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收集一些材料来弥补我的记忆的不足和引导我的写作，但这些材料现在已经落入他人之手，而且没有归还的希望。我只有一个向导还算忠实可靠，那就是我人生历程中的情感之链。情感让我回想起我这一生中那一串串的事件，这些事件正是情感的原因或结果。我发现我很容易忘掉不幸，但是我不能忘掉我的过错，更不能忘掉我的善良感情。对我而言，对这些过错和情感的回忆实在是太宝贵了，我根本不能从心中将它们抹去。我或许会遗漏或颠倒错置一些事件，也可能在日期上出错，但我不会记错自己的感情，也不会记错这感情驱使我做的一切，我将要写下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写忏悔录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准确地反映我的一生中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境。我向读者郑重承诺，我将写下我的心灵史。为了如实地描写这段历史，我不需要借助于其他记录，我只需反观内心就行了，就像我一直所做的那样。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我拥有一本书信集的抄本，其中的信件能提供我的一段时间长约六七年的生活的可靠信息，信的原件在配鲁先生那里。这本书信集的终止时间是1760年，包括我居住在退隐庐，跟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大肆争吵的整段时期，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一段日子，也是我的所有其他不幸的根源。我可能还留有少数日期更近的信件的原件，但我不想将它们继续抄入那本集子中，因为这会使抄本显得分量太大，不利于逃过那些监视我的阿尔戈斯的察觉。不过，一旦我觉得这些原件有助于说清事实时，我会在本书中加以转录，不管这些信的内容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我不怕读者以为我是在写自辩书，而忘记我是在写忏悔录，但是当真实为我辩护时，读者也不应该指望我会保持沉默，回避真实。
而且，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惟一的共同点就是这种真实性。第二部之所以高于第一部，是因为它所叙述的事实更为重要。除此以外，它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不及第一部。第一部是我在武通或特利城堡写的，当时我心情舒畅怡然自得，凡是我要回忆的往事对我而言都是新的乐趣。我不断地带着新的愉悦去回想它们，同时我还可以修改我的叙述，直到我满意为止。目前我的记忆力与脑力十分糟糕，我几乎不能胜任任何一种工作。我只是在满怀酸楚尽力而为地写这本书。写作给我带来的只是不幸、灾难、背叛、忧郁和撕心裂肺的回忆。我宁愿将我要说的一切都永远埋藏在黑暗之中。我既不能不说，又不能不隐藏自己，只好玩点花招，说点假话，做些违背我的本性的事情。我的屋顶上有人在监视，我住的房间有人在偷听。我被许多充满恶意的监视者目不转睛地盯着，身陷他们的重围之中，被弄得心烦意乱，只能将几句支离破碎的句子匆匆地写在纸上，根本没时间重读，更不用说修改了。我知道，尽管我的敌人们不断地在我身边竖起新的障碍，他们还是担心真理会寻找漏洞逃逸出来。我怎样才能使真理显露出来呢？我正在做着这个尝试，虽然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材料并不出色，所以很难从中画出动人的图画，或给它添上诱人的色彩。所以我要向阅读本书的读者预先说明，在阅读的过程中，除非你们抱着想彻底了解一个人的强烈愿望，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诚挚热爱，否则我无法保证不让你们感到厌倦。
在写完第一部分的时候，我正违背自己的心意向巴黎进发，而把我的心留在了沙尔麦特。我在沙尔麦特建造了我的最后一座空中楼阁，打算将来某一天能返回这里，将我获得的财富带到已回心转意的妈妈脚下，那时我梦想着我的记谱法能让我赚到大钱。
我在里昂呆的时间不长，在此期间我拜访了几个熟人，取了几封去巴黎的介绍信，卖了我随身带着的几本几何书。这儿每个人都待我非常热忱。马布利先生和夫人很高兴再次见到我，他们请我吃了几次饭。在他们家里，我结识了马布利神父，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里认识孔狄亚克神父的。这两位神父都是来马布利先生家探望兄长的。马布利神父给了我几封去巴黎的介绍信，其中一封写给封得奈尔，另一封写给开吕斯伯爵。在认识这两位后，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投契，尤其是与开吕斯伯爵，他一直到死，都对我怀有深厚的情意。当我们单独相处时，他会给我许多忠告，我真后悔没有好好听从。
我又一次见到了相识很久的博尔德先生，他过去经常给我发自内心的帮助，这一次我发现他热情如故。就是他帮我卖掉了那几本书，他还亲自费力地托别人为我写了几封措辞高妙的去巴黎的推荐信。博尔德先生又领我拜见了地方长官。通过他我还认识了黎希留公爵，公爵当时正在里昂。巴吕先生带我去见了公爵。公爵待我很友善，他让我到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果然去了几次。然而这次结交贵人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我在后面会多次提到这一点。我又见了音乐家达维，他在以前的一次旅行中帮我摆脱过困境。他曾经借给我一顶帽子和一双袜子。虽然在这之后我俩经常见面，但是他一直没有向我索要，我也一直没有归还。不过我后来也回赠过一件价值相当的小礼物。如果要说我本该做些什么的话，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现在要讲的是我实际做了些什么，很可惜这是两码事。
