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大概二十分钟，我的手机响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在召唤我，于是我捅捅依然在发呆的小林，然后我们一同从教堂走了出来。
电话是大林打来的。大林问我在哪里？小林又在哪里？他现在就在我的楼下，刚才上楼敲了半天门，房子里头却没有反应——可把他吓得不轻，他以为我去上班了，可小林呢？小林的脚只要一跨出门，他的头发都会直立起来；小林再也不能惹事了，也惹不起事了。
走进小区的院子，我看到李甜甜的小轿车就停在楼下。大林站在车旁，焦急地朝大门口张望着。大林看见我们，跑了过来，对我的微笑视而不见，却一把搂住了小林的肩膀。他问小林怎么样？身体比前些日子恢复得好一点了吧？吃饭怎样？睡觉怎样？……他每问一句，小林都在重复着同样回答：可以！
李甜甜从车里走了下来。她一身洁白的连衣裙，亭亭玉立，脚上红色的高跟鞋，如同红色的小鸟。李甜甜微笑着，在阳光的照耀下，她脸上的疤痕越发显得别扭。李甜甜说大哥让你费心了，说小林不是省油的灯，他把一个排的人都整得不得安宁，都在为他奔波。李甜甜说着，又把头转向了小林，她说小林这回应该吸取教训了吧？说如果没有我的帮忙，你现在还在劳改场里，能在这里享受自由吗？说小林呀小林，你年龄不小了，应该懂得这个社会了；社会是一辆飞驰的列车，你明知道自己是一个微弱的肉体，却硬要与它相撞，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制造车祸吗？李甜甜说这些的时候，嘴抽扭着，显然是以功臣自居。
小林木然地发着呆，没有什么反应。大林就让小林上车，然后对我说他要把小林送回村里去。三妈等不及了，一天给大林打一个电话；一打电话就哭，搞得大林的心里一天到晚都乱糟糟的。我说送就送回去吧，小林现在急需要的是散心，也许乡村的田野更适合他。
大林他们走后，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正是社会上的人将要下班之际；可报社和社会不一样，报社的下班时间是晚上十二点钟。我有必要去一趟报社。步入报社，我直接去了薛雨露的办公室，我要把自己调查劳改场虐待犯人的事讲给薛雨露听。没有薛雨露的事先同意，我即使调查得再彻底，也没有用。发稿权在薛雨露手里，她想毙掉某篇稿子，比处死一只蚊子还要简单。
出乎意料的是，薛雨露对我的行为非常支持，这是她作为我的顶头上司以来，很罕见的一次爽快。我过去不论向她请示什么样的采访选题，遭遇的都是那么地磕磕碰碰，丝丝蔓蔓，给我的感觉就是她在找茬。可今天她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倒使我觉得有点儿不习惯。她的笑容，总让我感到蹊跷和怪异。
从薛雨露办公室出来，在楼道里遇到了项文化。项文化正在吃一根火腿肠，吃得很专注，很是津津有味。我说文化你最近忙什么？项文化瞪瞪我，觉得挺好奇。项文化虽然和我一个部门，但几乎没怎么说过话，他好奇也是情理之中的。项文化懒洋洋地说，能忙什么，还不是这些烂事？我说我想单独和你聊聊。项文化说啥时候？我说晚上怎么样？项文化说晚上不行，薛力含约他晚上去歌厅。项文化问我有很多话给他说吗？我说那倒没有，只有几句话。项文化就说那咱们去报社的会客厅里吧，我有门上的钥匙。
呵呵，项文化果然是报社的特殊人物，他竟然有会客厅的钥匙。在我们这些记者的眼里，那间装修得金碧辉煌的会客厅宛若皇宫，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出入的。项文化开了会客厅的门，又把我领到一个套间的门口，一脚踢开门，手指着里面，说这是报社专门给他安排的用于休息的地方，他经常在这里一睡就是一个下午。
我朝套间里望了望，发现里面的配置一应俱全：席梦思床、沙发、影碟机、电脑、高尔夫球杆等等。令人称奇的是，里面还有一些女人的用品，诸如香水卫生巾之类。没等我探问究竟，项文化却发起了感慨，抱怨说虽然名义上这个套间是专门给他配备的，但经常是他瞌睡得一个呵欠连着一个呵欠，却进不了套间的门；孙社长挺令人讨厌的，他动不动就要占用这个套间，用了还不知道把该收拾的东西收拾掉。有一回，项文化进去睡觉，竟然发现满地脏淋淋的东西，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差点没让他呕吐出来。我问项文化薛雨露来不来这里？项文化向四周扫了一眼，压低声音说，怎么不来？孙社长来，她自然也就来嘛！项文化觉得自己失了言，于是叮咛我别把这些说出去：孙社长和薛主任对他都很关照，他也得为他们保密！
