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上，很少有正式学科在短短数年之间，就从天堂直堕到炼狱。
经济学却真的做到了。
原来，经济学是“聪明人”的学问，牢牢把持着各国政府智库的上座，对社会日常行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各派经济学家的描述下，世界经济一派欣欣向荣、歌舞升平、前程无限的景象，经济学家们只要解决了是秉持“自由经济”还是“政府干预”的命题就行了，所以奥利地经济学派与凯恩斯主义总在打擂台，在政府智库中争夺话语权。
2008年9月14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宣布破产。随后，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国际股市无一例外地惨跌，国际贸易立即进入萧条期，人类财富蒸发以兆亿计。
经济学家们却已完全迷惘与迷失。几乎占据社会科学皇冠地位的经济学界，浩如烟海的经济学理论书籍，竟没有一位正式的经济学家发布此次金融海啸的预警，也几乎对处置金融海啸和之后的经济萧条手足无措。只是还在延续以往的争吵，于世事已经无补。
此情此景，经济实践者们痛心无比，纷纷对经济理论学界提出了不少疑问甚或质难，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席乔治·索罗斯就最干脆，直接宣布：“经济学就是伪科学！”
经济学家们花了将近250年构建起来的理论大厦已经岌岌可危，概因他们离人们的经济实践活动早已日渐远去，已经无法厘定经济学的本质和边界，也就无法面对纷繁的经济实务开展透彻的调查研究。他们对当今世界越益庞大的经济总量，也就早已选择了逃避的态度，转身躲进了象牙塔，希冀只用理论去解释“经济学”，却已对经济实务和实践毫无益处。
因此，当今世界的经济学名词越来越多、经济学门类越来越林林总总的同时，经济学却已完全丧失了方向，变为一种“经济好时乱吹捧，经济差时喊末日”的流觞媚俗学术。
经济学天使的翅膀折断了，只能飘忽在虚空的炼狱。
如果还不回归经济实践的原点和本质，那么这种飘忽的期限有可能是……
一万年！
其实，直面经济学的本质有这么难吗？
看看那些经济活动者、实践者在干什么，不就结了？
那么，咱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从小商贩们一直到大企业集团的日常经济活动，全是围绕着一种叫“价值”的东西而进行的。
那么经济的本质就很明确了：
经济学的所有实践活动，都是以“创造价值”、“提升价值”及其随之而来的“价值交易”而展开的。
咱们再看从《国富论》开始，到现代凯恩斯主义，这些经济学理论全是教国王或政府如何“搞经济”的，关以上经济学的本质什么事？
政府能创造价值吗？
政府的价值又在哪里？
怎么干，政府才是有价值的，才是高价值的？
连政府的存在，都面临一种“价值考量”，又怎能扮演上帝之手，取代经济日常实践行为，变成“官员越来越像商人”的局面？实际上，官员对经济“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又放”并不只是中国的命题，而是世界性、经济历史性的命题。
这个命题，本书也将正面予以探讨。
这些游离于“价值”之外的经济学理论，还挺能整事。在当代来说，从凯恩斯主义一直到“休克疗法”，却把政府与在大学读经济系的大学生们，搞得迷糊迷茫得很，百花入百眼的，连经济学的边界也不明晰了，甚至什么叫“经济”，也不好定义了。
如果连经济的范畴也界定不了，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学？
近代以来，咱们中国也就从未有过一部完整的经济学。
不是“师夷东洋”，就是照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理论；改革开放后，又全面引进欧美的经济学理论。东抄抄西搬搬的，却对我国经济的总体面也无法概括了，对微观经济的方法论也瞧不上眼了，连最落后的“经济学理论”也摆上了桌面，什么“大集团垄断论”、“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明摆着让一个国家和社会跳坑的，也敢在主流传媒中去传播，就罔顾这些理论是著名的“乱世思潮”：搞垄断就会使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流动性降减至最低程度，最终使社会割裂死寂，引发内战爆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搞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曾经又给人类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这种没有经济学的状况，既与我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现实很不相称，也完全没有世界经济史的意识：这世上谁搞经济的历史最长？是日本？苏联？还是现在的欧美？都不是。日本有经济意识不过才800年的历史，欧美打“大航海”那段算起，搞经济也不过搞了500年，都比我国和西亚地区差远了，全在年份上加一个零，再与咱们和西亚比画吧。
