔跑。有什么办法拯救小林呢？我也是手足无措。我清楚此时的小林给他糖果他不知道甜，给他辣椒他不知道辣，给他毒药他不知道苦。他的心已经被一个邪恶的念头所纠缠，宗教也许是驱逐这个邪恶的惟一法宝，也可能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基督教堂离我居住的小区不远，步行仅仅需要五分钟。我平时从那座消瘦的哥特式建筑旁经过时，都要自觉不自觉地望一眼屋顶上那个高高耸立的十字架。诵经的声音从教堂里传了出来，像一团香雾在我的脑子里弥漫扩散，使我滋生出一种迷乱的幻影。我并不是基督教徒，但我心中一旦有了解不开的疙瘩，却总是喜欢去那里。在教堂一个幽暗的角落，我静静地坐着，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教堂的肃穆使我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甚至咳嗽一声都会产生负罪感。虽然我听不懂教徒们在嘀咕什么，但看着那些教徒异常虔诚的面孔，我捆绑的身心立刻就松弛了下来。在教堂里，我认识了高牧师。高牧师是一个锲而不舍的人，他鼻梁上的那个黑痣是那样地显眼。高牧师无数次劝我皈依基督，但我都没有答应他。在我看来，基督太虚无飘渺了，他在我的眼里还只是一个理念。一个活生生的人钻进一个理念当中，让那个理念支配自己的生活，让那个密不透风的理念像套子一样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我可受不了。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我不喜欢有一个外力给我指引方向。
教堂里的门上着锁。晚上七点钟开始祈祷，而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我叫来了看门的师傅，他打开了教堂的门。教堂的这扇门和博物馆的门有着很大的区别：博物馆的门只向买到票的人敞开，而教堂的门则向所有的众生开放，随时都可以出入；即使它上了锁，只要你需要，无须过多的解释，它就会为你开启；你是达官也好，你是流浪汉也罢，在这扇门面前都是如此地平等，都是上帝可怜的孩子。
令我意外的是，教堂里的灯灭着，黑乎乎的；但有一束光从高悬的空中射了下来，照在了受难者耶稣扭曲的身体上，也让教堂的其他地方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尽管在外面看，教堂的门上着锁，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的里面却有好几位教徒。一个老太太站在一个角落里，面壁垂首，嘴里在念叨着什么；一个中年妇女坐在长条椅子上，手捧一本《新约全书》，在默诵着，也在念念有词；一个衣着时尚的小伙子，跪在长条椅子上，像是祈祷，又像是沉思。一排排供教徒或跪或坐的长条木椅，做工极其粗糙；它们空荡荡的，显得是那样地寂寞；会议大厅一般的教堂，此时如同沟壑般地幽深空旷。
我和小林就坐在长条木椅上，好半天都没有说话。语言在这个地方显得如此多余和累赘。看着这些虔诚的教徒，望着空中悬挂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我忽然感觉自己变得如此空虚：脑子里杂七杂八的东西飞走了，肚子里的肠肠肚肚也似乎没有了踪影。教堂里外，仅仅一扇门相隔，但却是两重天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