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逗留了四个月以后，我于十月间回到了巴黎，途中绕过了里昂，以免碰见果弗古尔。由于我打算到第二年的春天才返回日内瓦，因此在冬天我恢复了原来的生活习惯和职业，主要的工作是审阅《论不平等》的校样，这部书稿是我托书商雷伊在荷兰出版的，我和他是新近在日内瓦认识的。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共和国的，而这篇献词可能会使国民议会不高兴，所以我想在回日内瓦之前先等一等，看看这一篇献词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反响果然对我不利，这篇献词原本是我在最纯洁的爱国激情的激励下写出来的，现在却偏偏为我在议会中树立了敌人，在市民中招来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首席市政官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而冷漠的信，原件收入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在个别人那里，尤其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里，我听到不少褒扬之词，但是仅此而已，我没有看见有哪个日内瓦人真正地感谢我写在书中的那些发自肺腑的热忱。这种冷漠让任何注意到此事的人都感到震惊。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克利什尔同杜宾夫人吃饭，在座的还有共和国代办克罗姆兰，以及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间坦率地说，议会应该为这本书给我一个奖赏并公开地赞扬我，否则它就有失体面。克罗姆兰是个肤色黝黑、粗俗阴险的人，他当着我的面不敢答复，便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惹得杜宾夫人笑了起来。除了满足我的心愿之外，这部作品为我带来的惟一好处，就是公民的称号，这个称号先是由我的朋友们，然后由公众赠给我的，后来由于我太配享有这个称号而又失去了它。
不过，如果没有一些更强烈的动因对我的内心产生影响的话，仅凭这次不如意是无法阻止我去执行退隐日内瓦的计划的。埃皮奈先生急于给舍弗莱特府第添盖它所缺少的一翼房舍，为此花了很大一笔钱。一天，我陪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了这个工程，顺便又往前多走了四分之一法里的路程，一直走到公园的蓄水池边，旁边是蒙莫朗西森林，那儿有一个漂亮的苹果园，园中有一座破破烂烂的小屋，人称“退隐庐”。在我未去日内瓦之前，这个僻静而舒适的地方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曾经在兴奋中，情不自禁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啊，夫人，多么美妙的一个居所呀！这真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个退隐之所啊！”当时，埃皮奈夫人并没有怎么在意我的这句话，但当我第二次造访此地的时候，我惊呆了，发现在原来的破房子的旧址上，已经建起了一座几乎全新的小宅子，而且布局巧妙，很适合三口之家居住。原来埃皮奈夫人悄悄地让人完成了这个工程，而且花的钱少之又少，只从盖城堡侧翼的工程中抽点材料和人工过来就行了。她见我很吃惊，便对我说：“我的熊呀！这儿就是你的庇护所。你自己选择了它，现在友情将它献给你，我希望这份友情能让你打消要离开我的那个残酷的念头。”我敢说，我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比这更强烈、更愉快的感动；我的泪水打湿了我那朋友的慷慨的手；如果说我在那一刻还没有完全被征服，但我的决心已经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动摇。埃皮奈夫人不愿意遭到回绝，便再三催我，想方设法，托了好多人，想说服我，还动员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来劝我，最后她终于取得了成功。我决定放弃回国定居的念头，答应在退隐庐住下来。她一边等新房晾干，一边忙着置办家具，所以，开春后一切就都准备妥当，可以直接入住了。
另一件促使我下定决心的事是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这个人会在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如果我回国，那么我就会在自己的国家再次碰上那种将我逐出巴黎的气氛、风尚和习俗，就还得继续没完没了地争斗。我只能要么做一个俗不可耐的书呆子，要么做一个懦夫和坏公民。伏尔泰就我最近的那部作品写给我的信，让我不得不在回信中委婉地说明了我的忧虑，而这封回信所产生的效果证实了我的忧虑。从此，我便认为日内瓦已经不可救药了，这一点我并没有看错，如果我自觉有此能力的话，我也许该去抵御这场风暴的。可我既胆怯又拙于言辞，又怎能对抗一个阔绰的、有王公贵族撑腰、辩才无碍，而且早就是女士和年轻人偶像的人呢？我担心鲁莽行事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徒增危险。所以就听从了我的平和性情的召唤，听从了我对宁静的爱好。这种对宁静的爱好，如果说曾经欺骗过我的话，那么今天在这同一个问题上，它还是在欺骗我。要是我退隐日内瓦的话，本来是可以免去很多大灾大难的，可是我怀疑，即便我满怀着一腔炽热的爱国热情，我究竟又能为我的祖国做出点什么伟大而有益的事情来呢？