坐在会客厅软软的沙发上，我先对项文化进行了一番赞美，我说小项我们尽管接触不多，但我发现你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闲话少，不介入是非，也不势利；尽管是高官的儿子，却不骄横，很难得呀！项文化说他本来早就出国了，他妹妹在加拿大，老鼓动他过去，说那边的空气好，人在好空气里生活可以长寿；妹妹在加拿大经商，比较有钱，专门为他买了一套公寓；公寓现在却闲置在那儿，没有人居住；为了不使房子里的家具被虫子吞噬，又雇用了一个白人做看护；加拿大的人力成本是很昂贵的，那个白人，每月就得付给他一万多元人民币；当然，雇用当地的华人要便宜一些，但他们全家都坚决反对雇用华人，说最不放心的就是华人：华人手脚不干净，嘴巴也不牢靠。
我说那你直接移民过去多好啊！不论怎么说，加拿大是发达国家，我们才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哪个方面，还都是有差距的。项文化的眉头皱了起来，叹息谁不想去啊，但他却总是学不好英语；他已经参加了数不清的英语培训班，但装进脑子里的单词不超过二十个；也不知道谁发明了英语，把它发明得那么乱七八糟；唧唧呱呱，呜里哇拉，简直像鸟叫！项文化学不会，即使使出吃奶的劲，依然是学不会！语言不通，他到那个国家不就成了瞎子和哑巴？但他最终会移民的，凡有本事的人，有几个还在国内混呀？
我转移了话题。我问有个采访不知道小项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项文化张了张嘴，说别提工作，一提工作他就瞌睡；采访，写稿等等，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事了，这个倒霉的事怎么就让他摊上了？他爸也是的，那么多的工作不给他挑选，就给他弄个记者让他当，还说是要提高他的写作能力。真是的，鸭子上鸡架，竹竿当栋梁，这不是胡整吗？
不过，项文化还是询问了是一个什么样的采访？我把小林在劳改场阴囊被搞伤的事讲给他听。项文化听得眼睛瞪得好大，他一脸的惊讶，质问我该不是虚构的吧？我说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敢冤枉劳改场，难道我不想活了？项文化好像是激动，又好像是兴奋，他搓着手，说那咱们就去吧，去采访，去把那些狗日的害人精灭了！
项文化问什么时候去？他的意思是，尽快去！他说他平时总是找不到可写的素材，没有办法，只有搬来人家报纸上的内容往上套；嘻嘻嘻，嘿嘿嘿，想起来就想笑，一个人的阴囊竟然被搞坏了——这个题材太离奇，也太好玩了！写出来，说不定能轰动天下！弄不好，还会获个什么奖呢！当然，项文化也声明了，稿子由我写，署名我在前他在后；他不参与写稿，稿费也看不上；他只是跟着我，全当是我的保镖！对了，还有一点是他爸爸特别强调的，那就是即使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说他是谁谁谁的儿子。
我同意项文化所说的一切。我说小项为了咱们合作愉快，我请你喝茶吧。项文化看了看表，说他得赶快走了，薛力含恐怕都等不及了。我说你听大哥一句话好吗？别和薛力含贴得太近，他是个街道里的混混，可别让他害了你！项文化站起来，伸伸懒腰，说这你就不懂了，混混才能成大器！你没看到原来的好多混混，现在都人模狗样的？社会社会，就是混嘛，大家都在混嘛！大哥啊，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是个死脑筋呀？
我说行了行了，咱们不说这些了；说好了，明天出发。
项文化说没问题。接着他又问路途远不远，远的话他叫辆车。
我说你方便的话就叫辆车吧！我又叮咛项文化，和我一同出去采访的事，暂时没有必要让薛雨露知道。
项文化一边往外走一边满不在乎地说她知道又咋啦？她还能拦着不让我去？
与项文化握手再见，我就骑上自行车往回走。一想到有项文化陪同，我就对小林讨回公道有了信心。项文化蛮有自知之明的，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做我的保镖，他难道猜透了我的心思？我拉他入伙，还不是这个原因？有项文化撑腰，一路都会是绿灯闪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