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虽然朱元璋勤于朝政、鞠躬尽瘁，但借由战争浮上新贵阶层的地主官僚还是想方设法地营私舞弊、盘剥农民，曾经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宿将也开始居功自傲、巧取豪夺。由于民生之艰难，刚刚缓和的农民运动又有抬头的趋势，再加上东南沿海一带倭寇频繁出没，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明朝竟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朱元璋也充分认识到官员腐败的危害性，他制定了严酷的《明律》，又建立起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用以施行《明律》中所规定的严刑峻法。
明太祖对权臣的血洗，是由胡惟庸开始的。朱元璋手下最具远见的文臣刘基一开始就认为胡惟庸这个人不过是区区小犊，不能委以重任，一旦重用必然导致辕裂犁破、祸不单行。胡惟庸的为人向来狡猾奸诈，当上宰相之后更是恃权自专，常常不经请示便自行决断朝中的生杀陟黜之事，甚至私自拆阅公文，对不利于自己的奏章就藏匿不报。后来，他眼见朝廷官吏屡屡得咎，有的人甚至性命不保，便暗中勾结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满的官吏，准备起兵反叛。
公元前1380年正月，胡惟庸及同党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出现的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太祖前去观看。就在朱元璋信以为真，准备从西华门驾车前往的时候，内使云奇突然勒住马的缰绳，极力劝阻皇上不要前往。
云奇唐突犯上的行为激怒了朱元璋，他命令左右护卫用金锤击断了云奇的胳膊，然而气息奄奄的云奇仍然锲而不舍地用手指着胡惟庸宅第的方向。朱元璋见状才突然醒悟，连忙登高远望胡惟庸的宅第，一眼便觉察出胡宅中透出的隐隐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派兵将胡惟庸及埋伏的士兵捉拿归案。很快，胡惟庸便被押至市曹凌迟处死。
朱元璋当然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借题发挥、四处清算，大肆屠杀与胡惟庸一案有关的官员和平民，最后竟连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的全家都惨遭血洗。1393年，朱元璋又以诛杀开国大将蓝玉为开端，再次进行惨绝人寰的大规模清洗运动。单是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就让四万人成为了刀下亡魂。
对于那些侥幸活着的官员，朱元璋着重营造全民告密和特工监督的高压态势。在锦衣卫的监视之下，文武百官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朱元璋的监视之下，其荒诞程度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一次，博士钱宰在退朝回家的路上随口吟诵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嫌”字差点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第二天上朝之时，朱元璋对钱宰说：“听说爱卿昨天做了一首好诗？但是朕并没有‘嫌’你啊，改成‘忧’字你意下如何？”钱宰当即吓出一身冷汗，连忙磕头谢罪，好在朱元璋心情大好，并没有问责之意，钱宰才没有丢掉性命。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好不容易摆脱了朝中的恐怖，却没想到自己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仍然遭到了锦衣卫的监视。有一天，特务向附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询问道：“你们这儿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那老人拱手答道：“在下便是。”这段对话原封不动地传入了朱元璋耳中，吴琳因为没有异心而得到了皇上的重赏。
着名的大学士宋濂对朱元璋可谓是赤胆忠心。一天，他在家中大宴宾客，特务竟向朱元璋呈报了完整的宾客名单和菜单。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便问起宋濂宾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如实回答之后，朱元璋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看来宋学士确实没有骗我！”
国子监祭酒宋讷因为家事而闷闷不乐，特务怀疑他对皇上不满，便将他生气的样子画下来交给朱元璋。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果然质问宋讷为什么要生气，宋讷再三解释，朱元璋才不予追究。为了起到警告作用，朱元璋还特意将锦衣卫所作的画像拿给宋讷看，将宋讷惊得目瞪口呆。
除此之外，朱元璋对当朝文人喜怒无常的暴虐态度也十分让人心惊胆寒。朱元璋有个幼时的朋友叫陈君佐，此人年少成名，文采斐然。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每次在淮阳一带巡视的时候总喜欢带上陈君佐。相传朱元璋在一家小店用餐时兴致颇高，当场出了一个上联：“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坐在一旁的陈君佐不假思索地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听后非常高兴，令人重赏了陈君佐。没过几天，朱元璋又遇到一位文采风流的重庆府监生，为了考察他是否有真才实学，朱元璋又出了一个上联：“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那人也不慌乱，开口就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对这个下联十分满意，第二天便派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然而，皇帝的心情并不是随时随地都那么好。明太祖对无意中冒犯自己的文人也横加杀害，甚至特意构建文字狱来迫害儒生。众所周知，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因此他对与光头有关的词语十分忌讳。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所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发坤，藻饰太平”的句子，其中的“发坤”与“发髡”同音，也就是剃去头发的意思，徐元因此被朱元璋处死。
