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干的这件傻事已经就此被忘掉了，但我错了。弗兰格耶先生是她的丈夫杜宾先生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他的年纪与我和杜宾夫人差不多。他很聪明，长相也不错，同时很有野心。据说他追求自己的继母。人们之所以这样说，其根据也许就是她替他找了一个奇丑无比同时又十分温柔的妻子，而且她跟这对夫妻相处得很融洽吧。弗兰格耶先生很仰慕有才华的人，而他自己也是多才多艺。他深谙音乐，因此音乐成了联系我俩的纽带。我常去看他，和他的关系逐渐变得非常密切起来。突然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杜宾夫人嫌我去得太勤了，让我以后别再老往她家跑了。如果杜宾夫人在退还信件的时候对我提这样的要求，那是不足为怪的。但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八九天，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进一步的理由，因此我觉得她这样做有些不合情理。更奇怪的是，弗兰格耶先生及其夫人对我的热情一如既往。不过我去她家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许多。要不是杜宾夫人一时心血来潮，我可能再也不会上她那儿去了。她请我照管一下她的儿子，因为他正要换家庭教师，有十天左右无人照料。这几天时间我简直是在活受罪。只有当我想到这是杜宾夫人交待的任务时，心里才会稍微感到有点好受些。这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他的脾气就十分暴躁，后来他差点因此而败坏了家声，最终他还是因为这一点而在波旁岛丧了命。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竭力阻止他伤害自己和伤害家人。我所做的就是这些。虽然只有这么一点事情要做，却也够让我烦心的了。即便杜宾夫人为了让我再多照管八天而情愿以身相许，我也不会再干这事儿了。
弗兰格耶先生和我建立了友谊，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向鲁埃尔先生学化学。为了住得离他近一点，我从圣康坦旅馆搬了出来，住到维尔德莱路德网球场旁边，这条路临近杜宾先生所住的普拉特利埃尔路。我在那儿不慎得了点小感冒。由于我麻痹大意，它转成了肺炎，差点让我送了命。我年轻的时候常患这类炎症，比如胸膜炎，特别是常得咽喉炎，此外还有好多，在此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这些病都曾经折磨过我，让我每每和死神擦肩而过。在病后康复的过程中，我反思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我为自己的怯懦、软弱和慵懒痛惜不已。尽管我感到胸中燃烧着一团烈火，可这份慵懒却让我沉溺于百无聊赖之中，即便是濒临穷困潦倒也不能自拔。在我病倒的前一天，我去剧院看了鲁瓦那演的一部歌剧，剧名我记不清了。尽管我常常抱有一种偏见，总是推崇别人的才能，而怀疑自己的能力，但在这一回看过歌剧之后，我却不能不认为这部作品实在虚弱乏力，缺少热情，也没有多少创意。有时我甚至在心里暗暗地想：“看上去我都可以写得比它更好。”但紧接着，由于我先前一直就有的对歌剧的敬畏之心，加上以前也听专家们对写歌剧有过种种神乎其神的吹嘘，这些都让我裹足不前。我为自己竟然产生这样的念头而感到脸红。再说，我上哪儿去找个既肯为我写歌词又肯不辞辛苦地照我的意思进行修改的人呢？当我生病时，这种作曲和写作歌剧的想法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发高烧说胡话的时候，我还编了一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当时还写了两三首美妙的即兴之作，如果音乐大师们听到了，我想他们也许会大加赞赏的。如果能把一个高烧病人的胡说记录下来，人们将会从他的狂热之中发现多少伟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一直到康复期间，我满脑袋装的都还是作曲的事儿，只是心境比以前平静了不少。我对这件事想了很久，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地就想到上面去了。最后为了给自己一个交待，我决心写一部歌剧，连词带曲都由自己一个人完成。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尝试着作曲了。我在尚贝里的时候就写过一个悲剧，剧名是《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由于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就将它一把火烧了。在里昂我又写了一部《新世界的发现》，尽管我已经为它的序幕和第一幕作了曲，而且达维在看过这些曲子之后，认为有些片段可以和波农岂尼媲美，但我还是在将它读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父、特吕布莱神父和其他一些人听过之后，又把它给烧了。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花时间对自己的计划作了通盘考虑。我打算写一部英雄芭蕾舞剧，分别用三幕写三个不同的主题，每一幕配以不同性质的音乐。