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不久，我便有机会在一本重要得多的着作中，对这一原则进行彻底地阐发了。我想，就是在这个1753年，第戎科学院公布了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的征文章程。这个伟大的问题震撼了我，我为这个科学院竟然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而惊讶不已。既然它有勇气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有勇气去写。于是，我就着手写了起来。
为了能够自由自在地思考这个重大的主题，我和戴莱丝、我们的女主人——她是一个好女人——以及女主人的一个朋友一起，去圣日耳曼旅行了七八天。我把这次旅行看作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旅行之一。天气晴好，两位好女人承担了一切的劳作和花销，戴莱丝同她俩一起玩耍，而我则什么事都不用管，只在吃饭的时候回到她们身边，并寻点消遣。每天其余的时间，我就钻进树林深处，我在那儿搜寻并且发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大胆地勾勒出了这个时代的历史。我推翻了人类的那些可鄙的谎言，大胆地将他们的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我澄清了那扭曲了人的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并将人为的人与自然的人进行对比，向他们指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受到这些崇高理想的激励，飞升到神圣的境界，在那儿看到我的同类在盲目地循着一条充满偏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道路前行。我以一种他们无法听见的微弱的声音向他们疾呼：“你们这些愚蠢之极的人啊，你们总是抱怨大自然，要知道，你们全部的痛苦都来自于你们自身啊！”
我的这些苦思冥想的结晶就是《论不平等》。这部作品比我的其他任何作品都合狄德罗的口味，他向我提出了对这部着作最为有益的意见。但是这部作品在整个欧洲只有少数几个人能读懂，而且这些读懂了的人中没有一个愿意谈论它的。既然它是为征文而写，于是我就将它寄了出去，但事先就料定它得不了奖，因为我深知，科学院设立各类奖金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征求这一类文章。
这次短途旅行和写作对我的健康和性情都有好处。好几年以来，我一直遭受着尿潴留的折磨，只能任凭医生摆布，可是他们却丝毫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耗尽了我的气力，损坏了我的体质。从圣日耳曼回来以后，我发现自己强壮了一些，觉得身体好多了。按照这个启示，我决定今后不管是死是活，反正不再去求医问药了，我要跟医生和药物彻底绝缘。我永远地告别了这些东西，开始不依照任何既定的规则而生活，在不能走的时候就安安静静地呆着，等身体好点了，就出去走动走动。如果在巴黎，我就得生活在那群喜欢自我夸耀的人中间，这太不合我的口味了。文人们的政治阴谋，他们的那些可耻的争吵，他们写的书那么的不够坦率，他们在社交场合又是那么的倨傲不逊，这一切都让我深恶痛绝。在他们身上，甚至是我的朋友们身上，我几乎很难发现温文尔雅的气质、开诚相见的精神和坦率直白的态度。我讨厌这种混乱嘈杂的生活，开始热切地盼望着到乡间去居住。虽然明知我的工作不允许我在乡间定居，但是我还是希望至少能在那儿度过我的闲暇时光。有好几个月，我吃完午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孤身一人前往布洛尼森林去散步，在那儿思考一些打算将来要写的作品的题材，常常是一直呆到夜里才回家。
当时我和果弗古尔交情甚笃，他因为公务要到日内瓦去一趟，建议我和他一起去，我同意了。我因身体欠佳，离不开“女总督”的照顾，便决定让她和我同行，留下她的母亲看家。待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我们三人便于1754年6月1日一同出发了。
我必须把这次旅行记录下来，这是我四十二年的人生旅途中第一次碰到类似的经历，它极大地震撼了我那毫无保留地、十分自然地给予别人充分信任的天性。我们三人租了一辆马车，中途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的一段路程。途中我时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戴莱丝就表示极为讨厌和果弗古尔单独呆在车内。当我不顾她的恳求，执意要下车步行时，她便要求和我一同下车。我对她的这种任性责骂了好久，甚至强烈反对她下车，她迫不得已，只好跟我道出了实情。当我得知果弗古尔做的那些下流勾当时，感觉就像在做梦似的，一下子从云端跌了下来。原来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友，这位患有痛风病和阳痿，被酒色淘空了身子的果弗古尔先生，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从我们上路伊始，便开始不停地挑逗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且是属于自己朋友的女人；而且手段极其下流卑鄙，他甚至要送钱给她，还拿了一本十分淫秽的书籍念给她听，并给她看他随身带来的一大堆淫画。