差不多与此同时，特龙桑来到日内瓦定居，后来又跑到巴黎来做江湖医生，捞了一笔钱回去了。他一到巴黎，就和让古尔骑士一起来看我。埃皮奈夫人急于请他单独给她诊治一下，但是求他看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她挤不进去，便求助于我，于是我就促请特龙桑去给她看看。这样，在我的帮助下，他俩开始有了联系，到了后来，他俩的联系更加紧密，却把我给甩了。这就是我的宿命，一旦我把我的两个素不相识的朋友介绍到一起，他们就必定会联合起来反对我。虽然特龙桑一家在他们所参与的那个使祖国沦落到受奴役的地步的阴谋之中，个个都似乎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这个医生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颇为友好。他甚至在返回日内瓦之后，还给我来信，提议我担任日内瓦图书馆荣誉馆长一职。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的这个提议并没有使我动摇。
就在这个时期，我又去拜访了一次霍尔巴赫先生，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尔巴赫夫人和弗兰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停留于日内瓦期间过世的。狄德罗在把霍尔巴赫夫人去世的噩耗告诉我时，谈到了她的丈夫是多么地哀恸欲绝。他的哀伤打动了我，我也为这位温柔亲切的女士之死而叹惜不已。我给霍尔巴赫先生写了一份吊唁信。这件丧事让我忘记了他所有的不是。当我从日内瓦回来以后，而他为了排遣哀愁，跟格里姆以及其他几个朋友到法国各地去转了一圈，也回到巴黎以后，我就去看望了他。后来我还继续去看他，直到我迁居退隐庐为止。当时他还不认识埃皮奈夫人，当他那个小圈子里的人得知埃皮奈夫人正在为我准备一所宅子的时候，便纷纷对我大肆讥嘲，说我需要有人奉承，离不开都市的娱乐，连半个月的寂寞都忍受不住。我的内心十分坦然，便由他们去说，还是继续我行我素。霍尔巴赫先生倒是给我帮了点忙，他给老勒·瓦瑟安置了一个去处。老勒·瓦瑟已经年过八旬，他妻子觉得他是个累赘，不停地求我把他打发走。他被送进了一家慈善机构，由于年纪太大，加上被离开家庭的痛苦所折磨，几乎一到那儿就过世了。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对他的死都不怎么悲伤，只有一向疼爱他的戴莱丝一直不能释怀，总是后悔不该让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凄凉地死去。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客人来看望我，尽管他和我是老相识了，这次访问还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指的是我的朋友汪杜尔，我万万也没有想到他会在一个晴好的早晨跑来看我。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的变化太大了。他往日优雅的风度已经荡然无存，浑身弥漫着一股放荡的气息，让我无法和他推心置腹地畅谈。要么是我的眼光变了，要么是他那昔日的神采奕奕完全来自于青春的光彩，而现在他已经青春不再。我几乎是冷漠无情地接待了他，而我们分手的时候更是相当的冷淡。但是，当他走了之后，我俩往日亲密无间的友情又强烈地勾起了我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忆。我的青春是多么愉快地完全献给了那位天使般的女人，而现在她的变化也不亚于汪杜尔啊！还有那个幸福时代的种种小插曲，我想起了我在图纳和两个妩媚迷人的女孩在一起天真无邪、兴高采烈地度过的那个浪漫的一天，虽然她们给我的惟一恩惠就是让我吻了一下手，尽管如此，她们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惆怅。当年，我年轻的心满怀着喜悦的激情，并且感受到这种激情的全部力量，可是我认为这种激情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有这些温柔亲切的回忆，都让我为那已逝的年华和不能复得的乐趣泪流不止。啊！对于晚年重来的那份不幸的激情，如果我能预料到它会给我带来那么多的痛苦，那我又将会洒下多少泪水啊！
在离开巴黎之前，具体来说就是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天，我做过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并且品尝到了它全部的纯洁意味。巴利索是南锡学士院的院士，曾经因几部他写的戏剧而出名。当时他刚为法国国王的岳父波兰国王演出过一个戏剧。他在剧中写了一个胆敢执笔对抗国王的人，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取悦国王。可是这位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性格直爽，不喜欢讽刺，看到有人竟敢在他面前这样评说当世的名人，不禁勃然大怒。特莱桑伯爵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和我，告诉我国王陛下打算将巴利索从学士院开除出去。在回信中，我诚挚地恳请特莱桑先生向国王求情，让他这次饶过巴利索。巴利索果然被饶恕了，但是特莱桑在向我传达国王的旨意时，又补充说这件事会被记录在学士院的档案上。我回信说，这不是饶恕，反而是一个永久性的惩罚。最后，经过我再三的恳求，这件事总算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他承诺说档案上将不会对此事作任何记载，而且有关这件事的任何细节都不会对外公开。在给出承诺的同时，无论是国王还是特莱桑先生，都很郑重地对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让我感觉非常欣慰。通过这件事情，我感觉到，凡是自身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对某个人的尊敬，一定会在这个人的心中产生出一种比虚荣心更加甜蜜和高贵的情感。我将特莱桑先生的信以及我的回信都收入了我的信函集，原件为信函集A中的第九、十、十一号。