我又见到了高贵大方的佩里雄，他也又一次向我展示了他惯常的慷慨。他给我的钱与他以前给诗人贝尔纳的钱一样多，他还给我付了驿车费用。我还见到了外科医生巴里索，他是普天下最乐于助人和最仁慈的人；我也见到了他所疼爱的戈德弗鲁瓦，十年来他一直看护着她。这位戈德弗鲁瓦除去温柔的性情与善良的心地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任何人第一次见到她时都会深感同情，在离别时也会充满怜悯。因为她已经进入了肺痨晚期，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说所爱之人的性格最能表明一个人的真实天性的话，那么任何见过温柔的戈德弗鲁瓦的人，都会知道可敬的巴里索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对这些可敬的人从来都充满感激。后来我和他们全都疏远了，这不是因为我忘恩负义，而应归咎于我那不可遏制的懒散，它使我看上去像个忘恩负义的人。他们的深情厚谊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但是要我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致谢，却比用言辞向他们不断地致谢要容易得多。定期通信一直是我力所不及的事。只要我一开始懒于写信，我就会感到羞愧，不知怎样才能弥补过错，这种羞愧与难堪的心情又反过来加重了我的过错，最后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这样我就一直保持着沉默，似乎把朋友们全忘了。巴里索和佩里雄对此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一直热情如故。但是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当一个聪明人自以为受到冷落时，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我离开里昂之前，我必须提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儿。这次和她相会让我感到比以前更愉快一些，她在我心中留下了非常温馨的回忆。这个人就是塞尔小姐，本书的第一部分曾经提到过她，后来我住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和她再次相遇。这一次我很空闲，因此见到她的机会很多。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倾慕之情，我想她自己也不会对我没有好感。但是她对我如此信任，以致我不敢滥用这份信任。她没有钱财，我也一样。我们的境况太相近，以至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同时，按我当时的想法，婚姻还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列。她告诉我，有一位年轻的商人热内夫先生很想向她表达爱意。我在她家里见过这人一两次，大家都说此人很正派，在我看来也是如此。我深信他俩的结合会很幸福，因此我盼着他能娶她。后来他果然娶了她。为了不打扰他俩纯真的感情，我就赶忙离开了，离别时我衷心祝愿这位可爱的女士能永远幸福。可惜，这心愿很快就破灭了，因为后来我听说她在结婚两三年后就去世了。我的整个旅程都被轻微的怅惘所笼罩，我当时感到，后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时也会感到，虽然为了义务和道德而作出牺牲是很痛苦的，但是存留心底的甜蜜回忆会给这痛苦以充分的补偿。
上一次旅行时我从否定的方面看待巴黎，这一次旅行则从与之相对应的辉煌的方面来看巴黎，不过这个所谓的辉煌不是指我在巴黎的住所。根据博尔德先生的介绍，我住进了离索邦不远的位于科尔蒂埃路的圣康坦旅馆。这儿街道狭小，馆舍拥挤，房间逼仄，一切都糟透了。然而，这个旅馆里却住过许多精英人物，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神父、孔狄亚克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但我很不走运，因为这些人早就离开了那儿。不过我在那里结识了博纳丰先生，他是一位跛脚的乡绅，喜欢打官司，有一种讲究纯正语言的癖好。我通过他认识了我现在最老的朋友罗甘先生。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在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是1741年秋天抵达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金、喜剧《纳尔西斯》、以及我的音乐改革方案，这就是我的全部资产。时间不容耽搁，我需要尽快将这些资产用到极致，于是我赶紧去利用我的那些介绍信。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到巴黎，长相不错，又有些才能，那么他一定会得到较好的接待，就像我一样，这种接待让我很愉快，但对我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在我携带介绍信前往拜会的那些人中，只有三个人对我有点用处。一位是达梅尔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认为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位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也是国王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位是卡斯太尔教士，他是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除达梅尔先生外，其余两人都是由马布利神父引见的。
