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这事儿,对没有经过完整商业训练的人来说,感觉是十分飘忽的。也可能在经济界中浸润了多年,仍会发生暂时的迷惑。
咱们看以下在商业世界中经常发生的场景。
一对订了婚的男女,想择一套住房做新居。房产经纪人带着他们来到一套住房,就发生了以下对话:
房产经纪人:“这套房实用面积70平方米,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夫妻居住生活了。”
买方:“为什么地上有条缝?”
房产经纪人:“看看外面,面对足球场,你们的小宝宝长大了,还可以在那里踢足球。”
买方:“这个厨房不是我们喜欢的样式。”
房产经纪人:“这个厨房是最新潮的了,叫半开放式厨房,你们一位在里面烹饪,另一位在外面可以慢慢欣赏。”
买方:“墙的批荡实在太差了。”
房产经纪人:“这间房太实用了,看看主人房,你们在里面打滚都可以,还面对东方,你们可以享受第一缕朝阳。”
……
最后,小夫妻问:“这套房卖多少钱?”
房产经纪人:“老友价了,折实了是160万。”
小夫妻只同意出140万。
双方就价格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
这就让人很困惑了:到底是房产经纪人提出的160万价格,更符合这套房产的价值;还是小夫妻提出的140万价格,更符合房产价值?亦或两者都不符合该房的价值?该套房产又是以什么来厘定和确定其价值的?
咱们当然可以列举出一些成本因素,来强调该房产的价值,比方说强调该套房产的建造成本是多少;周围还有良好的学校、公园或其他设施,来强调环境因素。但是一旦这对小夫妻觉得价格不合适,扭头就走,这套房产对这位小夫妻而言,也就不存在价值了。
那么,价值到底是房地产经纪人强调的“客观因素”构成,还是以这对小夫妻的“主观衡定因素”决定?
也就是说,价值到底是一种客观标准,还是一种主观标准。
以上问题,就构成了“价值”的飘忽性和不确定性。
这也造成了咱们估值乃至定价的难度。
也不怕说了,几乎全球的商学院,都把“定价”、“估值”这些专业,列为最核心专业,不是素质优秀的学生,还不让他们学这门。
谁叫一旦估值定价成功,整个商业行为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
我国大陆的商业模式无论是小商贩,还是大型店铺,总有个“询价”环节:进批新货了,第一时间就是到同级别的商场去看看同类商品卖个什么价,然后再制定自身的“价格策划”。连海关那样的机构,也对商品的市场价格敏感得很,甚至比一般的商人还明白商品境内外市场的价格,想以好充次地瞒关税,确实还不好忽悠他们。
有“询价”,也就有“反询价”,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北方商人,发明了一整套的“袖里乾坤术”,把手伸进对方长长的袖子里,用手势来议价,省得太多人来询价后就玩价格战,把生意给搅黄了。这种反询价也就形成了“圈子生意”,哪怕有好货,进不了生意圈子里,连价都询不到,最终也只好割价以求。
结果连素以开放著称的生意人,也不得不搞黑箱作业了。这样的生意圈,连主动估清商品价值,主动制定商品价值策略,都无法做到,又怎可能使商业模式趋向稳定,做成国际性大集团?每一次商业谈判,都充满了随机性,都只能是“漫天开价,就地还钱”,还怎么形成财务预算,获得预期利润?每一次议价,双方都只能是“我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零和博弈思维,又怎能形成有效的商业规则,共同开拓长期合作的贸易通道?
这种情况长期以往,就形成了“无商不奸”的通识,而整个上海滩的商人们,是没有真正朋友的,大伙看看茅盾所著的《子夜》就明白了。
不要以为这是件小事。对商门来说,一旦不晓得主动评估自身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还不晓得做生意,也就只可能以垄断的方式去进行假想的“交易”。
国际商学院中,都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有一家店铺,总喜欢对顾客说:“你可以去其他店铺看看,如果有任何一家店铺比我这件商品的价格更低,我就双倍价钱赔给你。”
没错,按国际商法的通则,这就构成垄断了,叫“价格垄断”。改换成国内的叫法,就叫“价格战”。
这是一种完全脱离商品本身的价值,仅用低廉价格来排挤竞争对手,从而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
那这种所谓“经营方式”,就不是把眼睛盯在消费者的需求上面,而是紧盯着同行同业。恍如两个朋友结伴去打兔子,没想到遇到一只大熊,其中一位朋友赶紧换双跑鞋,好撒丫子狂跑。另一位朋友纳闷儿,就问:“你再跑,也跑不过熊啊。”跑鞋朋友就回答:“没错,俺跑得过你就行了。”
这叫商业吗?这叫经营吗?这叫行业战争吧?
那么,生产、商业这些自古就是“富贵术”的门道,价格垄断能使咱们富贵吗?
当然不可能了,包括启动价格战的那位,刚开始也许资源特多,钱不缺、关系不缺、商品也不缺,但这种无限接近成本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垄断战争,不就是全面消耗你的银钱、你的关系、你的商品吗?还富贵个啥?