我很清楚一旦我的这些回忆录公之于世，那么那些我想抹去痕迹的事情反而会永远地流传下去，但岂止是这些，还有好多我不得已而传给后世的事情呢！被我时刻铭记于心的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以及把一切和盘托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容许我为了某些小事而畏首畏尾，否则就会背离我的目标了。在我这种离奇而独一无二的处境下，我更应该对真理负责，而不应顾忌这个人或那个人。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我，就应该了解我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我的忏悔有必要和其他许多人的忏悔联系在一起。当我在谈到和我有关的事情时，无论涉及自己还是别人，我都是同样的坦率，因为我不觉得我应该对别人更宽容而对自己更苛刻，尽管我在骨子里是想这样做的。我想始终保持公正与真实，尽可能地去说别人的好处，只在与我有关范围内数落别人的不是，而且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在我被弄到这种处境的情况下，还有谁有权向我作更多的要求呢？我的忏悔录绝不是为在我活着的时候出版而写的，也不想在相关的人员还在世的时候出版。如果我能主宰自己以及这本书的命运，那么这本书将会在我和这些人都去世很久以后才面世。但是这些可怕的真理让我的那些强大的压迫者们感到恐惧。因此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想把真理的痕迹扫除干净。这就迫使我不得不采取最审慎的公理和最严格的正义所允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来保留这些痕迹。如果我的忏悔录能和我一同消失，而不会累及别人的话，那么我会毫无怨言地忍受这一不公正的而且转瞬即逝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注定要永远留存，那我就应该尽力让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者的回忆连同这个名字一同流传下去——当然是按照真实情况，而不是按照他的那些不公正的敌人们所处心积虑地描绘的那样流传下去。
我急于住进退隐庐的蜗居，以致等不及美好的季节降临。待新房子一收拾好，我就连忙搬了进去。这就引来了霍尔巴赫一伙人的一片讥笑声，他们公开地预言我不可能忍受三个月的寂寞，说我很快就会承认失败，然后灰溜溜地回到巴黎，继续过和他们一样的生活。而我自己呢，十五年来一直远离自己喜欢的环境，现在既然有机会返璞归真，又哪里会有闲心去管他们的这些冷嘲热讽呢？自从我不由自主地被抛进社交界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我那亲爱的沙尔麦特和我在那儿度过的幸福生活。我感到我天生就适合过乡居和退隐的生活，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幸福。在威尼斯，公务繁忙，位居类似于外交使节的高位，满怀着升迁的渴望和计划；在巴黎，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享受着晚宴的口腹之乐，观赏着戏剧的浮华，沉浸于如过眼云烟的虚荣之中——但是在这些时候，我仍会回忆起丛林、小溪和孤独的散步，它们勾起我的愁思，让我分心，引起我既憧憬又怀念的长叹。我之所以甘心做那些长时间的辛苦工作，接受一阵一阵袭来的让我热血沸腾、野心勃勃的计划的摆布，都没有别的目的，只为了有朝一日能过上宁静的乡间生活，此刻我自认已经过上了这种生活。我原以为只有在彻底地自立之后才能过上这种生活。可是以我现在的这种特殊地位，完全无须自立就能通过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稳定的收入，但是我有点名气和才华，又很节俭，削减了所有为迎合大众舆论而支出的昂贵花销。此外，尽管我很懒散，但只要我愿意，我还是很勤劳的。而且我的懒散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无所事事的懒散，而是那种独立不羁之人的懒散，这种人只在想干活的时候才干活。我的抄谱工作既不引人注目，又赚不了大钱，但是很牢靠。社交场上的人很满意我有勇气选定了这一行。我不担心找不到活干，而且只要我努力工作，就足够维持我的生活。《乡村占卜者》和我的其他作品的收入还余下两千法郎，足以保证我在一段时间内不用为衣食担忧。此外，我还有几本正着手写作的书，有望不必向书商索要高价，就可以再增加一点收入，让我工作得更为舒适，无须过分劳累，甚至还有空去散散步。在我的这个小小的三口之家里，每个人都没有闲着，要维持我们的生活并不需要太多的花费。总之，我的收入与我的需求和欲望是正相匹配的，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志趣所选择的方式，过上长久的幸福生活。