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达梅尔先生又介绍了两个人给我。一位是加斯先生，他是波尔多议会的议长，是一位很好的小提琴手。另一位是莱翁神父，他当时住在索邦，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年轻神父，他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在社交场上风光一阵之后，不幸英年早逝。有一段时间这两位都突然喜欢上了作曲，于是我教了他们几个月，赚了点小钱，让我已经瘪下去的钱包又稍稍鼓了点起来。莱翁神父对我感情很好，想让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付给我八百法郎的薪水，不足以维持我的衣食住行，因此我很抱歉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博茨先生待我十分热情。他既好学，又很有学问，只是不免有些迂腐。博茨夫人简直可以作他的女儿，她明艳照人，但有些矫揉造作。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每当她在场的时候，我总是手足无措。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么的安娴随意，让我心生怯意，因而显得更加笨拙可笑。比如当她递一碟菜肴给我时，我本该接过整个碟子，但我只敢谦逊地伸出叉子戳上一小块，这使她在将菜碟递还仆人时，总是忍不住要扭过头去，以免让我看见她在笑。她没有料到我这个乡巴佬的脑子里并非空无一物。博茨先生将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这位朋友在每周五科学院开会的日子都会来他家吃饭。博茨先生跟雷米奥尔先生谈起我的音乐改革方案，说我想将这个方案呈送科学院审查。雷米奥尔先生答应帮忙，之后这个方案就被科学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我被雷米奥尔先生领进了科学院，并由他作了介绍。这样，在1742年4月23日这一天，我光荣地在科学院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座声名赫赫的科学院十分庄严肃穆，但我一点也不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紧张，我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宣读和答辩。我的论文成功了，博得了一些赞扬，这使我既惊奇又感到荣幸。我不能想象，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一个不是院士的人竟然能和他们有着共识。被指派来审查我的论文的是梅朗、埃罗、富希三位先生，虽然他们富有学识，但都对音乐知之甚少，至少是没有能力对我的方案作出评判。
在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很确定同时又很惊讶地发现，学者们虽然有时候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一些，但是反过来说，他们会比一般人更加顽固地坚持自身原有的成见。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反对意见都很无力，错误百出；尽管我承认自己心怀胆怯，措辞不当，但我的道理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我总是不能让他们理解我的意思，或是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往往在还没有弄懂我的意思的情况下就轻易地用几句华丽的言辞将我驳了回来，让我目瞪口呆。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出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经设想过用数字来记录音阶，这使他们认为我的想法并不新鲜。这或许的确是事实。因为尽管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苏埃蒂神父，而且他那种不考虑八度音的记录单旋圣歌的七音记谱法也根本不可能和我的简单方便的记谱法相比——因为我的记谱法可以用数字将人们所能想到的与音乐有关的一切东西，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都记录下来，这是苏埃蒂神父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但是就基本的七音符标记法而言，他确实是第一个发明者。但他不仅过于重视这个原始发明，而且并不停留在这一点上。只要一谈到这个记谱体系的基本原则时，他就开始胡说八道起来。我的记谱体系的最大优点在于废除了变调和谱号，因此，同一首乐曲，不管采用什么调子，只要在曲子的开头换一个字母，就可以记录下来，并且随意变调了。这几位先生从一个巴黎的胡乱弹琴的乐师那里听说变调演奏乐曲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他们从这一点出发，将我的记谱方案的最显着的优点变成了它想要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他们认定我的记谱法适合声乐而不适合器乐，实际上是正好搞颠倒了。根据他们的报告，学院给我发了一份充满溢美之词的证书，但是从它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案既不新颖，也没有什么用处。我认为没有必要拿这张证书来给我为公众写的《论现代音乐》一书作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