现在一大堆不懂做生意,只会像战争那样消耗各项资源的,要不在牢里蹲着,要不就浪迹天涯好躲债。就算有个别还苦哈哈地挨着,那个萧条呵,守着个微波炉等运到,眼瞅着别人赚钱,又心有不甘,打算再筹笔款子来,把价格战延伸到冰箱那头吧,看能不能碰巧淘回点金子回来。别人也无须与你再打价格战了,就是咋呼一句:“又准备重返微波炉行业喽。”就被吓得赶紧把头缩回去了。这种“坚守”有意义吗?别人还说“穷则变,变则通”的,全都奔小康致富去了,就微波炉抱残守缺地看别人风光,内心满是苦滋味。这不,都还上国际商学院的反面案例去了。
别人打仗才是一种资源的全面消耗,所以才“无钱不聚兵”;咱做厂家、商门的,本来就是管万物欣荣的,好赚回钱来养家、齐物、富天下。还玩价格战,就改当兵去吧,兴许还有个上等兵的奔头。
如果搞经济经营门内,全是这些不懂经济经营的初生牛犊,如果那些的经济学理论还在推波助澜地用各种“博弈模式”催发他们的肾上腺素,政府还在鼓励地域竞争,则会发生什么事?
那就完蛋了,经济的“竞次”就会向生产领域蔓延,再向社会蔓延,最后向政治层面、政权层面蔓延,那个曾经的“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垮掉的。
民国年代不会铺经营的摊子吗?不会使用价格战的招术吗?当然不是。
事实上民国初年恰逢欧洲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咱的民族工业、民族企业少了这方面的竞争,一下子就蓬勃发展起来,可以说也是个百工兴旺的年代,那时的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比现在低到哪儿去,物价还很低廉。问题是,一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家族竞争的事儿就突显了,所谓“四大家族”还动用了公权力量、金融力量,强力吞并民营中小企业,钱是捞了大把,就是引起了省际之间的派系之争,倒把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给排挤出去了。
结果经济就开始萧条,东北四省都丢了,连个抗日都准备不起来。使得中国军队不得不用最落后的武器,对抗日本的精良装备。见过打现代战争,还整连整排的正规军队连“中正造”也配不齐,全拎着一把大刀往前冲锋的吗?咱们的民族英雄啊,就让这些不懂搞经济的二憨给耽误了。
抗战后,还不晓得吸取这种不懂搞经济的教训,还是重启家族竞争,结果生产厂家就无利可图,也就大批倒闭,百物也就腾贵,再用无限造币来冲抵物质稀缺,稀释社会财富,也就先造成法币体系的崩溃,再造成金圆券体系的崩溃。不跑路到台湾,可能吗?
如果说今非昔比,好歹咱们现在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商品竞次之下,工业体系全面亏损,资金从实业抽到金融行里瞎倒腾,工业体系就不会垮掉?
如果说现在咱们的生产能力很大了,早就形成了规模化、规制化生产,但连产品也“倾销”不出去,大量堆放在仓库里,不少行业甚至达到库存量的未来3~7年,却推高了国际原料的价格,比方说淡水谷就从未赚这么多的钱。那么,这种“价值倒挂(一方面消耗了宝贵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却赚不回来银钱)”带来的产能严重过剩,消费力却掉头而去,不是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还是什么?
这一切的起源就这么简单:全是咱们没抓住飘忽的价值,也就忽略价值地瞎倒腾、瞎折腾,而造成的。
如果咱们认不清价值,就会太轻易地把审问犯人用的零和博弈,用到咱们经济经营上来了,咱们就没有真正的经济专业,也就没有真实的经济文化。
这年头,还做“没文化”的人,怎可能让咱们奔儿康致富?
经济学就是这样,由于在人群中传递性、流动性是最强的,其初衷的传导性也就越强。当我们拿一些根本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初衷和方法,主观地强行推进时,则飙风起于青之末,是可以预期在一定时候跨越临界点,所有人都将失去控制,不可逆地发生著名的“黑天鹅事件”。
所以长期浸润在商界的人士有经验:一得确保自身懂行,每一起商业行为都得重新启动商业调查,做好商业策划,这样就容易对未来的商业流程进行全程把控,大家也就都有钱赚;二得保证自身的初衷是良善的,也就是符合社会规范和人性规律的,也就可以在未来的商务中先从善如流,再长袖善舞了。
所以凡是商业社会,都是规则明确和显性的社会,也就是法制社会。
那些喜欢“不按规则出牌”的人士,由于无法把控商业流程,只能陷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到最后也只能丧失对所有事物的把控,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了。所以,整部经济学的历史,竟令人惊讶地详证了没有一位喜好“商战”的人士,是得以善终的,包括西晋时代喜欢斗富的巨富石崇。
——当银钱一离本行,变成了炫耀竞富的工具,则钱就是最鼓荡人心的,人们之间也就有了致命的争斗。
关于经济的流动性和传导性,后面还会详析,这里也就暂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