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本和康圆圆在麻子村开办的乡村公民学校却招不到学员，这让立本很着急。农民认为让他们学习，却不发给他们钱，这不是骗他们吗？现在的农民不是二十年前的农民，不是谁想骗他们就能骗得了的。立本和康圆圆挨门挨户地去劝说，都没有用。康圆圆挂在嘴边的“启蒙”二字，更是遭到农民的嘲笑和反驳：你把我们当傻子了？我们什么都不懂，就你懂得多？你懂得多，那我问问你，白露前种麦子还是白露后种麦子合适？一根玉米苗和另一根玉米苗之间的株距应该是多少？回答不上来吧？回答不上来的人有什么资格给农民上课？行啦，行啦，我们农民不需要知道你所说的那些大道理，知道了也没用，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我们只要知道庄稼怎么种就行了。
立本和康圆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给农民许愿：凡来听课者，每人发一条毛巾。此言一出，当天村部的院子里就挤满了人——卧床不起的老太太被儿孙们抬了来，在不远处打工的姑娘小伙子也被父母召唤回来，走亲戚的也大汗淋漓地跑了回来——一条毛巾，就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让康圆圆目瞪口呆。然而，毛巾发放完毕，人们却哄散而去，拽也拽不住，偌大的院子立刻变得空旷寂寞，只留下孤零零的四个人，还坐在条椅上向主席台张望。这四个人，坐在那里，纯粹为了照顾立本的面子。三妈心情不好，她不是为听课，而是为了散心；宝来坐在那里，是他有求于立本，他妻子秋利能不能得到赔偿，全凭立本了；北墙坐在那里，原因也是不用多讲的，因为他是立本的姐夫，他即使一句话听不进去，也要做出认真听讲的样子；最后一位坐在那里的就是小林了——小林可是全心全意支持开办这样的学校，他的观点和康圆圆基本一致：愚昧比贫穷更可怕！当然了，康圆圆不止一次地在立本面前夸赞过小林，立本承诺在工业园建起来之后，将重用小林。
立本在电话里问我有什么办法能把农民召集到一起？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于哽咽。他说他没想到农民竟然这样不开窍，鼠目寸光，只在乎芝麻小利。我说这回你明白了吗？美国让你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也使你变得很无知——你了解当下的中国吗？你了解中国的农民吗？你想在麻子村取得成功，不了解中国和中国的农民行吗？
立本说什么才叫了解？他觉得他已经够了解了——农民吃什么样的饭，穿什么样的衣，谈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梦，甚至上完厕所用什么揩屁股，长时间不洗澡衣缝里的虱子成群结队等等，他都非常熟悉——我说你熟悉这些有什么用吗？你应该学一回鲁迅，把当代农民的精神和灵魂，像庖丁解牛那般进行一次解剖。
立本说有那么复杂吗？
我说你如果真想在中国投资成功，你就得知道农民最听谁的话。
立本问我农民最听谁的话？
我说那还用说吗，他们当然最听政府的话了。要在中国搞成事情，必须和政府很好地合作。
立本说他想和政府合作，但却不愿意和刘奇栓虎这样的官员合作——他叹息自己倒霉，开阳有那么多的好官员，怎么偏偏让他遇上了刘奇这号杀猪出身的人——和刘奇合作会使公民学校的宗旨发生改变。他们在课堂上最想讲的就是一个公民有什么样的义务，同时又有什么样的权利，怎样去履行这些义务，怎么去捍卫这些权利等等；农民之所以生活艰辛，除了他们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根本的症结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天生为人，究竟都有哪些权利！一个拿着绳索捆绑农民的人和一个千方百计要解开这道绳索的人，怎么能合作？解绳人听命于捆绳人，岂不成了捆绳人的帮凶？
我笑了。我说立本你已经不是无知的问题，简直呆傻掉了！你好幼稚好幼稚！农民知道了自己的权利又能怎样？你想让他们和谁抗争？最终的结局会是怎样？你如此执迷不悟，肆意妄为，显然是举着瓷器往水泥墙上摔，其结果只能是瓷器的破碎！你怀着美好的愿望去拯救农民，但恐怕连你自己都拯救不了。你以为你是个救星，你以为你是普度众生的佛祖，在引导农民走向光明？醒醒吧，止步吧，就算我求你了，你不要把我们家乡那些可怜的乡亲，引向被鲜花覆盖的悬崖绝壁！