戴莱丝十分生气，有一次竟把他那本坏书从车窗里扔了出去。她还告诉我，在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我因为剧烈头痛，没有吃晚饭就去睡了，而果弗古尔就趁着这段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试图引诱她，对她动手动脚，根本不像一个我所信赖并向其托付了自己的伴侣的正人君子，而只能说更像一个色鬼和骚公羊。这件事多么令人震惊！而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件多么伤心的事啊！在此之前，我一直相信友谊是与形成其魅力的所有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密不可分的，可现在我却生平头一次不得不将友谊和鄙视联系在了一起，不得不从一个我过去爱过且以为自己也被其所爱的人身上撤回我的信赖和尊敬。这个流氓对我隐瞒了他的一切卑鄙龌龊的丑行，为了不让戴莱丝为难，我也不得不在他面前隐瞒我对他的鄙视，把他绝不会知道的那些感情深藏在心中。唉，友谊的甜美而神圣的幻象啊！果弗古尔是第一个把我眼前的这层面纱揭开的人。从此以后，不知又有多少只冷酷无情的手想阻止这面纱重新遮住我的脸啊！
一到里昂，我就和果弗古尔分道扬镳了，另走萨瓦那条路，因为我不忍心再一次离妈妈那么近而不去看她。我又看到她了……天哪，她过的简直不是日子！她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她早年的美德都到哪儿去了呢？她就是当年庞特瓦神父推荐我去找的那位明艳动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是多么地难受啊！我想她已经别无出路，只有离开此地才行。我在给她的信中再三恳求她来和我一起安静的生活，并表示我和戴莱丝愿意用毕生的精力来使她幸福。但是她却放不下她的年金，不愿听我的话。这年金虽然按期发放，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她已经一分钱也得不着了。我把自己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如果我不是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我给她的钱她一点也享用不到的话，我本来是应该而且也肯定会多给她一点钱的。在我逗留日内瓦期间，她到沙伯莱去作了一次旅游，并到格兰日运河路来看了看我。她没有钱继续她的旅程，而当时我恰好也没有带那么多钱。一个小时以后，我让戴莱丝把钱给她送去。啊！可怜的妈妈！让我再一次说说她那善良的心地吧！她剩下的惟一一件首饰是一枚小戒指，她把这枚戒指褪下来戴在戴莱丝的手指上。戴莱丝马上将它取下，重新套回到她的手指上，同时淌着热泪亲吻那只高贵的手。啊！这正是我偿还宿债的时刻啊！我应该抛下一切跟她走，与她相依相伴，不管她的遭遇如何，我应该与她同呼吸共命运，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离开她半步。可是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我牵挂着另外一份感情，我觉得我对她的感情就变得淡薄了一些，因为我无法指望我的这份感情会对她有点什么好处。我为她而哭泣，却没有随她而去。在我平生所感到的内疚之中，惟有这个内疚是最刻骨铭心的，也是最让我抱憾终身的。我的行为理应遭受从那时起就不断降临到我头上的那些可怕的惩罚。我真希望这些惩罚能抵消我的忘恩负义！这种忘恩负义虽然表现在我的行动上，但是它同时也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这足以说明我这颗心绝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心。
在离开巴黎之前，我已经拟出了《论不平等》这篇文章献辞的草稿。我在尚贝里完成了这篇献辞的定稿，并在文中注明是某年某月某日写于尚贝里。我觉得还是不要标明写于法国或日内瓦的好，这样可以避免好多不愉快的事情。我一到尚贝里，便沉浸于那种召唤我来到该地的拥护共和政体的激情之中，而我的这种激情又因为我在那儿受到热情欢迎而不断增长。我受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款待和厚爱，心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我因放弃父辈们所信奉的教派改别的教派而被剥夺了公民权，对此我感到十分羞愧，我决定公开地重新信奉我的父辈们的宗教。我想，既然所有的基督教徒所用的都是同样的福音书，而他们的基本教义之所以产生差异，完全是因为人们想强行解释他们不懂的东西，那么在每一个国家里面，就只有君主才有权规定信仰的方式和确立那些难以理解的教条，而公民的义务就是接受这种教条和奉行法律所规定的信仰方式。我与百科全书派的交往不仅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由于我与生俱来的对争论和拉帮结派的厌恶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在对人和宇宙的研究中，我到处都能发现那主宰着人和宇宙的终极原因和智慧。几年来，我潜心研读《圣经》尤其是《福音书》，由于这些阅读，我很早就开始蔑视那些最不配理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教义所作的解释。总之，哲学一方面让我领悟到宗教的精髓，另一方面又为我清除了那些遮蔽其光辉的琐碎无聊的程式。