如果把世界文明的起源，厘定为规模化生产、经济贸易、政治文明这三项要素的话，则华夏文明和西亚的苏美尔文明算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了。苏美尔文明通过克里特岛影响了后来的古希腊文明，也影响了后来的西方世界。而中国则更不得了，直接使咱们的西周、西汉、隋唐等时代屹立于世界的巅峰，做“上国”的历史比世界上所有体验过这种滋味的国家加起来还多。
这个经济历史悠久丰盛的国家，有什么理由竟然还没有一门完整的经济学？
实际上，还在上古母系氏族的神农氏时代，也就是咱们女性当家的年代，就已经开创性地进行了颇为成熟的经济实践。当今我国考古的实务工作，已经到了一个重新认识上古时代的临界点，就发现中国南方和东部的种稻历史，可以推及据今万年以前。而据今9000年前，更在现今的河南省产生了规模化种植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一路西去，直至现今的新疆东部，都有仰韶文化规模化种植的遗址。
大规模化、制式化的农业生产，必然伴随着产生大范围部落、氏族间的贸易。而据今约5000年前的炎帝时代（按史籍考证，炎帝是神农氏的最后一位，也还是母系氏族时代），就发现那时华夏地区与西亚出土的彩陶，有“制式相同，纹饰各异”的现象。
这的确让有些人理所当然地说“华夏文化来自西方”，比方说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就说：“然以河南与安诺（注：指现在位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安诺遗址”）之相较，其器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一源之感想。”但这位考古学家未必懂得贸易，他并不知道这种制式相同、纹饰各异的彩陶，恰恰是上古时代华夏文明与西亚，展开部落氏族间制式化贸易的表证，体现的是“等量交易”到“等价交易”，真与文化影响力没啥关系。所以不必张冠李戴地把贸易存在的考古证据，套到咱们的文化也是从别家来的，这就错用神表错情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价值”这事儿，最迟在炎帝时代就诞生了。要不，人类是无法进行交易的。
到了西周初年，更是直接以农桑和贸易立国的。台湾学者许倬云先生，就曾回黄河故道，一锹一锨地发掘那些淹没在黄泛区之下的先秦古城邦遗址。他就发现西周镐京那样的古城邦，已不局限于军事上防御的封闭城池，而是具有巨大辐射力的贸易枢纽。而与西周开展全面贸易的，就是那位在西方几乎被列为神话级人物的以色列联合王国的所罗门王。
这位被西方列为世界第一位首富的所罗门王，其积累起的巨大财富，就是通过贸易获得的。其时，所罗门王开辟了两条海上贸易通道，其中一条就经过印度商人的周转，远达我国南方的海岸，以至于连《汉书·地理志》里，也有“欲拔贫，诣徐闻（现属广东省的一个县）”的记述。这还是公元前10世纪的事，是咱们的周成王、周康王时代。而这条所罗门王开辟的海上通道，后来就叫“海上丝绸之路”。
至春秋时代，我们对经济学的认知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就记载有这样的历史片段：“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在这段不长的对话里，可以见到春秋时期的计然，就已经很精辟地论述了现代经济学的所有核心问题：经济之于国家和社会的地位、经济的生态性、经济的周期性及其把控、经济的均衡观、经济的价值观及其价值营建。
所以哪怕计然回归到今天，也一样是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其时就更不用说了，他到了越国“献七策”，还没用完这七策呢，只用了其中五策，越国就全面复国，一举打败了强盛的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范蠡就很自觉地拜计然为经济经营的老师，也就在辞官后成了中国有正史记载的第一位首富，叫“陶朱公”，现在江浙一带还拜范蠡为“财神”。
