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称帝的“博弈”之局——善于用人，俘获民心
作为西汉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谋略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他的人品却与一般人的想象有所背离。
这种权力和道德间的微妙背离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仔细品味这样的背离，不仅能让我们洞悉历史的种种无奈，更能让那些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幻想缓缓降落到现实的根基上——有时候，历史就是那么虚伪而残酷。
关于刘邦的人品，以下二三事足以说明。
他曾在兵败彭城之后扔下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身逃走。后来，刘邦又在逃难的人群中与自己的孩子重逢，但不久楚将季布率兵再次追来，刘邦慌忙乘车逃走。在逃亡的过程中，刘邦觉得车速太慢，竟将孩子们推下车去。
夏侯婴见状又将两个子女拾回车中，如此反复了两三次，最终刘邦怒斥道：“现在情况如此危急，难道我还要因为两个孩子而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道：“这可是大王的骨肉啊，怎么能就此舍弃呢？”刘备竟然怒发冲冠，拔剑欲砍夏侯婴，夏侯婴只得将两个孩子夹在腋下，骑马跟在刘邦的车后。
刘邦不仅对亲生儿女冷酷无情，对自己的老父同样视如草芥。项羽曾将刘邦的父亲抓入军中，想要以此来要挟刘邦，没想到刘邦完全不为所动。在两军的一次交战中，项羽将刘父推到阵前，假意威胁道：“如果你不马上撤兵，我就将你的父亲煮熟吃肉。”没想到刘邦竟拿出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赖皮样，不慌不忙地说：“难道你忘了我俩曾结拜兄弟一事吗？现在我爹就是你爹，你爹就是我爹，你若是要将你爹烹食，请务必记得要分我一杯羹啊。”此言一出，正直仁厚的项羽明显招架不住，只得将刘邦的父亲释放。
刘邦一统天下建立西汉政权之后，居然在一次群臣毕集的庆功会上觍着脸问自己的父亲：“你看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刘邦的父亲被他小人得志的样子气得够呛，只得气呼呼地转身走入殿内。
如此看来，刘邦的德行和街头市井的流氓无赖并无二致。然而，刘邦可能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儿子，却是一个善于笼络人心的天生领导者。那么，刘邦是怎样让众多文臣武将和民众归顺的呢，简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二是善于隐忍团结，三是善于运用人才。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距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子婴驾着白车白马，用丝绳系着脖子，封好皇帝的御玺和符节，在枳道旁等着刘邦。
将领们提议杀掉秦王子婴，刘邦却极力反对：“当初怀王之所以派我攻打关中，就是因为我心怀宽广、能够容人；秦王子婴既然已经主动投降，此时再杀掉他不仅有悖情理，而且实在是很不吉利。”就这样，子婴的性命得保，沛公宽厚仁慈的美名不胫而走。
攻克咸阳之后，刘邦一进入前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巍峨宫殿，立即被其中的珍奇摆设和成群美女迷得神魂颠倒，一时竟忘了自己四处征战、铲除秦王****的初衷。将领樊哙只得闯入宫中，斗胆质问他：“您是想做个土财主呢，还是想雄霸天下呢？”这个问题的震撼力显然不及宫中的奇珍异宝，刘邦充耳不闻，仍旧呆坐在原地毫无反应。樊哙再次厉声斥责：“你难道甘愿被秦宫的奢靡夺去心智？还是请您迅速返回军坝上，不要再滞留宫中了！”刘邦由市井发迹，也许真的是从来没尝过富贵之味，所以竟向樊哙央求道：“我今天觉得十分困倦，你就让我在这里歇一宿吧！”
樊哙见自己的劝说毫无效果，又将张良请进秦宫。张良来到刘邦面前，语重心长地说：“正是因为秦朝荒淫无道，你今天才能坐在这里。如果刚刚进入秦都咸阳就想留在宫中享乐，那么秦王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您的明天！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功败垂成，这实在不像是您的作风。古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还是认真思量一下我们所说的话吧！”
就这样，刘邦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秦宫。刘邦接受樊哙和张良的意见，下令将秦宫封好，只留下少数士兵保护大殿和藏有财宝的库房，随即率领大军还军霸上。
为了赢得民心，刘邦把秦地各县的父老乡亲和英雄豪杰都召集起来，郑重地向他们宣布：“秦王当政的时候，我们聚众谈话要被处死，批评朝政得失要被灭族，相信各位父老苦于秦朝的苛虐法令时日已久。而按照诸侯间的约定，如今我率先进入关中，就应该在这里称王。既然这一带由我执掌，过去的严刑峻法必当全部废除。我只想和诸位约定一事，那就是请大家都要遵守三条明白简单的法律：杀人者处死，伤人抵罪，盗窃者判罚。”
此言一出，掌声雷动，在场的听众无不欢欣雀跃。在热烈的气氛之下，刘邦不慌不忙地为自己的笼络性演说作结：“总之，我的军队今天到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替父老乡亲除害，绝不会对你们构成任何叨扰和侵害，请不要畏惧我们。再说，我之所以要还军霸上，就是为了聚集各地乡亲和各路诸侯，让大家一起商议定夺今天这个誓约。”
演说结束之后，秦地的百姓都非常喜悦，兴高采烈地送来牛羊酒食慰劳士兵，刘邦却一一谢绝了乡民的好意。他对大家说：“军队中的粮食是足够的，我们不能让大家无端破费。”老百姓听了这话，都认为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圣明之君，更是迫不及待地拥立刘邦在关中称王。
纵观刘邦发迹前的种种行径，实在是令人齿冷。但正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却成就了天下霸业，这样的反差与正直豪爽却兵败垓下的楚霸王项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许，下面这个插曲早已为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相传当年秦始皇东游的时候，刘邦和项羽同时看见秦始皇光鲜亮丽、豪奢气派的车马仪仗，两人均被那种威武雄壮的气势深深触动。项羽目睹此情此景，心绪勃发，放出豪言壮语：“假以时日，我必将取而代之！”楚霸王粗犷直率的英雄气概可见一斑。而刘邦则有些不同，他只是在一旁轻声叹息道：“大丈夫就应该这样！”言语间满是艳羡嫉妒之情。
在后来的角力中，项羽和刘邦更像是自由搏击赛中的两个风格迥异的对手。项羽能在战场上奋力拼杀，所向披靡；也能为士兵吸疮疗毒，可谓王者仁心；然而他却不肯将权力下放给贤士，将刻好的官印玩没了棱角还舍不得封官授印。这一致命弱点，直接导致了楚霸王最后的悲壮结局。
反观刘邦，他不善带兵打仗，更不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却以高超的演技和团队协作能力俘获了民心，拉拢了一帮甘愿效命的能人贤士，在政权更迭的时代获取了最终的胜利果实。
无论英雄豪杰败亡而流氓无赖起家的剧情如何让今天的看客扼腕叹息、愤愤不平，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成王败寇从来都是历史的法则之一。以“德”不一定能处处服人，而饱含心机与技巧的“术”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
文景盛世的“修养”之局——减法兴国，一动不如一静
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之后，西汉初年社会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一脉相承，对国家采取相对“无为而治”的方针。这种“无为而治”的国策并不是消极的放任和怠管，而是从减轻杂税、扶植农业、抑制豪强、休养生息四个方面来减轻国家和民众的负担，最终实现了“文景之治”，迎来了封建统治的一个巅峰时期。