由于每一个主题都是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因此我给这部歌剧取名为《风流诗神》。第一部写意大利诗人塔索，配以劲健有力的音乐；第二幕写奥维德，配以柔婉缠绵的音乐；第三幕名为《阿那克瑞翁》，我打算配以像酒神颂歌一样欢快的音乐。我先拿第一幕试笔。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创作之中，这种热情让我头一次尝到了作曲的快乐滋味。有一天晚上，在我跨进歌剧院大门的那一刻，忽然灵感袭来，简直不可遏抑，我马上将打算买票的钱放回口袋，连忙跑回家去，关上房门，严严实实地拉起窗帘，然后躺到床上，让自己沉浸到音乐与诗的灵感之中，只用了七八个小时就将那一幕最精彩的部分构思出来了，可以这样说，我对斐拉拉公主之爱——因为我此时就是诗人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不义的兄弟面前表现出来的高贵和倨傲的感情，让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比真的被公主拥入怀中还要美妙一百倍。第二天早上，我的构思只有很少一部分还存留在脑海中，但就是这点几乎要被倦意和睡意吞没的残余，仍然能使人看出原有乐章的激情和气势。这一次由于有其他事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没有将作曲继续下去。当我和杜宾一家打得火热的时候，我偶尔也去看一下伯藏瓦尔夫人和布洛勒伊夫人，她们也并没有将我忘掉。近卫军大队长蒙太居伯爵最近刚被任命为驻威尼斯大使。这一职位是巴尔雅克帮他弄到手的，因为他一直在拼命地巴结讨好巴尔雅克。他的哥哥蒙太居先生是太子侍从武官，和这两位夫人很熟悉，并且也认识法兰西学院的阿拉利神父，而我也见过这位神父几面。布洛勒伊夫人知道大使要聘请一位秘书，就将我推荐给了大使。我和大使谈了几次待遇问题。我要求的薪水是五十个金路易，即一千二百法郎，因为担任这个职务少不了一些交际和应酬，这点钱只能勉强支撑一下场面，所以我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是大使只肯出一百皮斯尔托即一千法郎，并且旅费还要我自己承担。这种条件很可笑，因此我们谈崩了。同时弗兰格耶先生竭力地挽留我，不让我离开巴黎，最后他占了上风。我留了下来，而蒙太居先生带着外交部给他推荐的秘书福罗先生走了。他俩刚到威尼斯就闹翻了，福罗先生发现自己是在和一个疯子共事，于是掉头就走。蒙太居先生陷入了困境之中，他身边只有一个名叫比尼斯的年轻神父，这个人只能按照秘书的要求来抄抄写写，不能胜任秘书的工作，因此蒙太居先生不得已又找上了我。他的骑士哥哥很聪明，劝诱我说秘书的职位有某种特权。最后他说服了我，我接受了一千法郎的待遇，外加二十个金路易的路费，就出发了。
到了里昂以后，我本想取道色历山，以便顺路去看望一下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是一来这时发生了战争，二来为了能省一点钱，同时也为了能到当时在普洛旺斯担任指挥官的米尔普瓦先生那儿取护照，因此我就顺罗讷河而下，在日内瓦上了开往土伦的船。蒙太居先生发现缺不了我，就接连来信催我加快行程，但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我耽搁了下来。
那时候墨西拿正流行瘟疫，英国舰队停泊在那里，并访问了我所乘的小船。因此我们在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乏味的航程后，刚一抵达热那亚，就要接受长达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隔离期间我们可以住到防疫所里，也可以住在船上。不过我们在事先被告知，因为来不及准备，防疫所里徒有四壁，别无它物。别人都留在了小船上，只有我一个人例外。船上十分闷热，空间狭小，无法活动手脚，加上虱子又多，因此我宁愿冒险住到防疫所去。有人将我领到了一栋很大的两层楼房里面，我发现那里果然空空如也，窗户、床、椅子都没有，连坐的小凳和睡觉时垫的稻草也没有。人们把我的斗篷、旅行袋和两只箱子送了过来，然后用一把大锁将我锁在了大门里面。这样我就住在了里面，我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动，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从这一层楼走到那一层楼，到处都是一样的寂静，一样的空旷。
尽管如此，我并不后悔自己选择了住在防疫所里面，而没有留在船上。我就像鲁滨逊一样，开始安顿下来，着手安排自己在这二十一天的生活，就好像我要在这里过上一辈子似的。起初我以捉那些我从船上带来的虱子作为消遣。当我把浑身的衣服换过好几遍，终于将全身的虱子清除干净之后，我便开始布置我选定的房间了。我用外衣和衬衫做了一个很好的床垫，用一些餐巾布缝制了几条床单，用睡衣作毯子，将斗篷卷起来作枕头。我将一个行李箱平放着当椅子，将另一个竖起来当作桌子。我取出纸张和文具盒，将随身带来的十几本书摆成书架的模样。总之，这些布置让我感到非常舒适。除了没有窗户和窗帘之外，住在这座防疫所里几乎和住在韦尔德莱网球场街没什么两样。这里有人郑重其事地安排我的饮食，他们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专门护送我的食物；楼梯是我的餐厅，楼梯平台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是我的座位；送饭的人先为我摆好食物，接着摇铃通知我开饭，然后再退出去。