立本很生气，说他原来总认为我还是有骨头的知识分子，却没想到我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因缺钙而瘫痪的病人；身体不但瘫痪了，脑子也瘫痪了；没有农民的觉醒，中国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的公民社会；不建立公民社会，中国就没有未来！就说麻子村吧，那些人个个都很可怜，但个个似乎又都那么地可憎；他们为什么可憎？他们天性中的善良为什么越来越稀少，自私自利却漫无边际地膨胀蔓延？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良好的教化？还不是因为他们公民基本素养的严重缺失？
我说你回家乡投资就投资，何必要纠缠进那些事情里头？那些事情是个迷魂阵，你永远也不会从里面拔出腿来。
立本似乎不想再听下去了，电话里突然传出“嘟嘟嘟”的杂音。立本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就挂断了电话。
但一个月后，我却接到了康圆圆的电话，她的声音显得很低沉。她在叹息，一声声地叹息。我问公民学校办得怎么样了？康圆圆说公民学校倒是取得了重要进展，惊动了各级政府，也惊动了各路媒体，但是却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滑落。我问相反的方向怎么理解呢？康圆圆说立本听了我的话，依靠了当地的官员；群众也怪，敬酒不吃吃罚酒，政府一声令下，个个都变得如同乖顺的绵羊；这项工作，由刘乡长和田栓虎亲自抓，他们规定，迟到一次，扣除征地款二百元；缺席一次，扣除征地款一千元！我的娘啊，一千元在农民的眼里是个天文数字，谁对它的失去不心疼呢？有了这样的约束，没有人敢迟到早退，也没有人中途敢上厕所，一些在外地打工的人，也都急匆匆地赶了回来。但依靠官员也有弊端，主要的就是那个刘乡长，仿佛讲话有瘾似的，抱个话筒就不知道松手；刘乡长讲话也没什么水平，没有任何逻辑，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看见谁不顺眼他就朝谁吼叫；刘乡长与其是在讲话，毋宁说他是在骂人；一连四个小时，他的嘴角白沫飞溅，口里炮火连天，什么样的粗话都能从他的唇舌间射出。刘乡长所有的骂话都在围绕着男女生殖器打转转，一句一个“鸡巴”，一句一个“日你妈”，听得有些少女脸烧得如烙铁般地红。
当刘乡长在讲话的时候，栓虎就牵着那条名叫“挨刀的”的狗，站在一旁警戒。那条“挨刀的”，真是条名副其实的挨刀的，它睁着那只喷冒火焰的独眼，耷拉着血滋滋的舌头，冲着听讲者虎视眈眈；谁打一下盹，或者谁和谁交头接耳，“挨刀的”就冲着谁叫唤；栓虎这时就会疾步走到谁跟前，不但掏出本子把那个人的名字记在本子上，而且会喝令他站出来。立本和康圆圆私下里和栓虎谈过，现场也制止过栓虎的这种行为，但栓虎根本不听他们的，他只是听刘奇的，刘奇对栓虎的行为给予了击掌称赞。
立本泄气了。原来见了立本都笑脸相迎的村民，而今见了他，都仿佛仇人似的，不是扭头就走，就是脸上乌云密布，或者用很难听的话语指桑骂槐——诅咒那头猪快点去屠宰场挨刀子，诅咒那只觅食的鸡快点得瘟疫，诅咒那只飞起飞落的麻雀快点在树枝上碰死——无辜的动物们，因为立本和康圆圆，都要背负遭受唾骂，这让立本心里自然很不好受。
当然，受到立本连累的不仅有动物，更有立本的姐夫北墙。因为立本当众送给他的那一沓沓厚厚的花花绿绿的美元，北墙小偷的帽子似乎被摘除了，从来不和他搭腔的村民在他的家里进进出出，北墙走起路来，头昂了起来，腰也直了许多。但自从立本办的学校开张以来，北墙也渐渐受到了全体村民的孤立，走路没有人愿意和他同行，他说话没有人搭理，他追着问候人家人家却头歪嘴扭。这样的日子没有几天，北墙家里终于出事了：今天夜里，有人在他家门口烧了一刀火纸，留下一堆随风飘舞的灰烬；明天晚上，又有人将砖头和破碎的啤酒瓶从墙外抛进了他家的院子，玻璃碴划破了立芳的脚后跟；后天早上北墙一开门，竟然发现大门上涂抹得到处都是粪便，脏得人直作呕。北墙在立本的劝说下，一口一口地咽下了肚子里汹涌澎湃的怒气。但树欲静，风却不止，一个更大的冲突很快就到来了。那天，在公民学校遭受了栓虎羞辱的富贵，在散会后返回家的路上，喊了一声他家的一把锄头丢了，不知哪个不要脸的将它偷去了。众人立刻议论起来，七嘴八舌，嚷嚷着还能是谁偷去了，谁是这个村里有名的贼？大家群情激愤，三四十个老老少少，七长八短地叫骂着，齐刷刷朝北墙家里拥去。北墙家关紧的门被撞开，院子里的桌子被掀了个四脚朝天，厨房里的水缸被砸烂，卧室里的电视机挨了一铁棍，没有了图影，也没有了声音；北墙和一伙人扭打在了一起，他显然寡不敌众，抱着头倒在了地上，乱脚在他的身上蹂躏和踩踏……
姐夫因为立本而受罪，这让姐姐一家人对立本有了怨气。立芳开始反对他开办这样的学校了，由反对开办学校，又延伸到反对他在村里投资设厂。立芳哭着哀求他，让他回美国，别回来了，永远也不要回来了；投资村里有什么用？村里十个人中，有五双都是白眼狼，你就是把心割下来给他们吃了，他们还会挑剔你的心太咸或者太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