如果说徐元的无心之失只是在偶然间被朱元璋抓了个正着，那么另一些大臣则是主动往枪口上撞，恭维太祖不成反误了性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他在为本府起草的《贺表》中以“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来形容朱元璋，极尽颂扬之能事。然而朱元璋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生’‘僧’谐音，是在揶揄自己曾经当过和尚；而‘光’即‘秃’的意思，是在讽刺自己的脱发问题；‘则’与‘贼’读法近似，简直是在暗指自己窃取江山。于是，徐一夔的马屁拍到了老虎屁股上，最终只能落得呜呼哀哉的下场。
朱元璋的铁血手腕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像他教育太子朱标时所说的那样，权杖从来就是一根长满毒刺的棘棍，只有毫不留情地剔除这些毒刺，当权者的地位才能长期稳固、高枕无忧。
只是，权力的棘杖从未光洁平滑过，拔除毒刺的腥风血雨也从未停息过。历代封建帝王都在宽仁、暴力和集权之间进行着此消彼长的博弈，却从来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满的最优解。
曾国藩的“中庸”之局——为官有道，步步高升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可谓“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末世的宰相是十分难当的，更何况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并不只是满清一朝的末世，更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末世。因此，曾国藩不是诸葛亮、魏征那样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不是同时代“戊戌六君子”那样的激进革命者，但也不像他的主子慈禧太后那样为后世唾骂。
若要论毁誉交杂、功过参半，曾国藩绝对是封建官员中一个十分复杂、难以描绘的个体；若以时代为横轴、人性为纵轴，那么“中庸”二字足以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结合大时代的背景来看，曾国藩较好地平衡兼顾了各方的利害关系。他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既保有“忠君爱国”的名节，又享尽了身前的荣华富贵。
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双峰的一个乡绅家庭。这样的家庭既有多亩良田保证丰衣足食，又能读书着文力求精神富足，从而培养了曾国藩既能立足现实又有精神追求的特殊品格。曾国藩自小聪颖过人、勤奋好学，他六岁入塾读书，八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十四岁时能读周礼和史记。在长沙举行的童子试中，年幼的曾国藩便已名列前茅；1832年，他又迎来了人生二喜，先后考取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从而迈上了人生的新台阶。到了二十八岁那年，曾国藩更是高中进士，往后便踏上了光芒四射的仕途。在短短的十多年间，他由翰林院检讨开始，一步步升为礼部侍郎，官至二品，可谓春风得意。
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在洪秀全的领导下，起义军由广西桂平县山区出发，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北方推进，两年之内便攻下南京，定为国都。清政府对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剿起义军感到力不从心，只得放手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这些武装力量被称为团练，具体指挥权属于各地的官僚和地主。这便为曾国藩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
1853年，咸丰帝下令长江沿岸的官绅组办团练，曾国藩借着回老家看望母亲的机会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此事。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之下，曾国藩迅速组建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之后不断扩大。曾国藩对朝廷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感触颇深，因此他在亲自组建队伍时十分注意从平民中招募人选，绝不引进官僚子弟。此外，他还善于利用封建宗族的血缘关系将军队紧密联系成一个整体，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在岳州与太平军初次相逢。首战的情况并不理想，湘军水师几乎全军覆没。羞愤交加的曾国藩作势要投水自杀，结果当然很快便被部下救了起来。湘军出师未捷，只得退回老巢，在曾国藩的带领之下进行大力整顿，仅用了三个月便卷土重来拿下了岳州。初尝胜利滋味的湘军再接再厉，经过激烈的交战一举攻下了武汉。此时的曾国藩情绪高涨，抛出了“肃清江面，直捣金陵”的豪言壮语。
