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圆圆是哪天死亡的，我并不清楚。我之所以知道她已经离开了人世，原因在于拉兹在追着我索要康圆圆的遗嘱。拉兹的眼睛上多了一道黑眼圈，像是涂抹上去的。他约我去阿里巴巴喝茶，说有些事情得和我聊聊。
拉兹曾经是阿里巴巴的服务生，工作就是伺候客人，但这回他却成了客人，成了被伺候的对象。拉兹也确实摆出了客人的架势，他两腿搁置在茶几上，吆五喝六，唾沫星喷溅，把那个为我们服务的小伙子骂得脚下乱了方寸。
我进了包间刚刚坐下，拉兹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证书，翻开来，铺在了我的面前。我对着证书里面的字瞅了瞅，才弄明白这是他和康圆圆的结婚证。奇怪的是，结婚证书上的日期，恰恰就是康圆圆去世的那一天。
拉兹训斥了一通在茶几上不小心洒了一滴水的服务生，然后命令他滚出去。服务生出去后，拉兹就掉回头问我看清楚证书上面的字没有？我说看清楚了。拉兹便问我搞清楚他和康圆圆的关系没有？我说搞清楚了。拉兹问我搞清楚之后，知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摇头，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拉兹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说我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接着却又降低了音调，问如果我的爱人——当然我没有爱人，这是假如——死了，她的遗嘱该掌握在谁的手里？我问他凭什么说我拿了康圆圆的遗嘱？拉兹说他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况且当时康圆圆把遗嘱交给我时，病房里还有其他人；这些人既长着眼睛，又长着嘴巴，他能不知道吗？拉兹以一种威胁的语调说，如果我把遗嘱交出来，他还把我认作大哥；如果我不交出来的话，那就对不起了，有什么后果就由我自己承担吧。
我说拉兹你能不能以一种平和的语气说话；我说你年纪不大，口气倒不小，你威胁谁呀？我说既然你和康圆圆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遗嘱并不在我手里，我把它交给了薛雨露；康圆圆的遗嘱是写给民政部门的，她的意思是要把自己的房产变成现金，从而建起一所或两所儿童福利院。
拉兹说建不建儿童福利院得经过他的同意，他是康圆圆的丈夫，房子是他们夫妻的共有财产，不能由康圆圆一个人说了算。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我把遗嘱交给薛雨露，只不过是遵照康圆圆的意思；你若想得到这份遗嘱，就去找薛雨露吧。
拉兹就骂起了薛雨露，说遗嘱在谁的手里他都放心，惟独在薛雨露的手里他却放心不下；薛雨露可不是一般地贪婪，她的贪得无厌他早就领教过了。想当初薛雨露做他的朋友，让他为她提供性服务，可她却在付账上斤斤计较；他们分手说起来有点儿可笑，竟然缘于购买一件羊毛衫——晚上薛雨露甜言蜜语，主动说给他买一件新西兰进口的羊毛衫，但第二天就变了卦，矢口否认自己曾说过给拉兹买羊毛衫的话——拉兹于是就拎着包从她家走了出来。其实在此之前拉兹根本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肉体上的接触，他的清白因为薛雨露而改变。
从我和拉兹见面后的第三天起，我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平均半个小时接一个，让我不胜其烦。给我打电话的当然是拉兹和薛雨露。拉兹说薛雨露不承认我把康圆圆的遗嘱交给了她，还对他破口大骂，他真想一把捏住薛雨露的脖子，把她掐死。令拉兹惊讶的是，他到康圆圆的房舍去查看，结果是两处住房都出现了异常：单元房里已经有人在租住，而老房子正被一群人拆卸！拉兹问租住的房客，谁是房屋的主人？房客回答是薛力含——据说薛力含得了重病，他正在保外就医——薛力含是薛雨露的弟弟，他拥有房子的钥匙，不是他姐薛雨露给的又是谁给的？拉兹认定薛雨露想侵吞康圆圆的遗产，于是他就去了房管局申诉，但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房管局的人查了查备案登记，结果房产所有人并非康圆圆，而是薛雨露！
可薛雨露在电话里却是另一个腔调，她指责我在撒谎，指责我想谋害她：我根本没有交给她什么遗书，却煽动一个无赖来纠缠她；这个无赖在她的单位指着她的鼻尖骂她，诋毁她的名誉，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好赖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侮辱？薛雨露还说，她手里确实有康圆圆的遗嘱，但不是我交给她的，而是康圆圆直接给她的；康圆圆在遗嘱里写了什么，那是她和康圆圆之间的秘密，外人无权过问。
我的电话在密集地响了三四天之后，突然成了哑巴。薛雨露没有来电话，拉兹也没有来电话，曾经心烦意乱的我一下子变得寂寞而清静，反倒使我有点儿不习惯。但在第六天吧，警察找上门来，要给我做笔录，我这时才知道在我清静的这些天里，竟然发生了惊天血案：拉兹把薛雨露给杀了！
就在薛雨露的办公室里，拉兹掏出一把匕首，朝薛雨露捅去！他总共捅了薛雨露十一刀！薛雨露因为失血过多，被救护车拉到医院时，脉搏停止了跳动，瞳孔已经放大。而拉兹被报社的保安当场擒获，现在关押在了看守所里。
警察自然对我是相当粗暴。他们怀疑我是拉兹的同谋，是这个案件的幕后主使，于是他们拍我家的桌子，摔我家的茶杯，拧我的耳朵，揪我的头发，用拳头砸我的脖子，用脚掌踹我的小腿。尽管我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但他们却口口声声喝令我“老实交代”。欣慰的是，警察并没有把我带走，而是命令我最近不要外出，就呆在家里，随时听从传唤。我写了保证书后，警察就走了。后来警察再也没有找过我，在囚禁了半个月后，我自己把自己给释放了。但我有一个愿望，而且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那就是去看望一回拉兹。拉兹也是个迷失方向的孩子，他尽管现在已经是一个杀人犯，但也相当地可怜！他谋杀了别人，也等于谋杀了自己。薛雨露死亡有他这个明确的凶手，但谁又是谋杀他的凶手呢？——当然，我想探视拉兹的努力没有收到效果，自然也就没有见到拉兹。但看守所里传出的有关拉兹的言行，却使我对这个面临死亡的小伙子肃然起敬：拉兹千方百计地替我开脱，声称杀死薛雨露是他一人所为，和我无关！
与千夫所指的拉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薛雨露的死亡真相却遭到了歪曲，她甚至受到了某种追捧。有份报纸，记者据说是薛雨露的学生，他用整版的篇幅报道薛雨露的感人事迹：薛雨露因为刚正不阿，竟然遭到了歹徒的杀害；她倒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书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赞歌！更好笑的是，在那篇报道的右下方，附了一首抒情诗，里面的两句话似乎打印进了我的脑子，久久地擦洗不掉：英雄的悲壮，衬托得我们无比平庸；平庸的人们啊，我们活着就是对英雄的羞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