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我认为他不可能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同时我也认为，在每个国家里面，与宗教有关的形式和纪律都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一合理的、具有社会性的、和平的然而却又给我招来残酷迫害的原理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想成为市民，就必须做个新教徒，重新信奉我国的宗教。我决定这样做，甚至听从了我所在的远在城外的那个教区的牧师的指示。我只希望不要被弄到教务会议去接受讯问。然而，教会的法令对这一点规定得十分明确。不过，他们十分友善，愿意对我网开一面，只指定了一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小型委员会来单独听取我的改宗誓言。不幸的是，那位和我关系很好的既和善又亲切的佩尔得利奥牧师竟然对我说，大家很想听听我在这个会上将要讲些什么。这种期待让我惊慌不已，以至于我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来没日没夜地琢磨我早已准备好的一篇发言稿。可是到了该我发言的时候，我还是慌了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这个会议上，我简直就像个最愚笨的小学生，还是审查我的委员们为我说了话，我只需像个傻子似的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了。接着，我就被接纳进了教会，并重新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我以公民的身份在保安税册上登了记，这种保安税是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我还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出席市政官员缪沙尔的宣誓仪式。对于国民议会和教务会议此次对我释放的种种善意，以及所有官员、牧师、市民的礼貌而客气的行为，我深受感动，加上好心的德吕克的再三恳求，更重要的是出于我自身的意愿，当时我一心只想回到巴黎拆散我的家庭，处理一下我的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或者给他们一些赡养费，之后就同戴莱丝一起回到日内瓦定居，度过余生。
这样决定下来之后，我便把正事暂时搁置下来，以便同我的朋友们好好玩一玩。我一直玩到快启程的时候才收手。在这些游玩之中，数我同德吕克、他的儿媳和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戴莱丝一起划船环湖游览的那一次最开心。这一次旅游花了我们七天时间，那几天的天气实在是好极了。湖对面风景怡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几年以后，我在《新爱洛伊丝》中描写了这些风景。
我在日内瓦结交的人除了德吕克之外，主要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和他在巴黎时就认识了，他后来的表现不像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那么高；佩尔得利奥先生，他当时是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和他的交往十分愉快与舒适，值得我永远怀念，尽管他后来认为与我绝交这件事情做得很好；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我曾将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是漏了读献词，他似乎比较欣赏这篇文章；吕兰教授，直到他逝世我都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他甚至托我为图书馆购书；凡尔纳教授，像其他人一样，在我向他表示过我的好感和友谊之后，就对我理都不理了，而我的那些表示本应让他大受感动的，如果一个神学家还能被什么东西感动的话；沙必伊，他是果弗古尔的助理和继任者，他本想顶替果弗古尔，谁曾想不久以后自己倒被别人顶替掉了；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以前曾经为国立功，后来成为戏剧作家，并想竞选两百人议会的议员，于是改弦更张，在死前已经成了众人的笑柄。但是，在所有我结交的人中，只有穆耳杜给了我最大的期盼，他才华横溢、思想激烈，尽管他对我的态度常常有点模棱两可，而且他与我的死敌交往密切，但我还是一直都很喜欢他，并相信有朝一日他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者，并为他的朋友复仇。
在广交朋友的同时，我仍然保持了独自散步的习惯，从未间断过。我经常在湖边作长距离的漫步，在漫步当中，我那惯于思考的脑子一刻也没有闲着。我的那本《政治制度论》的轮廓就是在散步的时候想出来的，我很快就会谈到这本书。我还构思了《瓦莱史》，它是一篇散文体悲剧，以柳克丽希亚为题材，虽然我是在这个不幸的女子已经不可能出现在任何法国戏剧里的时候，放开胆子让她再次登上舞台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击垮那些嘲笑者。我还尝试着翻译塔西陀，译出了他的历史书的第一卷，译文收在我的文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