吃过饭以后，如果我不读书写字或者布置房间，我就会到新教公墓去散一下步，那里是我的院子。要不我就爬上顶楼，眺望远处有船只进进出出的海港。我就这样打发了十四天时间，如果不是法国公使德·容维尔帮我缩减了八天时间，我想我还会用这样的方式过完整个隔离期。我设法寄了一封求援信给这位公使先生，这封信作过好多处理，浸过醋，薰过香，被烤得半焦。这八天我是在公使家度过的，说实话，住在他家比住在防疫所里舒服多了。他待我很友善。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他带着我拜访了热那亚城里和乡下的好几户人家，玩得很开心。我俩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还长期保持通信联系。我的旅程很愉快。横穿伦巴第，途经米兰、维罗纳、布里西亚、帕多瓦等地，最后抵达威尼斯，大使先生正在那儿焦急地等着我的到来。
我发现，由宫廷和其他大使馆发来的公文在这儿堆成了一座小山。尽管大使先生有密码本，可他还是看不懂那些由密码写成的公文。由于我此前从未在任何办公室工作过，也从未见过政府密码，因此起初不免有些惴惴不安，生怕出洋相。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将积压的全部密码公文都译出来了。其实这些公文根本不值得使用密码，因为一方面威尼斯大使馆一向很少有事情可做，另一方面政府是绝对不敢将任何事情交给蒙太居来办的。在我到来之前，蒙太居先生面对一大堆问题简直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他既不会口授命令，也不会用文字明白晓畅地表达意思。我对他来说非常有用，他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我优待有加。除此之外，他对我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为精神失常而离职之后，威尼斯大使馆暂由一位名叫勒·布隆的法国领事主持使馆事务。甚至在蒙太居先生到任之后，勒·布隆先生还会一直主持工作，直到他引导蒙太居先生熟悉馆务为止。蒙太居先生虽然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却嫉妒别人代自己行使权力，因此他对领事十分嫌恶，所以当我刚一到达使馆，蒙太居先生马上就让领事不再承担使馆秘书的职责，准备将其移交给我。因为职责和头衔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让我顶上了使馆秘书的头衔。在我呆在他身边的那些日子里，他从来不指派别人，而只派我以使馆秘书的名义前往威尼斯共和国参议院，或会见由参议院派来的代表。事实上，蒙太居先生宁愿用自己的心腹，而不愿用领事或宫廷安排的办公室职员作使馆秘书，这当然也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
蒙太居先生的这些做法让我过得非常惬意，而且阻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和侍从在馆内和我争夺地位。我成功地利用秘书的权威维护了大使的治外法权，阻止了好几次对使馆的侵犯，从而维护了豁免权。这些事情是他的那些威尼斯籍官员们不情愿或没有能力干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从未允许匪徒逃到馆内来避难，尽管这样做可以让我大捞一笔，而且大使阁下也不会不屑于从中分一杯羹。
他甚至对于秘书所特有的从使馆办事处所获得的好处费，也好意思张口要一部分，当时虽是战争期间，但仍有许多护照必须要签发。每本护照都得由秘书起草并副署，然后秘书可以从中收取一个西昆的费用。我的前任都遵从了收取一个西昆的惯例，无论是对外国人还是对法国人，都一视同仁。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公平，所以，虽然我不是法国人，但我还是取消了向法国人收费的规定。不过，在向其他国家的人收费时我却决不手软。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来办护照，却没有交纳费用，我便派人去讨要。我的这种放肆让这个喜欢记仇的意大利人一直耿耿于怀。当我改变护照签证收费方法的消息传开之后，马上就有成群的人假装法国人跑到使馆来办签证。他们操着蹩脚的法国方言，有说自己是普洛旺斯人的，有说自己是庇卡底人的，还有自称是勃艮第人的。由于我的耳朵还算灵敏，因此很少受骗。我坚信不会有哪个意大利人会少付一个西昆，也不会有哪个法国人会多付一个西昆。可我真蠢，竟然将这件事告诉了本来对此一无所知的蒙太居先生。一听说有西昆，他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对免收法国人的签证费没有提出异议，却要求和我平分非法国人交纳的签证费，并许诺会给我与其相当的利益作为回报。我自己的利益受损倒还罢了，可当我看到他这样卑鄙无耻时，不禁火冒三丈，当场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要坚持，我就越发生气，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不行，先生，请阁下留下属于您自己的东西，而把属于我的东西留给我，我是永远也不会让给您一分钱的。”他见这条路走不通，于是想出了另外一个歪招。他厚颜无耻地对我这样说，既然我从他的使馆办事处获得了收益，那么理所当然地必须自己负担办公费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