文景之治始于汉文帝刘恒，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在公元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吕姓外戚趁机作乱，朝中群魔乱舞。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将吕氏一族斩尽杀绝，又将刘恒迎立为汉文帝。在刘恒之后，太子刘启又被立为汉景帝。文、景二帝在任上励精图治，始终践行着最原始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他们所采取的很多具体措施，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厚重的现实意义。
在减轻杂税方面，西汉初年的历代皇帝都根据实际情况身体力行。刘邦登基后，约法省禁，将田赋税率减至“十五税一”。后来，因为国家财政需要，税率有所提高，但汉惠帝继位时又将税率恢复了最初的水平。而在汉文帝前二年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三年还免去了全部田租。
从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了汉代的定制。文帝还将按人头缴纳的军赋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每年四十钱，徭役的频率由每年一次减至每三年一次。景帝二年，又将为国家服徭役的年龄由秦朝时的十七岁改为二十岁。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自继位以来多次下诏鼓励百姓从事农桑，并按户口比例选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努力务农的模范给予奖励，以鼓励农民的生产干劲。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业、矿业的发展。汉文帝一度废除了边关要塞的通行证制度，大大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从一个侧面对农业的生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也使得全国的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田租收入，反过来又为政府进一步减免田租奠定了经济基础，形成了良性循环。在与匈奴等周边民族互通关市、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西汉统治者坚持“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秦代大多数重罪之人都没有刑期，终其一生都得为国家做苦工，而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相应的刑期，罪人刑满释放即免为庶人。第二，秦朝先律有严酷的连坐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难逃罪责，重的将被严刑处死，轻的也会被剥夺人身自由、没收为官奴。
文帝继位以后，明令废止了这种恐怖的“收孥相坐律令”。第三，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残酷的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刑，改由笞刑代替，后来又多次减轻笞刑。对刑法的减免虽然在执行中打了一些折扣，但西汉上下官员却由此达成了断狱从轻、持政宽厚、不事苛求的共识，人民所受的压迫程度与秦代相比得到了大幅度的减轻。
对周边少数民族，文景两代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轻易动兵的策略，尽力维持相安无事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和骆三地，几乎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不仅绝口不提讨伐赵佗之事，还继续尊宠赵氏兄弟，为赵族修建祖坟，并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赐书赵佗。在汉文帝的循循善诱之下，赵佗最终归附汉王朝。
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又与匈奴和亲，虽然此后匈奴屡屡背约侵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防人员严阵以待，并不主动派兵出击，以免给百姓带来战乱之苦。
在个人生活方面，汉文帝也是厉行节俭、谨小慎微。秦代以来就有所谓“秘祝”之官，负责为国家社稷和天子祈福，并将所有的灾祸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了这一官职，并且发出声明：皇帝要对百官的过错负责。
第二年，他又禁止祠官为自己搞祈福活动。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不仅未增添一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还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是夫唱妇随，平日里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一听说预算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便立即作罢。
在文帝的身先士卒之下，当时国家的财政政策也以开源节流为主，贵族官僚更是不敢滥事搜括、挥霍无度，这就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西汉前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无异于阳光雨露，对豪强商贾来说更是带来了攫取利益的良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为他们带来的利益就多。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社会上形成了三股强大的势力，他们分别是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业新贵，这些豪富占有了整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整天在成群奴婢的服侍下过着侈靡的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雄厚的财力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自耕农破产流亡。由此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悬殊，给西汉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隐患，这极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加剧阶级矛盾。
文景二帝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社会弊病。为了保护自耕农的权益，主持社会的公理道义，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西汉统治者先后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文帝的重要策臣贾谊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包括：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加强应对灾荒的储备。这些主张严重损害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贾谊也成了他们的攻击对象。攻击者罗织罪名，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最终，贾谊被流放到潮湿沼荒之地，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