虽然攻陷武汉的捷报令咸丰帝大喜过望，但他身边的近臣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曾国藩作为一介舞文弄墨的书生，如今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这对大清是福是祸，现在断言实在是为时过早啊。”曾国藩早就料到自己会被同僚猜忌诋毁，便以替父守丧为由辞去一切军事职务，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家乡。
不料一年后太平军进攻浙江，恐慌的清廷又只得请曾国藩出山，并授予他兵部尚书的头衔。慈禧太后向来认为满人无能，喜欢重用汉人，她的专权更为曾国藩的仕途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平台。
再次领命之后，曾国藩率领湘军进逼九江。太平天国首领意识到湘军的威力，开始竭尽全力地对付起曾国藩来。洪秀全派智勇双全的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九江，石达开大玩“请君入瓮”的把戏，先将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将湖口封住狠狠地进行围剿。不可一世的湘军水师顿时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不仅死伤惨重，战船也悉数被焚。
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再次输得一败涂地，曾国藩再度投水，这一次他被部下死死地拉住，并没有真正地落入水中。且不论两次投水有多少作秀的成分，但曾国藩确实通过这样激烈的手段为自己在军中赢得了人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石达开虽然大挫曾国藩的湘军，又击溃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但他夺取全国的迅猛势头最终还是止于太平军内部的严重分裂。当时，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着名将领先后惨遭杀害，死于内乱的精锐部队共计两万多人。内乱最终以石达开带领十万精兵出走告终，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
太平天国日渐式微之时，正是曾国藩步步高升之日。他率湘军再次夺得武汉，转而与李秀成的部众激战，最终夺回安庆。1860年八月，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后，他便派三路兵马围剿太平天国：李鸿章率淮军保卫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军进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在三路大军夹击之下，再加上英国“外援”的支持，太平天国的重要阵地连连失陷，洪秀全最终在绝望中死去。
攻陷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的湘军将“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洗劫一空。对此，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甚至上书弹劾。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也成为了曾国藩受后世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平心而论，曾国藩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链条中的一环，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代表身后的封建统治势力平稳地运行庞大的国家机器。从这个角度来看，曾国藩也算是尽心尽责的“圣相”了。
凯旋进京之后，曾国藩坚守中庸之道，做了四件看似急流勇退、实则稳固地位的事情：第一，主动让出一部分权力，以免产生权大压主之嫌；第二，主动裁减四万湘军，以免兵力太强而引起猜忌；第三，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给全饷，消除清廷对南京防务的怀疑；第四，设立贡院，大力提拔江南人士。这四项对策一出台，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赞，统治者也一改之前的猜忌怀疑，更加信任起曾国藩来。此后，曾国藩又先后被赏以太子太保衔和双眼花翎，获封一等侯爵并可世代相袭，荣宠之盛一时无人能敌。
曾国藩的官路历程虽然极富争议，但他却是许多近代伟人学习的榜样。作为近代着名的政治家，曾国藩其实对“乾嘉盛世”后清廷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因此他提出了“行政之要，首在得人”的箴言，主张在危急之时重用德才兼备之人，提倡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和礼治仁政的风尚，反对鱼肉百姓的****。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之后，曾国藩对于中西邦交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对清廷借助英军围剿太平天国的行为深感羞愧；另一方面他又不盲目排外，主张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
总的来说，“中庸”不仅指的是曾国藩在为官处世上的稳重保守不激进，也概括了他在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权位、维稳与改革、儒生与武将之间取得的有机平衡。除了治学论道和疆场竞斗，曾国藩在持家教子、处世交友和修身养性方面都有着独特的造诣。他的一生就像是一本清末官场的百科全书，每一页都值得细细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