正因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国家理论与国家实践十分丰富，所以最迟在战国时代，我国就诞生了“五行”学说，并在西汉初、中期成为了很完善的国家指导学说，将我国推至国强民富、百工兴旺发达的真实盛世时代。据国外比较经济学的专家考证，整个西汉中期，我国占世界的生产总值高达93%以上。这个问题，本书还有专门论述，这里先按下不表。
我国经济实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还是唐代开元盛世后期。起因是高仙芝为一己之私强攻丝绸之路的石国等各商国，并抢掠私占这些国家的财富，引发了与大食国的“怛罗斯之战”。
怛罗斯之战是境外世界史经常提及的一个重要史实，国内教科书却甚少言及这段历史，因为国内史学界还没真正清楚，这个在国内军事史上不算大型的战役，是怎样使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怛罗斯之战标志着世界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主动中断了对外经济通道，也就主动放弃了对世界的影响力和领引力，渐渐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渐次成为一块“封闭的大陆”。之后的各个朝代中，“海禁”、“闭关锁国”等封闭思维，就在中国这块古老却生机盎然的大地上，渐渐变为政治学的主流意识。
这场战役高仙芝战败的结果，也就使汉武大帝以及那些英勇绝伦的大汉将士拼了命打下来的“丝绸之路”，重归断裂封闭。再强盛的唐帝国，也无法承受经济骤然失衡的一系列恶果，不久也就爆发了对唐朝几为毁灭性打击的“安史之乱”，中国也就不可逆地进入到军阀割据时代。
宋朝刚开始时还有不小的运气，其经济繁荣来自“金融渠道充盈”——也就是境外资金因为正发生“十字军东征”的欧亚大战，大量涌入宋朝地界避险。
但宋朝与西周、汉唐这些时代在经济上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少了一项“营盘扎实”：很多优质工艺技术就在这个时期失传，很多工业行业也在这个时期从规模化、规制性生产沦为手工作坊，甚至堙没。最大的例子，就是铸造这门汉唐时期的“大工”行业，到宋代就沦为小作坊了；那个著名的“百炼钢技术”就是在这个时代传往日本那里去的，在咱们国内竟然断代失传。到明代还得大量进口日本用汉唐铸造工艺技术制造的武士刀剑，以装备我国军队。
结果，宋朝就成了很典型的“浮华时代”经济模型：看上去红光满面，怪有钱的，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一系列的“富贵病”一样不缺。也就带来文化上的虚浮滥觞、虚理丛生，社会现实中寄生性严重抬升的状况，中国扎实坚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力，在宋后也就被虚浮文风所掩埋。
等宋朝的“钱潮”流过去了，咱们的家底就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清朝乾隆后期，西方工业革命爆发，咱们那点可怜的家底一下子就被超过去了。结果，咱们国家就爆发了国民大革命。
其实不关革命的事，搞多少次革命也不过抖落自身的家底，而咱们就那点家底甚至再经不起半次革命的抖落。
咱们就只好反过身来重置家底。那就经不起浮躁了，只能直面经济的客观运行，真正掌握经济的大小规律，真实地在咱们丰富的经济历史中提取经济案例，也就有咱们自身的经济学了。
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史，就在于从这种述事当中，咱们可以很清晰地厘定经济学的边界。
所谓经济学，不过是在说三件事：
有无提供给消费者好产品的经营模式？
有无将产品输送到消费者手上的商业渠道？
有无在交易过程中的有效规则？
通俗点说，经济学也不过是在说“营盘”、“通道”、“规则”这三件事。
超越这三者的边界，就应该不算经济学了，哪个行业可能干完天下的事？这样我们就不会含糊含混了。省得啥好事都成了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连《制度经济学》也敢瞎吹出来的——制度不去管公平正义的事，跑来咱们商人这里瞎掺和什么？结果经济学这种自古就是“富贵术”的东西，也变成了不知道说啥的次文化、伪科学。
而营盘、通道、规则，都还是围绕着“价值”这样东西进行的。
那么，咱们就可以这样说：
经济学很清晰，从来不含混。
你能创造价值，你就能够立业。
你能提升价值，你就能够走向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